没人擅长预测未来

“没有任何飞行器能从纽约飞到巴黎，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1909年，飞机的共同发明人维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这样写道。刚过了10年，1919年，一架英国飞机飞越了大西洋。

“互联网的增长会急剧减缓，”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8年写道，“绝大多数人彼此都无话可说！到2005年前后，态势就会很清楚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比传真机对经济的影响大。”这个判断大概只说偏了一点点吧？所以后来，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预言很受欢迎，因为它们符合人类的天性。它们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创造出确定的幻象。但预言错得往往远比我们以为的离谱。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设计了一项研究，来分析预言的准确程度。研究邀请了284位专家，他们的专长包括“在政治与经济趋势方面做出评论或提供建议”。专家们的学历都令人钦佩：一半以上有博士学位，几乎人人都读完了硕士研究生；平均来看，他们有12年的相关专业经验。

该研究请专家们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做出预测，例如，美国目前的执政党在下次大选后是否依然能大权在握，或者未来两年内GDP的增速会提升、下降还是持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泰洛克收集到了超出82000份预测。

专家们的表现差劲得很，他们没能胜过一个简单的算法：这个算法假定，以往发生的事在以后会继续发生。比如说，目前的GDP增长率是1%，那么未来两年内GDP增长率很可能保持不变。专家们也没胜过渊博多智的业余爱好者，即泰洛克所说的“《纽约时报》的热心读者们”。专家们唯一的胜利，是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们预测得准一些。“他们赢得了不可思议的丰功伟绩：还不如瞎蒙猜得准。”泰洛克这样写道。

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或更丰富的经验也没派上用场。有博士学位的专家并没胜过没博士学位的，行业老手也没有胜过新手。

然而，有一个变量确实对预测的准确度产生了影响：专家受媒体欢迎的程度。那些吸引了媒体关注的专家——就是你在电视上看见的那种专家人士——预测的准确度比低调的同行更差。一位专家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说出过分自信的话和适于引用的预测——但事后证明，这些话总是错的。

预测不准的问题不止出现在政治或经济领域，各个行业都有这种现象。另一项研究（名字妙得很，叫作“专家们怎会懂得这么多、却预测得这么差？”）在医药、会计和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然而，做出了不准确预测的专家们并未因此出局，他们往往能全身而退。人们很少会说：“斯图博士，要么这次您就别发表高见了，因为您关于经济的预测有90%都是错的。”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老早就转移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突发事件上去了。

时不时地，斯图博士也能说准一条，可这不是因为他开了天眼，而是因为运气。要是你拿枪砰砰砰地打一整天，肯定也能打中靶子，但这不能令你变成神枪手。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专家能起到重要作用——只有专家才会写电脑程序或是设计出飞机，我可不想请一个从YouTube上学根管治疗的牙医给我看牙。专家们有经验，与经验伴随而来的是渊博的专业知识。他们能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在他们的领域内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是，要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就没那么在行了。

问题不止出现在专家们身上，没有人擅长预测未来。人生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没法被预测、被画成图表或是浓缩成一页PPT。当未来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出去（更糟的是，我们会依然执着于那些想法）。

我们花费了如此多的心力，想去预测那些不受我们掌控的事情，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担忧。我们提前感受到了痛苦，活在想象出来的各种糟糕状况里面，比如坏经济、坏天气、坏……你自行脑补吧。

担忧是对想象力的巨大浪费。想想看，你在这些事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你为未来担忧，翻来覆去地琢磨那些预测——对政局的，对股市的，对新冠疫情的，等等。

臣服是一种解放，而不是认输。臣服不意味着放弃责任或是躲避问题；它意味着，去关注那些你能掌控的事情，放开那些你不能掌控的。

说到底，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样做有帮助吗？

担忧未来，对你有帮助吗？

在这个时间，第无数次地刷新你最爱的新闻网站，有帮助吗？

把对自己心智状态的管理权拱手交给那些自封的预言家，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着有抚慰作用、却误导人的预言，这样做对你有帮助吗？

如果答案是“没有帮助”，那就放开手，随它去吧。

别再试图预言未来。去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