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科举

上周末，朋友去参加全省公务员考试，考得不太理想。这是她第五次参考，堪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考公这一现象级的话题俨然已经超越了高考。疫情之后，经济下行，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其疯狂堪比“范进中举”。而事实上，古代科举的真实情况，比“范进中举”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道光年间有个103岁的广东考生余会来，考了几十年依然不放弃，还想去参加乡试。道光帝听说后，感其执着，破格授予他“钦赐举人”。但这位老人觉得胜之不武，想凭借自己的实力谋取功名，就又去参加全国会试，当然还是名落孙山。后来，皇帝特地授与他“钦赐国子司业”之名，也就是“太学荣誉副校长”，一时传为美谈。

只能说余会来的运气好，而其他年迈的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看看这组数据：乾隆元年，参加科考人员中，70岁以上有40人，80岁以上有3人；乾隆三十四年科考，广东考生张次叔94岁，江西考生李炜99岁。第二年，满百岁的李炜又投入了会考；乾隆五十年科考，广东考生谢启祚98岁中举。乾隆五十三年乡试，80-90岁的考生有94人，在第二年的会试中，80-90岁的考生有77人。清嘉庆五年的科考，80-90岁以上考生有251人，次年会试，70-90岁的举人多达180人，95岁以上的还有6人。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考到71岁时才成为贡生。这么一看，国考还算有底线，因为年满35岁就不能再考了。

科举考试同考公一样，不是考学，而是筛选社会精英的考试，等同于考官。千百年来，科举制为国家择优选出了一千万名左右的官员，其中11万名进士是中国封建政治体系中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这批人中不乏杰出英才，如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文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思想家，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等政治家，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包拯、海瑞等清官，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教育家，不一而足。

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文人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否则，只能穷则独善其身了。

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形式等，历代有所不同。

早在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各地负责考察发现人才的“中正官”，将本地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向朝廷推荐，朝廷量才录用。这种选官制度，貌似很全面很客观，只要是地方推荐，就会逐渐演变为家族势力的较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格局。隋代废除了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的正式产生。

科举制度之所以会在隋代产生，是因为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到了唐代的时候，科举制度被沿用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和进步。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唐代时候的考试就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常科，一类是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制科的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

一开始应试人的资格是没有限制的，只要是一般的士人和在任官员就可以参加。但是到了后来，要求也逐渐受到了限制。从一开始的允许自荐，变成了需要公卿推荐。而普通布衣的审核则更加严格，从地方到中央都需要一系列的审查和考试。

常科和制科，性质不同，因而在考生的来源、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常科一般有两个取员渠道——生徒和乡贡。生徒是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直接送往尚书省受试的人；乡贡则是指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的应试者。无论是生徒还是乡贡，这两者登科了，都不是能够直接给予官位的，而是还需要再进行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才能够授以相应的官职。可见，当时的取员从一开始的应试到最终的授以官职，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和严格的考试，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确保人才的合格性。

同时，唐代的时候，不仅有文职官员的取用，还产生了武官的取用途径，就是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到了宋元时期，科举制度又有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改革。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太祖时正式建立殿试制度，即礼部考试后由皇帝在殿廷主持最高一级考试，这样宋代的常科就分为州府试、礼部试、殿试三级。这种由下到上的一系列审查和考试，就相应有效地控制了徇私舞弊的行为。而在宋代也有直接科举考试的时间，就是三年一次。同时，为了确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从宋代开始，还实行了糊名和录，糊名就是把名字封起来，不让考官看见，这样就不至于徇私作弊。而誊录就是找专人再把考员的卷子誊抄一份，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试卷上做标记等现象。而到了元代，科举制度的内容有了截然不同的定义，之前的常科多是以诗赋为主，而元代则多是以经义为主。经义的考查主要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中选取命题，答案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到了明朝，科举制逐渐发展到了鼎盛。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这就表现在对科考方法的严厉上，极力做到避免一切不正当的作弊行为。为了确保科考人员的正统性，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进学校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由之路。这个时候的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就展示出了其优越性。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明清之际，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即举行乡试的次年，举人在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录取的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及格者再于当年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选者为“进士”，第一名叫“状元”。这种考试分等级的方法，是在宋元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考试的内容也更加正统化，直接从四书五经中选取命题，然后文章论据要从程朱注释中而来，并对八股文的格式进行确立。

科举考试连中“三元”，更是珍稀动物，明朝仅两人，清朝仅三人。这一系列的流程，正是为选取素质过硬的合格官员做好了准备。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不能直接说明以后是否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官员，但是，这类人起码具备了一定的官员素质。而其中所考的内容就包括了文化素养、政务、时务，这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十分具有共同性，都是一种综合才能的考定。

但是，这种考试制度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即“高分低能”，就是容易出现所谓的“纸上谈兵”，这类人只会说，而到了实际运用的时候就没办法做。所以，朱元璋和康熙曾经一度想要找另外一种方法来替代科举制度，也曾经一度停止科考，但是最后没办法还是恢复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出其他的方法能够比科举制度更公开公正的了。这种以考试为基础的选举制，它的客观性和标准性的建立都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所产生的，这种强化了的对选任过程的控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绝无仅有的。

举人和进士是不直接授予官职的，所以，古人所谓的“功名”，和今人的“文凭”相类似，有一种学位的意义。虽然不能直接做官，但是“功名”是做官的资格。自宋太祖开始，形成“宰相”须用读书人的传统，即使通过特权荫补官员也需要考试。明代即有“非进士莫入翰林，非翰林莫人内阁”之说，内阁宰相基本上为进士出身。如果没有这种资格的话，就会被人质疑入朝的身份，就会为人所不齿。

科举制为绝大多数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人仕的机会，这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可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在科举制度刚刚确立的唐代，诸朝宰相也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各政府衙门中的官吏大部分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士子。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消极因素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明代八股取士之后，科举制度逐渐成为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