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过度关注个人情绪引出很多不合逻辑之事

“愿普天下有情人的都成了眷属”。

《西厢记》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打破世俗藩篱，畅叙恋爱自由。它抛弃了传统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婚姻从家族利益联姻回归到个人情感抒发，从集体属性回归到个人自由。不再让自我奴役于家族，不再如木偶般受人摆布，也不再赞誉女子的“温良、顺从”，而是“离经叛道”，自我争取。

元代以部族入主中原，不受华夏文明之沐化，读书人只有少数能入朝为官。文人墨客失去传统的仕途之路，只能混迹于底层勾栏苑所，放浪形骸，无所拘束。且元庭不重视文化功用，既不受我沐化，也不于我加以压制管束。所以元代文化因政治上的松弛，文人的奔放，方才造就崔莺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换作后来的明清时期，男女私会必被唾弃为有伤风化，大加挞伐。

明清之人对《西厢记》爱之欲狂，近800年间不同注释版本多达上百种，仅明代就独占60余本，足见他们的喜爱。其背后的原因是程朱理学对明清时人的个性禁锢，“三纲五常”成为人性的枷锁。外力愈大，其内在积蓄的反抗愈强。但因政治对道德的强烈束缚，造成行为上不可改变，只能于精神上找补，以达到人内心的平衡。所以《西厢记》的流行正是时代精神的映照。

此处不欲就人物重复前人分析，而主要分析一些书中的奇特现象：

国家：吏治混乱

故事发生的基础是兵匪孙飞虎的出现。若没有此人，张生便只停留在一见钟情、魂梦难消上，不会有后来的待月西厢。它相当于命相中的“横劫”，改变了莺莺人生的走向。

应注意的不是抢劫崔莺莺，而是朗朗乾坤，为何会出现一支5000人的军队为匪？要知道中央集权下对军队的调动控制相当严格；何况孙飞虎行劫对象还是前任宰相之女，此种行径无异于挑衅皇权，造反作乱。

作者生活的元代不可能出现。唯一的解释便是，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吏治混乱，武备制度废弛。唐朝已陷入不可逆的衰退期。为何？因为后世西厢都是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演变而来，不同的是元稹原版是“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作乱之人不叫孙飞虎，但行径雷同。《西厢记》也斥其为“为国无忠信，掳掠人民”。一个“不善于军”的人掌握军队，而军队敢于自行劫掠，可见安史之乱虽过去几十年，但后遗症已经不可逆转。

这是事件发生的国家大背景。

家族：利益为先

这一点很明显王实甫受元代世情现实的影响。只有宋代经理学改造后的家族观念，一切利益才只为家族，女性便被模糊化成一件商品，而非有血肉情感的人。

何谓家族利益？即家族的颜面、荣辱等无形利益，以及财帛、官位等实在的利益。在这里主要表现家族颜面与门当户对思想。

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崔莺莺自愿献身。其母却说崔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献身贼子是“辱没了俺家谱”。难道不应该是心疼女儿，为女儿而否决吗？却因为辱没家族。再有因崔母悔婚，莺莺与张生西厢私会，有了夫妻之实，崔母又说若向官府告发，“玷辱家门”，“辱没了你父亲”。她并不认为是自己过错，也不在意女儿幸福，一心只想着家族颜面。

崔莺莺本是家族利益的受害者，但想法却与其母一个样。张生高中报喜，莺莺回信张生说“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这句话折射出家族颜面得以保全，门当户对条件满足。

在古代，再如何独立飒爽的女子，终究跳不出时代的影响。

红娘：自身幸福

前人目光总是集中于莺莺、张生、崔母身上，对红娘多限于牵线搭桥作用。但这个小丫鬟心思不简单。

红娘本是崔母派去监视莺莺的，她违背自己的使命而帮助莺莺，自己能落得什么好处？比如帮莺莺与张生玉成好事，一旦事发她很可能遭到崔母重刑。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那就必然有一个强力的理由支撑她去做。

何种理由能让她甘冒其险？当然是自己的终身幸福！

古代大家族女子出嫁，其贴身大丫头都会陪嫁。丫鬟没有决定自身幸福的权利，一切全在小姐是否嫁对人。红娘会随莺莺陪嫁，莺莺的选择便是她的归宿。从后来红娘叱骂莺莺前未婚夫郑桓可知，她并不喜欢此人，将其贬得一无是处，此其一；在救人之前，红娘就助张生月下以诗情挑莺莺，可见她对莺莺婚姻别有心思，此其二；张生以英雄之姿救了莺莺，美女爱英雄，一个浪漫的开场很难有女子招架得住，莺莺不也因此沦陷了吗，此其三。

总的来说，红娘助莺莺，便是在助自己。张生是莺莺挑选的，何尝又不是红娘看中的？

作者：干预过重

《西厢记》最大的不足是作者干预痕迹过重，逻辑不顺畅。

第一，杜确的形象有逻辑矛盾。为平定孙飞虎之乱，张生必须有一支力量，这便是白马将军杜确。此人是张生“同郡同学”，既为同学，年龄应该相仿。张生23岁，杜确也当差不离其。但又说“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这似乎不应当是23岁左右能拥有的。即便他是武状元出身也不可能。除非他直接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自战争中崛起，可那时他差不多才刚出生呢。

第二，门当户对。书中好些人看不起张生，崔母悔婚也有认为他配不上宰相家；崔莺莺也表露出中科举才不辱没崔家；前未婚夫郑桓也认为他出身低，配不上崔莺莺。这一点是张生与莺莺一波三折的主要因素。可实际上张生父亲是前礼部尚书，郑桓父亲也是前礼部尚书，两人谁也不比谁更高贵或低贱，这似乎与书中流露的张生出身低微相矛盾。

第三，张生中状元。状元是说中就中的？尤其是唐代。宋以后科举标准化，才能出众或能中状元，但唐代就不那么容易了。李白、杜甫都没中。很多人只得给丞相写“自我推荐信”以谋出身，比如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王实甫为改变张生出身低，强行塞给他一个状元，太突兀了！

第四，郑桓自杀。这就更不可思议了。王实甫为解恨，彻底消除隐患，竟安排郑桓自杀。可他怎么看也不像是能为感情自杀的人。郑桓因莺莺另许张生，便谎称张生在京城另娶，他则对莺莺骗婚。这种会使阴谋伎俩的人，被拆穿后会自杀？只是没达到目的罢了，一般只会灰溜溜逃走。不是忠贞之人，却让他自杀行忠贞之事，显然不合逻辑。

婚后，会幸福吗？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女主角娜拉觉醒后出走，令时人兴奋不已。但鲁迅先生续写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说娜拉的结局只能有两个：堕落或回来。

那么张生与崔莺莺婚后，又会如何？目前的如胶似漆又能持续多久？

张生心思虽细，可性子较软。红娘称他为“傻角”、“苗而不秀”、“银样镴枪头”。这样的性格主见少，易于被挑唆。承平之时还好，动乱之际必遭大殃。他所处的唐德宗时虽没有大乱，但各种奸邪已然在暗中涌动。以他的性格能否在波诡云谲中屹立不倒，保住家人，很难说。

莺莺嫁人后，就失去了自主权。爱或见弃，受宠或不受宠，全在张生。在一个女子没有经济权，处于完全从属地位的时代，能一生长久幸福的可能一只手都不到。

所以，娜拉一时的出走算不得什么，最后的结局才重要；莺莺与张生一时的甜蜜也算不得什么，未来的幸福才是重点。

总的来说，《西厢记》说了前人所不敢说的话，说了后人无限倾慕却只敢想象的追求。虽然故事逻辑矛盾很多，但语言优美，意境悠远，思想突破，亦足以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