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忆《末代皇帝》：这样拍电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本周与大家分享电影人陈冲的回忆录《猫鱼》。从上海童年的老房子到旧金山的家；从少女时代“小花”剧组到《末代皇帝》《太阳照常升起》的银幕背后；从祖辈的往事到父母、哥哥三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她以克制内敛的笔法向着家族历史征进，踏进如烟的家族往事又不沉溺其中，通过众多日常的生活细节完成了对家人形象的刻写和赋形，从而与历史生活达成了深沉又动人的联系，作品呈现出的沉郁悲悯让人为之动容。以下文字摘自《靠月光寻路》一篇，记述了多年后陈冲重温《末代皇帝》，当年拍摄现场的点点滴滴似潮水涌向笔端：

l 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非常好看的人……

火车头轰隆轰隆进站，战犯在一股白烟里拥下车来，这里几乎没有色彩，只有光影；溥仪在洗手间镜前割腕自杀，鲜红的血流淌到水池里，影片第一次出现了色彩；红色大门打开，穿着盔甲的朝廷卫士威武地骑在马背上，身后跟着举灯的、抬轿的人马；正襟等待的女人听到门外的动静，回头，一个熟睡的孩子被叫醒，他哭喊妈妈，扑进女人的怀抱；横移镜头跟着手抱孩子的母亲穿过长廊，前景骑在马背上的朝廷士兵滑过，她转身朝镜头走来，再次转身，她逐渐被前景士兵的身影遮挡住，士兵突然跪下，母亲已经走到轿子前停下…

我头一次去现场那天，摄制组正在拍这场母子离别。街上阳光灿烂，棚内却在拍着夜景。一踏进摄影棚我先听到不同语言的说话声，然后眼睛才适应过来。副导演在调动群众演员的位置，摄影助理和场工在铺轨道、装摇臂，灯光组在架灯，导演贝托鲁奇坐在摄影机后排练机器运动的节奏，摄影师斯托拉罗在对讲机里轻声指挥着灯光的微调，服装造型师艾奇逊在调整“溥仪母亲”的领口。一片既熟悉又全新的混乱，令我心旷神怡。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i
演“母亲”的演员是北京饭店的一位满族服务员，我们摄制组在那里下榻，导演看到她服务员制服下的高贵气质，就选中了她，演完《末代皇帝》她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电影里扮演庄士敦的司机的男青年，原来是一个专业驾驶员，但是因为发生了人命事故永远不能再开车了，他气质里那种悲剧的凝重，使他无比英俊的脸庞更令人难忘。

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非常好看的人——护士、大夫、工人、老师、卖菜卖肉卖米的人，他们的出现好像那些自然界小小的奇迹，让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漾起层层涟漪。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表孃孃，我简直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移开，那是我第一次被美丽的容貌震撼。表孃孃从上海第二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出身不好分配去了江西，在去的路上因火车翻车成了残疾，回沪在一家简陋的地段医院工作。我多次听到父母感叹，多可惜啊，浪费了。也许正因为“浪费了”，她昙花一现的惊艳在我的心灵出没作祟，隐隐作痛。现在的美人们从普通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她们的“美”被严格管理、包装和完善后，在我们所期待的虚拟时空里展出——银幕、屏幕、杂志、广告牌，一点一滴都是资本，不会被“浪费”。

贝托鲁奇走到美丽的服务员跟前，边领着她走位边说，你走到这里停下，看到轿子拐弯时扭头。三种不同的语言喊出预备——开始！摄影机跟着空了手的母亲往回走，远处拐角口的马蹄声使她停步，轿子载着她的儿子往纵深消失，她不忍地别过头来，镜头停留在她身上，背景中轿子和骑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情境、光线、色彩、构图和镜头语言都在为她抒情，演员只需别过头，我们便会为她脑补出最充沛的内心感受。

 

《末代皇帝》剧照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贝托鲁奇属于那种少数的会用动词启发演员的导演。虽然表演最忌讳的是符号式的表达——那是外在的东西，而有生命力的表演必须发自内心——但是通往那个秘密源泉的途径不止一条，有时一个准确的动作便能提示和激发出意外的感情。一场戏里某个特定动作就像一篇音乐里某个特定音符所引起的震荡，它本身没有感情或内心活动可言，但它是构成作品生命的一个原子。

记得在长春伪满皇宫里拍婉容吃花的时候，贝托鲁奇没有跟我讲规定情境或人物内心活动—那些属于案头，他只在我耳边说，你把花塞到嘴里去，用力嚼。他用了“塞”和“嚼”，不是“放”进嘴里或者“吃”，这些动作激发某种疯狂与绝望、宣泄与克制。这是一个庆贺的场面，我一个人坐在角落，整个大厅里的人群跟着欢乐的圆舞曲在转圈，像旋涡企图把我吞噬。当我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时，泪水涌出眼眶。我游离到自己的体外看着这个孤独的女人，把大朵大朵的兰花塞进嘴里，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看到赤身裸体的自己冲出房门，在酒店走道上狂奔，N跟在我的身后，追到电梯口把我搂住，拽回房间，我们抱头痛哭。好像总是在深夜，不知往哪里迈一小步，我们就会踩到地雷，炸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那种牢狱般的压抑、无望和悲愤中得到释放，也许婉容吃花与我在走道裸奔是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必然。

“Bellissima!”拍完那条后贝托鲁奇望着我说。他的眼睛里有很多爱，一股幸福的电流击中我的身心，原来一切就是为了这个淋漓尽致的时刻而做的准备。其实我这辈子对电影的瘾，就是为了偶尔在某个完全无法预料的时刻，能到达这样欣喜若狂的巅峰。

拍摄《末代皇帝》期间，我跟N的婚姻正濒临崩溃，虽然我没有跟任何人流露，甚至连自己都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但是贝托鲁奇感觉到我潜意识里的这份伤心和脆弱，他只需为我的潜意识挖开一条渠道，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当然，这些都是隔着几十年光阴回望才看到的，在现场的时候一切都浑然天成，这便是他的才华。

l 贝托鲁奇常说他是在拍他的梦

这些年来，有不少人跟我提到过《末代皇帝》中溥仪登基典礼那场戏。很多导演拍过这样的场面，却没有人能超越贝托鲁奇在太和殿内外拍摄的这场戏。我坐在屏幕前，再一次被它震撼。

金黄色的光照射进太和殿，巨大的龙椅上坐着无辜的溥仪，等待使他不耐烦；溥仪站在龙椅上甩动长长的龙袖，模仿着门外飘动的金黄绸缎，他爬下龙椅往神秘的金光跑去，绸缎慢慢升起，他快乐地跳起来，像追逐飞起的气球；溥仪突然停止脚步，他和观众一起发现外面成百上千的人在向他磕头；摄影机跟着他走下石阶，慢慢呈现出下一层广场上更多的人，他们跪下，磕头，起身，再跪下，磕头，而溥仪听到的却是一只蟋蟀的叫声，开始在人群里寻找这个声音……

贝托鲁奇、斯托拉罗和斯卡尔菲奥蒂这个天才的组合，把这个旅游景点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场景。为了拍摄这场戏，几千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为这个庞大隆重的场面当群众演员，这一切不光是为了让加冕典礼更加辉煌，也是为了让溥仪更显幼小、无助和孤独。这场戏的动人并非源于它千军万马的制作价值，或者它完美的光线、色彩和质感，而是源于一个诗人对这个三岁孩子的恻隐之心。

《末代皇帝》剧照

贝托鲁奇常说他是在拍他的梦。我能回想起电影里许多来自贝托鲁奇意识边缘的情景：太监们给幼年溥仪洗澡，溥仪把水泼到一个太监的脸上，太监陶醉、欢喜地低声叫唤；在开满荷花的湖边，奶妈敞开衣襟给八岁的溥仪哺乳，湖心船上的遗老遗少从望远镜里看着；匿名的手隔着一层薄布，在少年溥仪的脸上、身上抚摸，溥仪沉迷在手的海洋里；柔软的丝绸下面，三个人体在缠绵、呻吟，画外的火光渐起，将蠕动着的丝绸染成红色……这些暧昧、似梦的画面和声音孕育着某种潜意识的、不可名状的压抑和渴望。有时我想，也许贝托鲁奇身上有泛神论者的基因，在他的思想里，身体与其欲望就跟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和它们的欲望一样，既根本和必然，也具有神性和诗性。

屏幕上，身穿劳动装的溥仪在修剪花草，他成了北京植物园的一名普通园丁。我想起一段贝托鲁奇跟尊龙对晚年溥仪的探讨，贝托鲁奇认为，这是溥仪从皇帝到人——由蛹化为蝶的时刻，他征服了出身、惯性和恐惧，得到了某种宁静和自信，某种升华。尊龙说，他只是一个求生者，一切为了生存。贝托鲁奇说，他还在生存中学会了去识别和享受那些无价的礼物，比方花园的鲜花、奶妈的乳房、蟋蟀的声音……

《末代皇帝》剧照

电影到尾声时，溥仪以游客的身份回到太和殿，一个男孩向他跑过来——他是故宫管理员的儿子。男孩说，你不允许到这里来。溥仪微笑着说，我曾经住在这里。对于男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们知道现实就是如此魔幻。溥仪带着男孩在龙椅下取出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只蟋蟀罐，蟋蟀慢慢探出身子望着溥仪，男孩不可思议的小脸充满奇异，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没有一个观众说过，这太不现实了，不可能发生的。

看完片子，我沿着一条叫“大地尽头”的海滨小道漫步，沉浸在遥远的思绪中。晚霞中几只南飞的太平洋候鸟在水面掠过，天色渐暗， 它们还在赶路——这些迟到的鸟儿。我想起一首诗叫《时间去哪儿了》，开头的几句好像是这样的：

穿过清晨的天空，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

他们怎么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

谁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悲伤荒凉的海岸，你薄情的朋友要永别了

啊，不是薄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到了

谁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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