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9日，北京，一名女子边走边提着杂货。  凯文·弗雷尔·盖蒂图片社

Sideline Sinology

July 23, 2024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有人就二手车问题联系你的经纪人，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的经纪人名叫威廉·克拉克，他从1999年开始担任我的经纪人，当时他冒险从他的未审稿件堆里拿到了一份《江城》的手稿。那时，我才刚刚起步，即使是威廉发来的最普通的交流——一些文书工作，或者一个关于日程安排的问题——也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认为自己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威廉在今年2月收到的请求却让我感觉有些事情结束了。它是从成都提交的：

尊敬的何伟先生，

希望您收到这封信时一切安好。我听说您已经离开中国，准备出售您的丰田汽车。我非常有兴趣购买您的汽车，并希望了解更多详情。

以下是我对您的汽车的一些问题：

该车辆的具体型号和生产年份是？

车辆整体状况如何？是否存在机械或外观问题？

您能提供任何维护记录或服务历史记录吗？

您期望的售价是多少？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亲自检查车辆。请告诉我您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作者在一个细节上说错了——那辆车是本田，不是丰田。但他对更大含义的解释是对的。我卖掉那辆本田车是因为我的家人近期没有再在中国居住的计划。我在成都的一个好朋友在他的微信圈里挂出了这辆车的出售信息，这条信息被中国社交媒体看到了，在社交媒体上，我通常被称为我的中文名字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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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生活期间，我意识到了批评，但我选择不回应，因为我不想加剧任何可能在困难时期威胁我家人的公开讨论。既然我们不会回去了，我想评论一下外国作家在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关于那辆本田，我也有一些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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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我搬到了四川省省会成都，打算暂时告别新闻事业。我接受了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职位，同意承担相对繁重的教学任务，每学期大约有60名学生学习写作和新闻课程。我的目标之一是了解中国学生和大学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变化。1996年，我作为和平队志愿者首次来到四川，被派往一个小城市涪陵，从那时起，我一直与许多以前的学生保持联系。我计划经常重访涪陵，以便写出《江城》的后续作品。

我告诉《纽约客》的编辑，我可能至少要两年才能重返新闻业。在我的第一个学期，该杂志派了另外两位作家埃文·奥斯诺斯和Fan Jiayang去中国和香港研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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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以作家身份去中国时，那里的气氛截然不同。1998年，在和平队服役两年后，我决定尝试成为一名驻外记者。我从未做过记者，但偶尔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自由撰稿文章。从涪陵，我回到了密苏里州中部的父母家，一边写《江城》的初稿，一边找工作。

那年秋冬，我收到的都是拒绝信，几乎都是格式信。我至今还保留着唯一的一封个人回复，是《洛杉矶时报》的一位招聘人员在1999年1月25日发来的。他很好心地对我说了一些赞美的话，但他的结论却令人沮丧：

您的文笔简洁明了，引人入胜，令人信服却又不至于太过夸张……而且您对细节的观察力很强。简而言之，您似乎具备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素质。

说了这么多，恐怕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一般来说，我们会尽量寻找至少有五年都市报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你可以想象，我们收到了相当多的申请，其中一些来自国内最有经验的记者。恐怕你目前还不是这里职位的顶级候选人。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计算起来很简单：如果我在一家小城市的报纸上工作五年，然后再在一家有海外分社的大型报刊工作几年，那么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大概已经40岁了。

我还一直在向文学经纪人提交我的书稿，我在一份名单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大多数人都拒绝了我的书稿，但有两位表示有兴趣，其中威廉·克拉克最热情。在我与威廉签约后，他很快将书卖给了哈珀柯林斯。从行业角度来看，预付款并不多，但对于一个刚刚靠每月120美元的和平队津贴生活了两年的人来说，这感觉就像一笔意外之财。这份合同给了我独自返回中国所需的信心，1999年3月，我离开密苏里州，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单程票。

我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找到了一份兼职助理的工作，业余时间也从事自由职业。每六个月，我都会坐夜班火车去深圳，然后步行过境去香港，从九龙一家不靠谱的旅行社购买半年多次往返商务签证。严格来说，持商务签证从事记者工作是违法的，但北京的许多其他年轻自由职业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时这种模式很常见。当我采访中国企业家时，他们经常承认自己违反了规则，有时他们说，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更容易。与我每天遇到的人相比，我冒的任何风险似乎都微不足道。我的一些涪陵学生在农村贫困中长大，但最终成为百万富翁，完全是靠主动性、勤奋和把握时机。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这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有人不给你机会，那就自己创造机会。

抵达中国一年后，在一次签证申请过程中，我去了广东省。我读到过一个村庄，那里的餐馆专门做老鼠肉，于是我去试吃，采访了店主，并向《纽约客》投稿，讲述了这次经历。杂志发表了那篇文章，然后编辑们又接受了另一篇文章；很快，他们同意给外交部写介绍信。外交部把我登记为《纽约客》驻华代表，并给我颁发了正式签证。在另一个政府部门，我支付了一小笔费用，工作人员就给我盖了一个印章，上面用中英文写着《纽约客》的名字。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一名外国记者了。

另一位最初在中国当老师的美国作家布伦丹·奥凯恩(Brendan O'Kane)称自己和我们这一代的其他人为“业余汉学家”（sideline-sinology）。外国人往往只接受过很少的培训，但中国开放的气候让他们得以在实地学习。和平队培养出了大批业余汉学家和记者。迈克尔·迈尔(Michael Meyer)是一名志愿者，曾在四川内江的一个破旧小镇教书，后来出版了三本广受好评的中国书籍。我的和平队队伍很小——只有14名志愿者——但我们中有三人后来写了有关中国的书籍。罗伯·施密茨最终成为NPR驻上海的记者，克雷格·西蒙斯( Craig Simons)在加入美国国务院之前曾在北京为《新闻周刊》工作。另一位比我们晚四年来到中国的志愿者杰克·胡克(Jake Hooker)最终凭借在北京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这些和平队作家在本科期间都没有上过一门汉语、历史或政治课程。

我第一次回到母校普林斯顿，与东亚研究系的教授们见面时，感到很尴尬，因为我从未以学生身份踏进过这栋大楼。但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对我的欢迎之情无以复加。我发现当时的中国研究领域普遍如此。学者们往往尊重基层经验，他们认识到从不同方向来到中国的人们的价值。

多年后，我更加欣赏这种开放态度。离开中国后，我从2011年到2016年住在埃及，我发现中东专家对外界的反应不同。我的妻子Leslie T. Chang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移民女工的书《工厂女孩》，在埃及，她也研究过妇女和劳工问题。但当地学者经常反对她用中国视角分析埃及的例子。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当我在开罗会见十几个博士生时，他们因为我提到在中国观察到的事情而恼怒不已。“你不能谈论中国！”一位年轻的欧洲女性生气地说。“埃及和中国无关！”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埃及与中国一样，传统上人口众多，农业发达，与其他中东国家不同；埃及与中国一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部分来自于与古代文明的直接联系。在现代，埃及和中国都曾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创伤；都遭受过极度贫困；都努力在现代变革与长期传统（包括妇女地位低下）之间取得平衡。但在这方面，他们当代的道路却大相径庭。埃及仍然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则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年轻女工的活力和干劲创造了经济奇迹。前中国记者将他们的研究视角带到埃及真的没有任何好处吗？

我意识到，任何区域研究学科都必然会具有时代和地方的某些特征。我去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务实和相对开放的时代，这些特质也影响了当时的汉学领域。但2010年代的埃及却截然不同。中东地区动荡不安，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对此无知，伊拉克战争和其他误导性的外国干预也让人们心存警惕。学者和其他人对外界观点缺乏耐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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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某些事情，比如捕捉日常生活的质感，在中国是无可替代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业余汉学家的时代：这些专家已经多年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有些人甚至根本回不来了。作为少数从中国报道的外国作家之一，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我常常感觉自己孤身一人站在球场中央，而几乎所有其他潜在球员都变成了脾气暴躁、吹毛求疵的解说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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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塞丽娜研究的一部分，她找到了林。他同意谈一谈，尽管他不愿告诉她自己的真名。原来，林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专业评论家；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曾在伦敦和北京当过律师。现在他是一名翻译，闲暇时写一些民族主义文章。他告诉塞丽娜，他很高兴学校让我离开。“他离开是件好事，因为他太老了，”他说。“他应该回美国，更仔细地考虑他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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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家人离开几周后，我离开中国，买了一张前往科罗拉多州的单程票。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开着这辆车穿过成都。在理想的世界中，我会驶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地下室，停好车，然后迎着朝阳跨过太平洋。而我却把本田车交给了一位朋友。

除了作为一名作家的公众形象之外，我很享受在成都的那两年。我和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很高兴能与1990年代教过的学生重新建立联系。在成都实验小学，我的女儿是唯一的美国学生，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们都表现得非常优雅，保护女孩们免受当时反美情绪的影响。作为一名记者，我发现人们在采访中出奇地坦诚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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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遇到对中国的简单看法时，我都会提醒人们F. Scott Fitzgerald在《崩溃》中的名言：

一流智力的检验标准是，能够同时在头脑中容纳两个对立的想法，并且仍保留运作的能力。（The test of a first-rate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hold two opposing idea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retain the ability to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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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记住的是，任何领域的专家都容易受到当下情绪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近年来，对中国立场较为温和的人士的容忍度明显下降。一些旁观的汉学家夸大某些细节并断章取义；□□□他们的目标是妖魔化——对我来说，白杰明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他从未联系我征求意见、解释或辩护。□□□

最后，我们需要对在中国工作的人给予基本的尊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可指责，但批评应该公平，并结合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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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我住在北京北部的农村，当地村民偶尔会抓到一头野猪。这些野猪通常是逃出来的家畜，在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时期，它们繁衍生息。野猪的身体变化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它们会长出长长的獠牙和浓密的毛发。

20年前和我共事的记者几乎都已不在中国了。我担心我们正在失去年轻一代，因为媒体行业已经崩溃，很难获得签证，在如此消极的氛围中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我在和平队认识的大多数业余汉学家早已转变了身份。罗布·施密茨现在是NPR驻柏林记者，有时他会从乌克兰的战事中报道。迈克尔·迈耶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在完成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后，他又写了一本关于本·富兰克林的书，另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节育权利活动家。

今年春天，我在我家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小镇找到了一份中学田径教练的工作。教练与教学有着相似的吸引力：教孩子如何越过障碍或如何在跳远中迈出正确的步伐，这让人感到很满足。田径之所以有吸引力，还因为与许多其他青少年运动不同，家长往往在场边表现得举止得体。

4月份，我成都的朋友终于卖掉了那辆车。交易并不复杂，我们最终没有使用威廉·克拉克的线索，尽管我很确定威廉不会收取代理人的佣金。上个月，我家在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又买了一辆本田CR-V。这一次，颜色是深蓝色而不是黑色，而且这辆车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而不是武汉制造的。但没人应该过多关注这些细节。在山区，我把车停在哪里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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