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还能继续阅读门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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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的小女儿安德莉亚·斯金纳向媒体披露，自己在童年时曾遭继父盖瑞性侵犯，而母亲门罗知情后选择了保持沉默，并与继父共度终生。消息一出，门罗的读者们便陷入了震惊、失望、幻灭，或是混杂着被背叛的情绪。

当言说打破沉默，当现实将虚构刺破，那些曾被遮蔽的阴影显露出惊人的面目，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

为何一位在文学中能够敏锐洞察、带着悲悯书写的作家，却在现实中呈现出道德的羸弱？我们能接受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不是典范的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站在女性权利的“反面”吗？在了解这一切后，我们还能够阅读她的作品吗？

门罗的小女儿斯金纳说：“我希望我的故事，成为人们讲述我母亲的故事的一部分。”
是的，我们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看待门罗和她的作品。正如作家万户所说，“门罗的生活藏着我们从未想到过的暗流、风波和罪恶。后来我们再想起门罗，老太太的那一头白发也许不会是那么纯粹的，而是混入了她故事中那些纱线般的灰色。”
《好女人的爱情》是门罗出版于1998年的作品，彼时，她已经知道了小女儿斯金纳的遭遇。在这本书里，她集中、反复地书写着“母性”“妻性”之于女人的矛盾、痛苦与困惑。重新阅读，既是对作者的祛魅，也是接受层面的一种修正。

无法抵达：在出走又回归中，同时读到决绝与软弱

门罗善于体察女性内心深处的幽微情感，细腻刻画女性主体的隐秘激情与欲望，她对现代女性生活的剖析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以绝对的锋利与精准道破女性处处受限的生存困境。
翻开门罗的作品，我们会发现秘密、沉默、反抗、原谅是她常常书写的主题。她写那些困在某种情境中的女性，她们困惑，犹疑，徘徊，不顾一切地逃离后又止步不前，在徒劳的挣扎中消化“锐痛”，无法战胜欲望与爱情。在她名为《好女人的爱情》的短篇小说集里，这些被世俗规训缠身的“好女人”们，经历着持续不断地、与自我的强烈搏斗。
《孩子们留下》中的年轻母亲包丽娜在排演一出业余话剧时，爱上了导演杰弗里，她“步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后尘，做了包法利夫人想做的事”，与他私奔了。丈夫为了惩罚和报复，要求她不能带走孩子，包丽娜在痛苦抉择后还是抛下两个孩子离开了，并为此付出终生代价。
《富得发臭》中，罗丝玛丽陷入三角关系中难以脱身，在更自我的情人德里克面前，她敏感、失态、焦躁、自我责备，徒劳地试图“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尊”。直到女儿也卷入了这场混乱的情感纠缠，为了争取母亲情人的注意力，不小心在“恶作剧”中烧伤了自己，才终于结束了几个人之间奇怪的关系。
门罗笔下的这些女性在解决自身问题时，总是显得矛盾而反复，决绝与软弱“轮流”控制她们的行动，理性与道德常常被欲望、冲动所击溃。她们不是好女人，却被要求成为好女人，而她们也终将不会成为好女人。

她们是一群思想被困在原地的女性，而门罗自己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她笔下的人物，在这一刻开始渐渐重合。
《公开的秘密》译者张凌洪说：“以前我们以为门罗是以悲悯之心俯视笔下的人物，现在意识到其实她是在平等地凝视她们。她把自己的嫉妒、自私、情欲和恐惧都写进了小说。”
一般读者会默认作者是高于自己的作品的，作者自己的道德是无暇的，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作者可能本身比作品里的黑暗更幽深。而我们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难以动摇的真实，不管它是否残酷、冷漠、暴力、为人所接受。
门罗的写作也包含了她的“道德缺陷”，她故事中那些逃离又无法挣脱的女性，某种程度上正是来自作者自身的无法抵达和难以摆脱。门罗经历过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在她成长和生活的年代，女性的选择是非常少的，她的洞察和逃离都止步于文学世界。在生活和文学之间，她选择了文学。
“尽管在生活中没有做到，门罗在小说中从不自欺和欺人。她对笔下劣迹斑斑的人物总是抱著悲悯和尊重的态度，并且一次又一次宽恕了她们的软弱、自私、谎言和盲点。”译者张凌洪指出。
我们共情故事中的那些女性，但我们不必重复她们走过的路，在伸张自我的女性主义浪潮越走越远时，我们可以、也应当为自己寻找挣脱的可能。

自由边界：被简化的女性主义与重构“母职”的挑战

探讨门罗的“女性主义”是复杂而困难的。她细致入微地复现女性生活中隐晦的困境，但她也曾明确表示过，“女性主义作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是别人强加给她的”。她在写作时“不考虑女性主义政治”，只考虑“故事情节如何发展”。
门罗的小说内涵往往多重而复杂，她用充满不确定性的开放情节，质疑占主导地位的父权结构，揭露性别角色作为一种强加的性别脚本的不合理性，重点描述母性、婚姻以及家庭责任带给女性的压力。而她小说中的女性也并非都能摆脱性别角色的束缚，或者压抑的婚姻生活。
在《好女人的爱情》这部短篇集中，门罗集中描写了多个成为主妇和母亲的女性，展现她们在居家生活和母亲身份中的力不从心。
《我妈妈的梦》中，门罗从婴儿的视角出发，创造性地描述了一场母亲与婴儿的“战争”——孩子争夺母亲的爱，而母亲要争夺自身的独立和完整。《孩子们留下》中，包丽娜想要走出窒息的婚姻和家庭，代价是放弃孩子：“这是一种锐痛。后来会发展成慢性的。”
《好女人的爱情》中最耐人寻味的篇目《雅加达》刻画了两对不同生活状态的夫妻，也呈现了两位妻子在爱情、性，以及自身在婚姻中的角色方面的不同认知。索尼耶将自己交付于婚姻和美好的爱情，相信“我的幸福系于科塔”，而她的丈夫科塔看似是激进、开放、有主见的左派人士，后来却从他们的婚姻中消失不见，还把自己的母亲丢给她照顾。凯丝是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必经的考试”的传统女性，但她也想在婚姻中坚持身为女人的灵魂和心智，不愿让自己的意志屈服于丈夫之下。凯丝正视自身女性主体对爱与性的热切，她不是一个“没有为爱奉献过，也没有被爱献祭过的女人”，她也会被陌生男人诱发情欲，以致将给孩子喂奶的事抛诸脑后。

门罗写下的故事和她的家庭事件让我们看到女性主义话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复杂：女性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当女性为了自我放弃家庭时，我们如何理解她的选择？

作家蒋方舟说：“门罗的小说中有个被隐藏很深的主题，‘被牺牲掉的孩子’。门罗小说中的孩子总是无声的、面目模糊的、被牺牲的，好像任何事情都比他们更重要，无论是情欲还是事业，‘大人幽深内心的一根火柴，把孩子的整个世界都烧没了。’”
当我们反对女性为母职奉献自我时，是否意味着牺牲孩子？一个母亲的自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道德正当性？门罗用她的作品和生活向我们提出了沉重的拷问，也给女性主义重构“母职”带来了挑战。
而通过理解这些女性在挣扎过程中那些未实现的愿景、失败的出走、深埋于心的羞辱，以及隐而不显的刺痛，我们似乎也愈发体悟现代女性的艰难生活处境和内心情感世界。

迎接复杂：踏入文学与道德，虚构与现实的混沌地带

门罗不仅被许多读者视为文学偶像，还背负着极高的道德预期。加拿大作家希拉·赫蒂就曾于门罗逝世后在《纽约时报》发文，称门罗“一直是文学纯洁性的象征”：“我不想像艾丽丝·门罗那样写作，但我想像她那样生活。”
事实上，她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想要的“女性主义文学偶像”，也不是理想中谦逊、悲悯的“完美门罗”。这是对文学与道德之间对应关系的苛求，我们也能从中窥见在性别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施害者和失责的父亲隐没在被指责的门罗身后，而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创作者的身上时，读者和观众往往对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做出严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习以为常：“男人很混蛋，但男人一向如此。”

当一个创作者有道德缺陷时，这是否会影响其作品的美学价值？我们能接受一个文学成就如此耀眼的作家，本性的脆弱和懦弱吗？

如作家万户所说，“我愿意怀著哀悼和惋惜回到她的作品之中，同时也带着一颗质朴跳动的心脏，返回我必须身处的历史和人间中去。我们读到的，仍比门罗写出的要少；而我们能写的，其实要远比门罗要多。”

知晓门罗的家庭秘密后，她的作品已然变得更加曲折。也许，我们还可以努力尝试着，带着所有复杂情绪，进入门罗的小说与她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罅隙，在这被撕扯开的空白地带中，探寻真实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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