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国家为什么失败？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

作者：吴敬琏，原载《北京日报》2015年9月

D. Acemoglu（德隆·阿西莫格鲁）和 J. Robinson（詹姆斯·罗宾逊）两位美国作家合著的 Why Nations Fail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出版后，在政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好评如潮。

【一】

D. Acemoglu 可谓是经济学的奇才，近年来转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历史，他研究的主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问题，研究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模型，但是从传统增长模型到后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再到最近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就是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式，它们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

所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理解长期增长有很大的启发，可是 D. Acemoglu 和 J. Robinson 认为，这些分析只是触及浅表的原因，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他们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 Douglass C. North（道格拉斯·C．诺斯）研究的路径，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制度是决定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衰败。

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国家却转向衰败；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却失败了？这些有趣的分析值得借鉴，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观察世界，并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于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深层原因的分析，过去有地理、文化、无知等多种假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生动的事例，逐一批评了这几种前人的假说。这本书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小镇诺加利斯的故事。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经过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几英尺之遥的邻居，情况却全然不同。一个很繁荣，一个却还是处在贫困之中。

所以，作者认为地理、文化、掌权者的相关知识水平等都不足以作为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

【二】

D. Acemoglu 和 J. Robinson 提出的假说把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包容性制度，一是汲取性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吸引、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的要点就是保护产权，能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对知识、对技术的投资，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能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功。

跟它相伴随的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特点，就是把政治权力普遍分配给社会成员，从而使大众对掌权者有所约束、有所监督。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特点，则是把从多数人那里取得的资源输送给少数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少数人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们利用权力来谋取某个社群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大众的利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通过对这两类制度的划分，分析了不同国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的成功或失败的历史过程。这本书更强调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影响，当然经济制度也会对政治制度发生影响，但是政治制度有决定性，因为掌权者的利益选择，使得经济制度的选择倾向于对掌权者有利。

把很多的复杂因素说得如此简单，作者的这种分析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

但在我看来，他这种方法倒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的办法是一样的，就是先从现象入手，然后抽丝剥茧，看到最本质、最抽象的概念，然后回过头来，再从最抽象的概念一层层地对其他因素进行讨论。当然这本书有些地方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譬如此前讲到的文化、历史等条件其实对于经济增长是有一定影响的，譬如作者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批判好像过于严苛了。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比较深，因此使我们往往忽视了制度的作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用了很多篇幅讲述制度是怎么演变的。

早期的制度多数都是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到15世纪以后渐渐分化，但是演变过程中有很多曲折，会产生一些新的因素。往往在一些关键时刻有些因素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转折性的变化。比如，15世纪曾经非常繁荣的威尼斯，从包容性制度转向汲取性制度后，逐渐走向衰落，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有意思的是，在汲取性制度下也有不少国家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案例，比如战前时期的苏联，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汲取性制度背后往往有很强势的政府，这种政府往往采取“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充分运用了政府在动员资源和支配资源投向方面的强大力量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的掌权者也希望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高速增长是可能的，但是不可持续，为什么不可持续呢？

因为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种在汲取性制度下运用强政府的作用来实现的高速增长，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是不可持续的。（注：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15年9月 ）

延伸阅读：《国家为什么失败》摘抄

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

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

所谓攫取性——

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

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

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

所谓包容性——

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

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

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

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

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

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

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

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也具有偶然性。

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他长期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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