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壁画既有当地特色也有汉化之痕

艺术形象的变化与壁画时代、民族变迁密切相连，高昌石窟中的佛教尊像人物，也因唐风浸染而表现出另一派风格。

唐代人物尊像画

在贾应逸的研究成果中有多处提及。柏孜克里克第69窟在回鹘人改建第20窟时被封堵，其中保存了一些千佛坐像，是中原、西域艺术风格结合的具体表现。结跏趺坐的佛坐在彩色莲台上，内穿僧只支，外披红色袈娑，手持不同印契。

佛的形象端庄健美，色彩晕染优美富丽，呈现出中原汉风壁画的风格。第9窟前室和甬道侧壁画坐在塔内的千佛，佛或穿通肩袈裟，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佛的形象以线描勾勒，肌肤未加晕染。禅定塔为中国式单层塔，塔沿叠涩挑出，脊两端有吻兽，中间有覆钵顶，其上有13层相轮和三宝标志，两侧悬挂双幡。

塔两侧有回鹘文或汉文题记，或者两种文字合壁书写的题记。雅尔湖第4窟窟顶的千佛也具有汉风特征，佛穿双领下垂式袈裟，手脚被袈裟覆盖，以线描和平涂色彩塑造人物，每尊佛像旁墨书汉文榜题。

雅尔湖第4窟龙王礼佛图中的人物均为唐代装龙王立佛队伍乘云而来，浩浩荡荡，龙王及其前后的男女侍从坐在云头之上，身穿着宽袖大袍汉装。女侍从面容丰满，头梳高发髻，是流行于唐代的各种发髻样式，男侍从则是唐代的文官装束。还有一位侍从头戴通天冠，双手合十跪坐，如同汉室帝王一般。人群上方流云涌动，画面气氛热烈，充满动感。受到汉风佛教艺术的影响，佛教尊像人物穿上了中原汉式服饰，如双领下垂式裂裟、世俗的宽袖大袍等。

汉风装饰图案

装饰图案是石窟壁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石窟的一些装饰图案带有浓郁的中原风格，忍冬纹、宝相花纹、茶花纹等纹饰在洞窟中广泛使用，装饰图案的色彩又透露出浓厚的回鹘风格。

柏孜克里克第9、15窟的宝相花图案具有代表性。宝相花纹由莲花纹、内卷花瓣、云头纹等纹饰组合而成，花瓣自由舒展，再配合飘动的云纹，与下垂的帷幔组合，纹饰构图多样，变化丰富。花纹图案的色彩较多地使用了回鹘民族喜爱的赭、红、黄等热烈的色彩，带来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汉风艺术进一步朝着地方化的方向发展。柏孜克里克第69窟窟顶的忍冬纹图案与云纹、花朵相间排列，晕染浓艳富丽的色彩，同样展现了五彩缤纷的唐风风格。

吐峪沟第12窟、七康湖第4窟、柏孜克里克第18窟的平棋图案也来自汉地。平棋有二层或三层套叠，井心和四周的装饰图案由莲花、忍冬纹、叶片纹、圆形、三角形等几何纹饰组合而成。这些装饰纹样的出现和变化，和汉风艺术密切相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高昌石窟汉风壁画

高昌石窟汉风壁画并非完全独立的艺术风格，而是在高昌地区原有的佛教艺术中注入了汉地佛教艺术的诸多因素。壁画的内容、人物的造型、优美的图案以及绘画技艺等，展现出不同文化艺术交流、融合的生动形态。高昌是一个擅长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地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重视线条的使用和表现力的特征在高昌石窟中得到广泛运用。唐西州以后的壁画中，高昌画师大量使用铁线描，屈铁盘丝，粗细适当，同时也使用莼菜式的兰叶描。

柏孜克里克第9窟后甬道后壁的闻法菩萨展现了画师的娴熟技艺，细劲工整、圆润有力的线条塑造出雍容俊雅的菩萨，菩萨形象具有回鹘人的特征，人物的塑造方法却将中原的线条表现与西域的晕染结合起来。

受汉风佛教艺术的影响，汉地的服装样式也一度受到青睐。佛教尊像人物穿上了汉式服饰，如双领下垂式袈裟、唐代世俗的宽袖大袍。高昌考古发现的绢画中，也有一些穿着汉式服装的世俗供养人。

高昌地区从汉代以来一直和河西、敦煌等地联系密切，唐代发展成熟的汉地佛教艺术给高昌带来了新的气息，汉风和高昌壁画艺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融入汉风佛教艺术风格、又具有当地艺术特征的高昌佛教艺术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