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一点鲁迅：《鲁迅杂文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本文是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两次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市立夏令学术演讲会上所作演讲的记录稿，后收入《而已集》。文章中，鲁迅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魏晋时期的文学以及魏晋时期的名士。

研究魏晋时期的文学，鲁迅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民国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末魏初的文章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和“师心与使气”。“清峻”，是指文章“简约严明”，这与曹操身处乱世，统治方面“尚刑名”——立法严峻有关；“通脱”即随意，思想开明，废除固执，“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曹操本人，行文就有汪洋恣肆、任性洒脱的特点。鲁迅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曹操征求人才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又比如，曹操的遗书“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华丽”和“壮大”，出自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的见解。曹丕在《典论》中提倡：“诗赋欲丽”和“文以气为主”。

“师心与使气”，是刘勰《文心雕龙》中关于嵇康和阮籍的评价：“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师心”，即以心为师，独出心裁，不拘泥于成法；“使气”，即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之意。

曹氏父子以外，文坛享有盛名的是“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为文“华丽”、“慷慨”。“华丽”，自不待言；“慷慨”，“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孔融的名气很大。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或许也听过孔融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后汉书》记载，孔融曾经对祢衡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父母有了孩子是一时情动，谈不上恩情；母亲怀孕期间就像东西装在容器里，生出来就像瓜熟蒂落一般分离。当然，孔融的这种言论并不是否认父母的恩情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而是以一种激烈的言辞反对愚孝以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作秀般的“孝道”（鲁迅的《二十四孝图》就批判了那些令人作呕的作秀之孝）。由于孔融怼天怼地怼空气的耿直脾气，多次触怒曹操，曹操就借着“不孝”的由头把他杀掉了。

“建安七子”之后，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人物的名士派，称为“正始名士”，“正始”，是魏理宗曹芳的年号。名士派的特点一是喜欢空谈；二是“服散”。

所谓“服散”，就是吃一种名为“五石散”的药。其主要成分为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服散”之后，要少穿衣、吃冷食、喝热酒，穿宽大的衣服和木屐，多走路“行散”（指散发药力），并且行为怪诞、性暴如火，所有这些就被人称为“名士风度”了——其实不过是类似清末吸食鸦片后的中毒症状。

“正始名士”之后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他们七人大多对魏晋时期的政治现状不满，不拘于世俗，渴望自由，于是隐居山林、饮酒为乐。“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中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人物。当时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为争夺皇权斗争不休，这些人醉心于饮酒，也有以此避祸的缘故。阮籍为人低调，诗文“隐而不显”，得以善终；而嵇康性格刚毅，为文犀利，后来因为得罪司马氏而被杀。

综上所述，魏晋名士放荡不羁的外表下，掩藏的是他们对于动荡不安的乱世、对于曹魏篡汉、司马氏篡魏种种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他们用饮酒、服散、形骸放浪这些方式逃避现实、发泄不满、麻醉自己。

世人认为魏晋名士“毁坏礼教”，鲁迅则认为不然。其实那些表面上崇奉礼教的人，内心未必是相信的，只不过拿“礼教”做工具而已。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鲁迅文中误写作“司马懿杀嵇康”），罪名都是他们与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那些魏晋名士，表面上“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其内心更迂执、更纯粹，反倒是拿礼教当工具来排除异己的统治者，不过是在贼喊捉贼罢了。

到了东晋末年，文章变得平和，代表人物是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然而，鲁迅觉得陶渊明也未能完全超脱于俗世，因为他毕竟还在作诗。

也对。谁又能完全超尘脱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