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的超先锋主义和新表现主义以及西班牙绘画的发展

后现代性的超先锋主义和新表现主义以及西班牙绘画的发展

其实，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极简艺术、概念艺术、贫穷艺术和土地艺术发展出一种艺术作品，为20世纪80年代绘画的定义奠定了基础。

由于1968年5月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布拉格之春和阿连德的智利，使人们对文化环境的幻想破灭，不再相信先锋派是未来的规划。

且，转变日常生活的艺术承诺失败，导致专注于艺术自主性的现代运动陷人危机，取而代之的是旧方法的恢复，这些旧方法包括恢复画架绘画，乃至恢复手工艺品的制作等。

之后，在经历了反对旧艺术的持续分裂和革命之后,人们试图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与此同时，回顾历史的观点具有广泛意义，用这种观点恢复对其他历史时期的兴趣，遵从博物馆、美术馆和基金会等主要机构政策的启示。

意大利的超先锋派绘画，德国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以及对具象化的回归,主导了艺术领域，因此，目前艺术领域的特征是各种风格和潮流的多样性并存。

在多元化状态下，意大利超先锋艺术必然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1980年，在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赞助下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了一种被称为“超先锋派”的最新艺术潮流。

这位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除了为其命名之外，还致力于通过普及其美学品质的著作来传播这种艺术。

因为，其出发点是，这种潮流是对20世纪 70年代后期道德主义的贫穷艺术的回应。

而且，对于超先锋主义艺术家桑德罗·奇亚、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恩佐·库奇、米莫·帕拉迪诺和尼古拉·德·玛丽亚来说，绘画的整个历史都是有效的。

他们使用了各种技法和色彩，形式上将具象意义的元素与其他抽象元素相结合。

他们通常在表面的不同区域使用标志，使绘画具有极强的装饰性。

除此之外，他们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北美绘画中继承了对大画面的偏好。

因此，超先锋派的作品并没有试图表现英雄般的姿态，恰恰相反，他们重视小事件，常常给予其讽刺的色彩，使所表现的现实去神秘化。

这些作品的标题常常以简短叙述的方式解释了场景中发生的事情，与历史先锋主义作品的综合性标题完全不同。

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生于1952年)的绝对个人化语言，使他成为近年来意大利超先锋派中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物和物体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些都出现在对传统的继承性解释之中。

在他的作品中，谈到三种传统。

第一种是与他的出生地那不勒斯有关的古典主义传统，那里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古典主义与学术古典主义拉开了距离，是更接近感官的、充满气味和感觉的自然主义。

第二种，他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拒绝给了他一种反常和愤世嫉俗的目光，远离过错感，这首先体现在克莱门特在绘画中重新采用性主题,并使之转变为自然主义。

第三种传统是东方传统，因为克莱门特于1973年前往印度，并在马德拉斯［马德拉斯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1996年被官方改为金奈，但旧格马德拉斯仍被广泛使用］开设了工作室。

正因为如此，东方的参照物和主题给他的艺术语言带来更多神秘的含义，他不再寻求一种西方意义的解释。

在桑德罗·奇亚(生于1946年)的作品中，人类的存在是永恒的。

在《蓝色石窟》(1980年)和《热那亚》(1980年)等作品中，其高超的技艺能力、丰富的色彩范围以及对过去多种风格的参考均显而易见。

而米莫·帕拉迪诺(生于1948年)的作品最主要的特征是神秘符号的出现及其复杂的肖像，其中包括对宗教和神话的频繁提及。

另外，恩佐·库奇(生于1949年)创作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末日般的图像，画中人物和物体发生特定的变形。

在诸如《波浪的叹息》(1983年)和《野蛮的风景》(1983年)等作品中，现实与虚构相融合，具象化和抽象化并存。

除此之外，在意大利超先锋主义得到良好发展的同时，德国的新表现主义同样也得到良好的发展。

不过，德国绘画的情况与意大利不同。

在纳粹主义及国内主要艺术家逃亡之后，艺术界被迫遵从几个主要中心发布的指示。

直到20世纪60年代，面对艺术品陷入危机，出现了主张恢复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家们，由此柏林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才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此后，新表现主义的画家在70年代提出了他们的观念，并在80年代加强了他们的话语，主张恢复具象化反对抽象化，支持回归历史先锋主义传统，反对图像和形式的破裂，赞成强烈的民族情感，反对抽象表现主义的世界主义。

与此同时，“国家社会主义”把德国的传统推向了顶峰，宣布自己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家的过去被隐藏。

因此，于此时，有必要回顾一下曾经绑架了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且，同时也是德国艺术家们第一次直接面对他们还未远去的过去。

有时，这些讲述非常明确，例如约尔格·伊门多夫(生于1945年)创作的系列画作《德国咖啡馆》，充满了非常具体的政治~~~社会故事和逸事，并带有强烈的怪诞感。

而这时，新一代“新野蛮艺术”的另一名成员马库斯·吕佩尔兹(生于1941年)也毫不掩饰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问题。

他自己起名为《赞美诗》的作品，汇集了德国的文化、政治和艺术传统。

《红色十字架-赞美诗》(1967年)、《头盔-赞美诗》(1970年)和《黑色-红色-金色1号-赞美诗》(1974年)等，是反映了德国思想的作品，用清晰可辨的标志图案来表现，这些图案突出地置于中性和荒凉的背景上。

安塞尔姆·基弗(生于1945年)的材料画和主题也与德国传统联系在一起、既表现在主要人物选择方面，如弗里德里希和瓦格纳，也体现在荒凉风景的选择方面，如《烧土画》(1974年)。

A.R.潘克(生于1939年)从几乎是幼稚的图解式素描开始，以扭曲的人物和鲜艳的初级符号为基础，制作出具有强烈象征内容的画作，如《无题》(1980年)和《我，这是在德国》(1984年)。

在所有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中，画家和雕塑家格奥尔格·巴塞利兹(生于1938年)引人注目，自1969年起创作了改变他绘画主题的作品:《魔》(1972年),《小丑》(1981年),《阿迪厄》(1982年)和《橙色餐厅)(1981年)系列。

图案倒置是他作品最显著的特点，回应了他改变观看者感知和自然观看方式的愿望。

巴塞利兹认为规则是人为的，他想通过颠倒图案来创作违背常理的绘画。

在20世纪初，绘画表面三维空间的模拟绘画终结，但继续保持了其他的一些原则，例如上与下，左与右，水平与垂直等。

而克利或波洛克的一些作品忘却了这种组织形式，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在巴塞利兹的作品中，感知条件的消失不是发生在抽象作品中，而是出现在完全可识别的具象绘画中。

不过，不朽的主角不限于叙述，而是作为构图的基本元素出现在前景中，正是它们的布局构成了图像。

他的人物是放纵其攻击性话语的借口，这种话语充满暴力和活力，以及色彩鲜明的笔触，并以此为基础，以强烈的色彩反差有力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另外，北美地区的新表现主义也同样得到了强劲的发展。

有波多黎各和海地血统的艺术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1960-1988年)的作品是这一潮流中最有趣的。

此外，这一潮流中还包括其他艺术家，如朱利安·施纳贝尔(生于1951年)、基思·哈林(1958-1990年)、大卫·萨勒(生于1952年)和埃里克·费斯切尔(生于1948年)等。

巴斯奎特鲜明的风格源于他在纽约地铁上用喷漆创作的早期绘画。

他的作品如《利润:第1号》(1982年)和《自画像》(1986年)等，都以过时和朴素的形状为特征进行示意性绘制，并融合一些英语和西班牙语单词，以增强图像的力量感。

他创作的人物有着原始面孔，凶狠地露出牙齿，但是这种好斗性与讽刺意味混杂在一起。

同时，暴力也是他作品的色彩，呈现出没有渐变的强烈对比。

并且，他的创作是一种表演的结果，巴斯奎特边听音乐边绘画,创作有时是在毒品影响下进行的;恰恰是毒品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因为，最终他死于毒品服用过量。

此外，基思·哈林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

最终，艾滋病结束了这位画家的生命，也终结了其具有特性的作品。

他把动物和人物的形象混合起来，这些形象似乎来自漫画，例如《无题》(1984年)。

他作品中的人物轮廓清晰、粗犷、色彩对比性强，分布在中性的背景上。

朱利安·施纳贝尔(生于1951年)的后现代艺术家原型通过一个大幅绘画展现出来，这幅画汇集了其他风格的元素，以及围绕死亡和性的主题。

在绘画中引入非常规的材料，例如在《布拉格学生》(1983年)等作品中使用了有色块状的陶瓷和粘在表面的天鹅绒、棉花或动物皮等，同样，他的作品因此获得了名气。

此后的20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绘画更是得到了应有的声誉。

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班牙的政治形势与欧洲其他地区截然不同。

因此原因，西班牙艺术家创作了高度政治化的概念艺术。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佛朗哥主义到民主的政治过渡期间，艺术形势发生了变化，年轻艺术家们更喜欢创作与过去的强烈政治化保持距离的画作。

此外，在将西班牙艺术融人国际舞台时，艺术开始获得政府的支持。

并且在这时，在绘画领域更是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趋势。

此时，马略卡人米克尔·巴塞洛(生于1957年)是西班牙艺术家融人国际舞台最明显的例子。

在80年代，他的作品接近了新表现主义。

他作品的主题基本上是风景、静物(如1984年创作的《大西班牙晚餐》)和动物，创作以极具个性化、原始和休闲的方式进行，这要归功于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技艺，使用不同的材料将不同的纹理进行混合:堤丹路克斯［堤丹路克斯是西班牙品牌Titanlux，主要生产漆涂料。］漆、油画、粉状颜料、乳胶等。

由于源于他在马里的长期学习，使他摆脱了新表现主义，并创作了如《切萨巴》(1991年)等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他引入了不同的元素:泥、树枝和树叶，通过拼贴的方式，创造了极具神秘之美的作品。

路易斯·戈迪略(生于1934年)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功地创作了一种具象绘画，此种绘画脱离了政治化，艺术家仅仅关注绘画的造型和叙事方面，如《不稳定的体制》(1975-1976年)等作品。

并且，他的作品成了80年代具象绘画的典范，但是，该画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德里的一群画家:吉列尔莫·佩雷斯·维拉尔塔、卡马·科沃、卡洛斯·阿尔科莱亚和马诺洛·克西多。

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新马德里新具象”团体的一部分。

最著名的是吉列尔莫·佩雷斯·维拉尔塔(生于1948年)，其作品包括《前厅中的人群，或艺术和生活的寓言，或现在和将来》(1975年)，在这幅作品中，所有这些画家都出现在这幅作品的画面中，他们70年代末在马德里捍卫着叙事性绘画。

另外，在与非定型主义抽象绘画相关的潮流中，何塞·曼努埃尔·布罗托(生于1949年)和何塞·玛丽亚·西西利亚(生于1954年)的作品较为突出。

《瞭望者》(1980年)是布罗托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彩色画作之一。

它的色调以在表面上分布大斑点为基础，在这些斑点上堆放一些具有强烈表现力的其他斑点，这是画家的行为或自发滴落的结果。

而西西利亚则放弃了具象的新表现主义，投身于《郁金香和花》等一系列抽象油画的创作，在这些作品中，密集的纹理和色彩是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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