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镜鉴：邓之诚的严谨与胡克敏的失范

在学术的神圣殿堂中，治学态度始终是丈量学者高度的核心标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乎学者个人的学术声誉，更影响着学术领域的发展走向。邓之诚，这位在史学界建树卓越的大家，以其坚如磐石的严谨治学态度，为后世矗立起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胡克敏在治学过程中却频繁暴露出严重的不严谨问题，尤其是在对护国运动相关历史的研究上，两人之间的差距可谓判若云泥。

邓之诚在钻研护国运动期间，与周沆展开深度交流。那是个静谧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堆满书籍的书房里。邓之诚微微前倾，目光专注地看着周沆，手中的笔随时准备记录下每一个关键信息。当周沆提及某些细节时，邓之诚还会轻轻皱眉，随后又若有所思地点头。就这样，他收获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犹如开启历史真相宝库的关键钥匙，每一条都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信息。

然而，邓之诚并未因获取一手资料而沾沾自喜，相反，他以超乎常人的审慎态度对待这些来之不易的内容。他深知，历史研究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严肃事业，稍有差池便可能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误导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邓之诚对历史真相的探寻，恰似在黑暗中执着追寻光明的行者，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不放过任何一丝照亮历史的微光。面对这些一手资料，他仿若一位精雕细琢的工匠，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斟酌、多方考证。他深入探究资料的来源，追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各种渠道相互印证其真实性。即便资料看似丰富详实，只要存在一丝证据不足的疑虑，他都坚决不会将相关内容写入自己的著作《滇语》之中。这种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贯穿了邓之诚的整个学术生涯，也成为他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稳固基石。从本质上讲，邓之诚的治学方法遵循着历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实证主义原则，强调基于确凿证据还原历史，这是对学术使命的忠诚践行。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邓之诚：“其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为学界树立了典范，是后辈学者学习的楷模。”

与邓之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克敏教授在治学过程中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在对护国运动的研究中，他犯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错误。在毫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竟在论文中贸然宣称周沆刺杀蔡锷。这一观点的提出，恰似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巨浪，然而并非因为其具备学术价值，而是因其毫无根据的荒谬性。从学术原则角度分析，这严重违背了学术诚信原则。学术研究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任何缺乏证据的论断都是对这一目标的亵渎，是对学术共同体信任的辜负。

在另一篇《论周沆功过》的论文里，胡克敏教授的不严谨更是暴露无遗。他在论文中记载，溥仪于1932年写信给周沆，邀请周沆参加满洲国的主阁，由于日本人不同意，周沆被安排任中东铁路理事。经过对中东铁路相关资料的全面查阅，并未找到在满洲国时期周沆担任中东铁路理事的任何记载。这段论述不仅毫无可靠史料支撑，还明显带有主观臆测的成分。这一行为背离了学术研究中“无证据不立论”的基本准则，反映出其对学术研究严肃性的漠视，极有可能将读者引入错误认知的歧途。知名学者张岂之就曾批判此类现象：“缺乏证据的学术论断，是对学术尊严的践踏，会扰乱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 。”

作为一名教授，本应肩负起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重任，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学生和学界树立良好的榜样。但胡克敏教授的这些行为，无疑严重背离了这一基本职责，也使得他与邓之诚之间的差距愈发悬殊。邓之诚的严谨治学，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界的敬重，更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而胡克敏教授的不严谨治学，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声誉，还极有可能误导那些依赖其研究成果的学者和学生。

在当今学术环境下，一些学者为求快速出成果，不惜抄袭、编造数据，这不仅损害学术声誉，更阻碍学术进步，胡克敏的行为便是一个警示，我们亟需回归邓之诚式的严谨。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应倡导邓之诚式的严谨态度，建立起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不严谨的治学行为及时纠正和批判。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真正的价值。

原创：张成义

2025年3月7日 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