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解体正在上演

一场大解体正在上演 / 纽约时报

托马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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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关税、微芯片等一系列问题上反复无常的策略感到困惑，别责怪自己——问题出在他身上。你眼前这位总统，为了逃避刑事指控而竞选连任，同时一心报复那些他错误指控“偷走”2020年大选的人。他从未提出过一个连贯的理论，去解释当今世界最大的趋势是什么，或者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些趋势，在21世纪蓬勃发展。这根本不是他竞选的动机。

特朗普胜选后，又捡起了他那些老掉牙的执念和怨恨——对关税的迷恋、对普京的偏爱、对泽连斯基的轻视、对加拿大的敌意——并在政府中塞满了边缘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这些人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评判标准：对特朗普及其反复无常的意志绝对忠诚，凌驾于宪法、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价值观，甚至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上。

于是，你看到了今天的局面：一剂疯狂的鸡尾酒，时而加征关税，时而取消；时而援助乌克兰，时而中断；时而削减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项目，时而又收回成命。这些自相矛盾的指令，全由内阁部长和工作人员硬着头皮执行，他们战战兢兢，生怕被埃隆·马斯克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只因他们可能偏离了“亲爱的领袖”五分钟前在社交媒体上随手抛出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政策路线。

朋友们，这样折腾四年是行不通的。

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崩盘，企业家会失去方向，制造商会陷入困境，国内外投资者会丧失信心，盟友会感到绝望，而世界其他地方也会跟着遭殃。当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一会儿威胁乌克兰，一会儿威胁俄罗斯又收回威胁，一会儿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加巨额关税又推迟执行，一会儿对▓▓加倍征税并威胁对欧洲和加拿大变本加厉，你没法治理一个国家，没法做美国的盟友，没法经营一家企业，更没法成为美国长期的贸易伙伴。

我们最老的盟友的高级官员私下坦言，他们担心美国不仅变得不稳定，甚至可能变成他们的敌人。唯一得到宽待的似乎只有普京，而美国的传统朋友们则目瞪口呆，震惊不已。

然而，特朗普最大的谎言莫过于此：他声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破败的经济，因此必须采取这些极端措施。纯属胡扯。乔·拜登确实犯了不少错误，但到他任期结束时，在明智的美联储协助下，拜登经济其实表现相当不错，趋势也在向好。美国显然不需要一场全球关税的“休克疗法”。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油价偏低，失业率仅约4%，消费支出稳步上升，GDP增长率保持在2%左右。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与▓▓的贸易失衡——特朗普在这点上一直是对的——但这本是唯一迫在眉睫的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与盟友协调一致、对▓▓实施精准关税来应对，而非如今的混乱局面。

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忧，特朗普为经济注入的深层不确定性可能会因错误的原因压低利率——投资者的极度不安将抑制国内外增长。更糟的是，我们可能面临“滞胀”：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切都源于大规模关税的冲击。

但这不仅仅是你祖辈经历的那种周期性经济波动，而是特朗普引发的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安源于一个你熟悉了80年的世界，正在被最强大的参与者——一个不知所措、身边簇拥着一群唯唯诺诺之人的国家——亲手解构。

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期，大国之间未曾爆发战争。当然，这段历史并不完美，有过动荡的岁月，也有落后的国家。但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看，这80年对许多地方的许多人而言，是异常和平与繁荣的时光。而这一切的首要原因，归功于美国的行为方式。

这种美国精神，可以用约翰·F·肯尼迪1961年1月20日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概括：“让每个国家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迎接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成功。”以及：“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的世界公民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做什么，而要问我们一起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特朗普和他那位空洞的副总统J·D·万斯，彻底颠覆了肯尼迪的号召。他们的版本变成了：

让每个国家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今天的美国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不会承担任何负担，不会承受任何艰难，它会抛弃任何朋友，迎合任何敌人，只为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生存——哪怕这意味着在任何对我们有利或方便的地方放弃自由。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特朗普总统做什么。我的世界公民同胞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准备为美国捍卫你免受俄罗斯或▓▓威胁的自由付出多少。

一个如美国这样核心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通过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发挥关键稳定作用，且确实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多以扩大全球蛋糕，因为我们从中分到了最大一块——当这样一个国家突然背弃这一角色，转而成为体系的掠夺者时，世界要小心了。

至于特朗普展现出的任何可辨识、一贯的外交政策哲学，那是他竞选时从未提及的，在历史上也毫无先例。“特朗普是个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者，”以色列《晚报》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尔内亚前几天对我说，“他想要帝国主义的所有好处——你的领土、你的矿产——却不愿派兵或支付任何代价。”我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称为“砸抢”，既非“遏制”也非“接触”。他渴望成为地缘政治的小偷，想把格陵兰、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塞进自己口袋，直接从货架上拿走，不付一分钱，然后跑回他的美国安全屋。战后的盟友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国。

如果特朗普执意让美国来个180度大转弯，他有责任为国家提供一个连贯的计划，基于合理的经济学，依靠一群代表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不是最谄媚和极右翼的跟班。他有责任解释，为什么清空那些让政府平稳运转的关键官僚机构（如司法部或国税局）的专业人士，换上边缘意识形态者来担任要职，对国家有益，而非仅仅对他个人有利。

最重要的是，无论党派，他欠每个美国人一些基本的体面与人性。要在如此激进的转变中取得哪怕一丁点成功，总统唯一的方法是向对手伸出橄榄枝，至少尝试争取他们的支持。我明白，他们很愤怒。但他是总统，应该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然而，可惜，这不是特朗普。利昂·维塞尔蒂尔曾对内塔尼亚胡说过一句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贴切：他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却身处如此重大的时代。

如果说今天最让我沮丧的是与肯尼迪就职演说的对比，那么最让我不安的，是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上的演讲。他警告说，唯一能摧毁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机构，以及彼此间的互相伤害。“那么，危险何时会降临？”林肯问道，“我回答，如果它真的到来，必定在我们之中滋生。它不会从外部入侵。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自己成为它的始作俑者和终结者。作为自由民的国家，我们要么永恒生存，要么自我毁灭。”

如果这些话没有让你感到不安，那说明你根本没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