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弥天谎言

声明：编撰候柴扉  材料源自网络     

一 她母亲是小脚女人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说，他一生最难忘的是1966年小麦收割季节，他妈妈在一天上午带着十一岁的他和几个邻居小孩去麦地里捡拾割漏的麦穗，刚下地不久，来了一个生产队干部要收缴他们所拾麦穗，小孩子机灵，拔腿就跑远了，而他母亲是小脚女人，跑不动，一把就被逮住了。    

他母亲高淑娟出生于1935年，怎么可能是小脚？我1896年出生的奶奶曾对我们说过，湖南农村女孩裹足是从1908年停止的。因此1910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没有一个再裹过足。我姑妈1916年出生，我姨妈1918年出生，我妈妈1928年出生，都是正常大小的脚；我小时见到的所有与她们年纪相当的妇女也都是正常的脚。    

莫言家乡山东省高密县地处胶东半岛，离青岛市不远，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远比湖南湘西北深远，她妈妈怎么到了1935年以后还裹成了小脚？会不会有人替他申辩，莫言说的可能不是他妈裹成了小脚，而是生来就自然的小。这成立吗？如果脚生来自然小，那么身体也相应会小，是完全匹配的，1966年他妈妈才31岁，年轻力壮，脚再小也不可能跑不赢十来岁的小孩呀。    

1966年，全国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村所有男女老少都没日没夜的投入到集体生产劳动中。莫言的妈妈那时正是青年劳动力，怎么大白天不出集体工，去大摇大摆为自己捡拾麦穗？

二 学生吃煤

莫言在《吃相凶恶》一文中写道，那天学校拉来一车“好煤”，学生们一见纷纷涌上去抢食，吃的好香，上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听见满教室“咯嘣咯嘣”的响声，回过身问学生吃的什么？学生们张开乌黑的嘴，告诉老师：“煤！好吃的很。”    

莫言比我小五岁，他上小学应该是在六十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全国农村早己摆脱了59、60、61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困扰，人们虽然还有困难，但根本不再存在吃了上餐没下餐、整天挨饥受饿的现象。同样是农村， 那个年代我家有七个人一一父母亲加我们五兄妹，其中大弟弟和大妹妹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一年要花费不少医疗费，但我家早晚仍是吃的白米饭，只有中午才喝米糊加杂粮。

作家路遥生长在陕西省黄土高原，生产环境、生活条件要比胶东半岛差了不知多少，可在他写的《平凡的世界》里，同一个世代的孙少平所在中学，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吃的是白馍（细粮丿，只有孙少平与另一个女同学等极少数几个人因家境较差而吃黑馍（粗粮），但他们总是害怕遭受同学l歧视而最后才到食堂悄悄取食。路遥只比我大一岁，处在同一时代，他描写的陕西大众生活状态与我这个南方人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基本一致。但比我们年纪小的莫言，处在胶东半岛这块肥沃土地上的莫言，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时代的莫言，却仍然饥肠辘辘，急不择食，竟然吃起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敢想敢试，甚至连禽兽都不会看上一眼的煤炭！    

除了现在三岁的小孩和他盲从的铁杆粉丝、及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他的奇幻想象力骗得了谁？

三 15岁了没穿裤子

莫言在多次演讲中说，因为饥饿，闭塞，他15岁了仍光着屁股上学，这不是我有暴露的癖好，而是没有裤子穿。

他15岁是多少年？1970年啦！1970年，我们湖南农村小孩不仅有衣服穿，而且开始嫌弃棉布类衣服和袜子，而追求上了不起折、不褪色、特别耐磨的涤确良、凡尼丁之类的时髦化纤衣料，脚上的老布鞋也更换成了胶鞋、凉鞋。我的父母也有生以来穿上了深筒雨靴呢！    

1970年，我己在福建省平潭岛当兵两年，岛上有20多万人，我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光屁股不穿衣服。    

我要问一句：什么学校敢招收15岁了没有穿裤子的学生？

莫言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到处可见。大家一拥而上攻读一阵子后，发现既没体验到情感的共鸣，更没得到思想的启迪，连语言技巧也没学到什么。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上述三个方面起码得占其中一项。

莫言曾跟他的英文翻译葛浩文说过，“你尽可以跳过我的其他小说，但一定要读一读《丰乳肥臀》。”既然莫言把这篇东西当作代表作，我们就要看看它代表什么了。公平地说，莫言的文字比高行健好很多，颇有些场景描述的功力。但总体上来说，他和高行健有很多类似，也是把一堆民俗、传说故事搬弄到一起，东拉西扯、胡编乱造到气死人的地步。根本什么人物也没塑起来，更毫无思想。信口讲一些琐碎、不连贯、缺乏承上启下符合逻辑的故事。

当年高行健的东西号称“现代派”，现在莫言的作品又冠上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帽子。但无论把什么主义冠到小说头上，文学是人学，小说是人的故事。一部小说看完以后，没有留下清晰的人物形像，基本就是失败的，说明他没有通过情感、思想的描绘塑造起人物。这种失败，对通俗小说来说，可以用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来弥补；对所谓纯文学来说，则是用优美的语言、细腻的描写来平衡，而那种细腻，主要是指对抽象的东西，也就是对思想和情感的刻画。而莫言的作品，则是对外在事物、外在行为的叙述，尤其是一些引起视觉和感官刺激的描述，要么性，要么血淋淋，要么变态等等，是非常浅薄的一类作家才弄的东西。

那些东拉西扯的故事片段，琐碎到烦死人的地步，而且毫无长篇小说要求的内在的“通”，脑子里蹦出一段奇思怪想或道听途说，就塞进小说里。“魔幻”在莫言那里就是“胡乱”。给这种东西冠以“魔幻现实主义”的高帽，真是高明之举——把缺陷用一个可以蒙大众的名头掩饰成美和深刻。

莫言承认自己没有思想，比高行健的故作高深强很多。瑞典文学院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是个研究中国古汉语的“匠”，根本不懂文学。至于其他评委，大概看的是莫言作品的英文译本。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莫言获奖后谈到，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一段一段地翻”。用英语说他是rewrite，类似中文的编译。“葛浩文非常知道他要翻译的作家的弱项，用心地把它们翻成比中文原文更好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中文作品经常是从英文翻译成德文。”

葛浩文翻译的中国作家的书，他基本就是根据原书一些单独、不成章的故事用英文重写的。经他这一重写，零散的故事成了整体的一本书，而且语言逻辑、段落的承上启下、故事内在的连接性等等，都比原中文好很多。

有评论说莫言赢在他所使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上，把不太懂什么文学流派、什么“主义”的芸芸大众和“二手货”（没有原创和独立思考能力、人云亦云、虚荣且装模作样）的评论者们震住了。

20世纪的文化人，最热衷的就是把不同形式的文学表达方式，冠以各种“主义”以显得其高于通俗文学。而在这个和通俗文学拉开距离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伪文学横行的空间。

伪文学伪主义都是半吊子文化人制造出来的。他们能成功，一是因为文化的普及，涌现出一大批二三流作家评论家，他们不仅是大多数，而且占据话语权力；二是没有独立判断能力、跟着时髦跑的年轻人占大多数。瑞典文学院连高行健那么明摆着的“伪现代派小说”都当真了，再给莫言一个奖，一点都不奇怪。

魔幻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什么神秘到高不可攀、值得仰望的概念。这类作品的特色是通过写人在幻觉中的异变，来展示现实生活中荒谬的一面，带有很强的宿命论。这是20世纪小说家表达对现实悲观失望的一种形式上的尝试，五六十年代曾在经历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风靡，不少英语作家也跟进。但这种形式已经随着20世纪的翻页而大幅退潮。

这类作品写得比较好的，并不是靠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而是靠对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某些人和事的细致描写而营造出的一种氛围，一种孤寂悲凉的感觉。这类作家通常很有写作匠的功力。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其内容远不像这个书名那么深沉，故事夸张地超现实，人物庞杂难记，哪个都欠完整，但其文字本身很细腻，很有文学味。即使不喜欢那些怪异故事和人物，也能因他的语言本身而进入作者希望你进入的那种感觉。

而莫言那些杂乱无章的故事则写得非常粗糙，净是些外在活动的描述，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细腻。怎么读，你都无法把自己的情感容进去，始终是一个不耐烦的旁观者。

把莫言的小说说成魔幻现实主义，就可以把那些毫不连贯、根本不符合人物思想和情感发展逻辑的胡乱跳跃，甚至胡编乱造，用“魔幻”“超现实”给唬过去了。这种所谓“魔幻”其实是障眼法，或者说是掩盖情感粗糙、思想贫乏、文字不优美的遮丑布。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说，“莫言的《生死疲劳》是40多天写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写完的，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800页出来，从德国人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从哪国人的角度看，都有问题。任何一个人说他用这种速度写东西，就压根不值得看了。

读马尔克斯，有“魔幻”感觉，但读者的思想情感还是可以被带进去。读莫言的东西，就像看一些二三流电影的片段，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变，既不连贯，也没有娱乐感，短暂地吸引一下眼球，看完什么都没留下，一堆模糊不清的人影，而且被那些琐碎无意义的描写弄得很烦。没有任何章节，哪怕一个句子，能让你想停下来，思考一下，或重看一遍。

更主要的一点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要表达的那种荒诞意识、那种无奈的宿命感，在莫言这部作品里完全没有表达出来。

虽然我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所表现的悲观人生、宿命论、以及其怪异、反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等，全部都持否定态度，但如果文字本身功夫到家，思想、情感描写细腻，也还是愿意为提高自身的文字匠能力而去阅读的。不客气地说，莫言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没有可取之处。他的场景描写虽然不错，远超高行健，但和高行健一样感情粗糙，没有思想。

莫言跟高行健另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近乎变态地写低劣的性活动，一堆一堆的和性有关的外在视觉的描述。美联社报导莫言获奖的标题就是“以写粗俗下流、杂乱无章故事而著名的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建军说，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中国人也是无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