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2】

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1】

十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咖啡馆里，卡加尔利茨基继续跟我聊起晚期苏联的文化。1970 年代时，有个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意大利姑娘很兴奋地告诉他，当西方已经被后现代文学占领的时候，她却在 1970 年代的苏联找到了 19 世纪文学的最后一块土壤。“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卡加尔利茨基解释说，“讽刺的是，斯大林干的一件好事儿就是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教育体系。1920 年代在苏联有着各种各样关于建筑、教育等等的实验性讨论，斯大林压迫民众，但他也知道人民不需要那么多先锋和实验，在建筑领域，风气很快从结构主义转回了新古典主义，当时政治局有人说，这种新古典主义太保守了，几乎和沙皇时代没区别了，这时斯大林说了一句话——未经证实的一句话——人民有权利拥有罗马柱！……在教育领域发生的是类似的事情，斯大林吸收了沙皇时期的精英教育，并把它用于普罗大众。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废除了逻辑学。”

 

从 1960 年代早期到 1980 年代中期，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2000 万，受雇于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则翻了三番，达到 3300 万。以斯大林的观念，苏联知识分子的核心就应该是这些工程师、科学家们，尤其是物理学家。这一阶层也的确被国家保护得很好：他们受尊敬，有钱，有设备，不受打扰，生活在一个个封闭半封闭的核工业城/研究机构里，国家不光负责这些单元物质供给，还负责他们的文化供给——一些被官方所不容的音乐家甚至都被允许去那些（国家放心的）单位演出。

 

1970 年代的苏联小学

 

按照祖博克的说法，苏式教育体系虽有诸多弊病，但它推崇“修身与进步的理想，以及对高雅文化的崇敬”，而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内在品质（之一）”，其结果就是经过苏式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着“对知识的好奇，艺术的追求，和高雅文化的热情”，他们“不只是认同苏联的集体主义，也认同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他管这叫苏式教育的“无心插柳”。

 

这个并不陌生却有点隐秘的范式（pattern）需要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国家出于合法化自身的需要，创造出了一个受教育的新阶层，这一阶层分化、演变，保持了某种对国家的古老的敌意，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国家的埋葬。

 

讨论苏式教育不知为何废除逻辑学时，咖啡馆的一角开始冒烟，卡加尔利茨基看出了我的不安，叫来服务员问了两句，然后半开玩笑对我说，“他们说不危险。应该说现在还不危险，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来得及下楼逃跑……这非常俄罗斯，我们习惯于曝露在各种危险之下。”有一年，卡加尔利茨基因为炸弹威胁，不得不和人群从地铁站疏散，疏散过程中他看到警察在和一个啃炸鸡的女人理论，女人非要吃完才肯离开，“不然炸鸡就凉了。”

 

“等待奇迹发生是俄罗斯人骨子里的东西，”奇若娃告诉我，“俄罗斯文化里有许多童话故事，比如傻瓜伊万，总是无所事事，总能不劳而获。也许这类童话嵌入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对大众的典型批评，在那个咖啡馆，显然奇迹没有发生，15 分钟后，烟越来越浓，弥漫了整个二楼，服务生淡定地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们得打烊了。于是我和卡加尔利茨基，一遍聊着斯大林的教育方针，一边聊着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到了街道上。

 

 

十一

 

1982 年到 1983 年之间，卡加尔利茨基和杜金相继被捕。前者是因为组织了一个被称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左翼讨论团体，后者则是因为在一个有 30 人参加的地下音乐会上演唱反社会主义歌曲。杜金后来对媒体回忆克格勃的审讯，“和电影里一样”，强光打在他的脸上，审讯者的五官浮现于光晕的边上，声音熟练而疲倦：“你凭什么唱‘苏维埃的灭亡’？苏联会永远不倒，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看看我们的脸。再看看你自己的嬉皮样，你算老几？”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部分原因是 1980 年代初的苏联早已不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部分原因是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那时候奇若娃已经大学毕业，在学院教书，学校组织集体收看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直播，“他的棺木正在移动行进，行进的方式非常古怪，我们正看着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电视信号就被掐掉了，后来重播时这一声被掐掉了，可我们当时都看见，就都忍不住笑了。我笑得太厉害，还从椅子上摔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那么可乐，可能是看到契尔年科那些老家伙的样子吧。”

 

 

1982 年，勃列日涅夫葬礼

 

我分别问了奇若娃、杜金和卡加尔利茨基一个有“后见之明”嫌疑的问题：当你身处“晚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那就是晚期吗？

 

“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了。我知道这个社会不正常，很疯狂，也不该如此，但我发誓，我当时压根想不到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完蛋，我以为苏联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奇若娃的回答。

 

“我认为 human being（人）首先是 thinking being（思考者），而不是 eating being（进食者）或者 breathing being（呼吸者），但在当时的苏联，一切都是反过来的。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活着，完成活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吃饭、呼吸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如果你停止了思考，你就不再成为人类了。”这是杜金的回答。

 

只有卡加尔利茨基说，“我当然知道！”他们一直在萨米亚特上发表苏联正在衰亡，体制终将裂解，我们得为下一阶段的政治做好准备之类的文章。在卡加尔利茨基被捕又获释的时候，他曾被安排去向一个克格勃长官汇报思想，以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事，他问长官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打电话，长官告诉他，你避开晚上九点一刻到九点半的时间就行。“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九点有整点新闻，前十五分钟是关于政治局和苏联取得的成就，后十五分钟是国际新闻，再之后是电影。人们只在九点一刻才打开电视机。克格勃和我们一样，也不看那些宣传新闻。”

 

 

十二 

 

几天后，我去莫斯科城北拜访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这是一栋宽大的建筑，看起来更像一座剧院，苏维埃风格的那种。电梯上到四层，出来是个还算宽敞的候客区，墙壁上谢顶的戈尔巴乔夫双手撑在桌上，目光炯炯冲我微笑。其他几面墙上还有不少他当年的新闻照片，和撒切尔的寒暄，和里根的握手，等等。那是终结了冷战的一代领导人，而他们奠定的世界格局和思维方式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等待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读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特写，记者描述他打车来到这栋建筑时的场景：在得知他要拜访的人是戈尔巴乔夫时，出租车司机轻蔑地说了一句，he has no balls（他很没种）。

 

基金会日常办公区域只占据了四层的一半，据说其主要收入来自房租和戈尔巴乔夫的稿费。1991 年 12 月 25 日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后，戈尔巴乔夫写了许多本书，较新的被译作中文的一本是《孤独相伴》，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1996 年，他在毫无胜机的情况下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有一个广播电台年轻女记者在圣彼得堡跟了他半天，只希望他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还在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吗？”这个细节反映了许多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是一个叛徒，与西方合谋搞垮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全是宣传机器开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秘书波利亚科夫两手一摊。他是一个瘦削的人，凑巧也出生于 1957 年，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国际关系，毕业后任塔斯社记者，驻非洲多年，认识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穆加贝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等了三天” “曼德拉除外，他当时还在牢里”），1980 年代后期波利亚科夫回到国内，跑政治局新闻，苏联解体后他接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来打理新成立的基金会，直到今天。“这可能是某种俄罗斯特色吧，每一代领导人都责怪前一代人给他们留了一个烂摊子，叶利钦责怪戈尔巴乔夫，普京也责怪戈尔巴乔夫，就在两天前，他还在奥利弗·斯通的纪录片里说，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没有和北约签署不许他们东扩的协定……他忘了当时还有华约这一回事吗？怎么可能提出这一主张呢？每个人在谈起改革时都是事后诸葛亮，可是他们当时做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任时，他没有责怪个人，他责怪的是整个体制。”波利亚科夫加重了语气。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推动改革与透明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尊重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戈尔巴乔夫在《孤独相伴》里回忆。

 

杜金用“非常有趣的异化过程”来概括苏联 1980 年代后期的改革，“每个人说的都是斯大林时期下来的官方议题，但他们不再相信公正，相信苏维埃价值，反而被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深深腐化和吸引。体制从最核心处开始异化。党内出现了两个小党，一边是自由派、西化派，一边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但他们不是，他们希望复兴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他们都是六零世代。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最后他倒向了自由派。人人用的都是共产主义语言，但意义却大相径庭。没人说真话，没人说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人们被忽悠了，他们没法从他们的发言里做出决定，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依此采取的行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所谓改革（perestroika）的大谎言。”

 

波利亚科夫对杜金的观点不屑一顾，甚至拒绝谈论这个“疯子”，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完全相信一个“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当他开始政治改革时，才明白这个体制需要改变，“但这种改变是从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相信北欧的体制，也相信这是最适合我们国家的。”

 

“我想你们中国人会明白，苏联人和政权有一种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关系，”奇若娃说，“回到 1980 年代初，我敢说大多数苏联人都是厌恶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不想再被短缺所困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不梦想着言论自由、个人自由什么的，而今天，当他们或多或少有了自由生活，却想着像过去一样，让国家像父亲一样包揽一切。”她说，大多数俄罗斯人讨厌戈尔巴乔夫，只是因为他毁掉了那个“父亲”，而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敢于这样做。”

 

奇若娃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于让她能够从憋闷的社会里透一口气，卡加尔利茨基也有类似感觉，2008 年他去越南参加学术会议，那些官方学者非常坦诚放松地和他喝酒聊天，让他想起了当年苏联的改革。杜金一边批评改革，一边利用了改革带来的自由，在戈洛温的建议下，他加入了一个叫 Pamyat（记忆）的组织，这个组织原本致力于重建莫斯科被毁掉的教堂和建筑遗产，后来——得益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社会松动——演变成了一个致力于东正教和道德复兴的反犹极右翼组织。这也许是所有改革的悖论：在释放人性的同时也会释放曾被专制压制的魔鬼。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生活

 

我和波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会见宾客的房间聊了一个多小时，那间屋子里绿植满满，墙上挂着意大利和日本画家送给他的画，还有一幅爱新觉罗·启骧的字，写的是《枫桥夜泊》，张继的这首名篇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后来我又参观了他的办公室，看到桌上他和女儿、外孙女的合影，有两秒钟我差点儿没认出那个非常老非常老的人，因为头脑里戈尔巴乔夫的形象还停留在将近 30 年前，也就是出电梯时看到的那张照片。其实他已经 86 岁，和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多已不在人世，里根、撒切尔夫人、叶利钦……那个下午我和波利亚科夫聊到这一点时有点唏嘘，“也有一些人还在，比如老布什和科尔。”他说。

 

走时波利亚科夫带我下到二楼，那里有一个关于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博物馆，说是博物馆，也只是走廊上的几面橱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来自全世界的礼品和奖状，我还看到了一小块柏林墙的砖石。我问波利亚科夫，有没有考虑过筹建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改革？他说，钱是一个问题，又说，叶卡捷琳堡正在建一所叶利钦的博物馆，“非常非常大。”

 

那是 2017 年 6 月 16 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了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的消息。 

 

 

十三

 

1991 年的 8 月 19 日，苏联的保守派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他们在黑海边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军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把坦克开进了城内。而当时已经赢得越来越多民意支持的叶利钦拒不服从，号召民众起来抗议。在莫斯科，四万多民众走上街头，去保卫叶利钦所在的白宫（俄罗斯议会）。

 

在莫斯科，杜金与保守派保持着联络，他建议他们采取重大行动，去平息“叶利钦阵营制造的骚乱”，“我当时很年轻，但有自己的想法，也非常确信应该参与所谓的‘镇压’，但我已经注意到他们在犹豫了。”在圣彼得堡，34 岁的奇若娃和成千上万市民走向广场，声援保卫白宫的莫斯科人，一路上人们纷纷传说，坦克已经靠近城里了，上面已经下令镇压。她当时怀着自己的小女儿，但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广场，“如果死在那里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死在一起。”在广场上，她“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聪慧的面庞和明亮的眼睛”，“我太自豪了，我能在那里出现太自豪了”，二十多年后，她还经常告诉小女儿，是的，你也参与了 1991 年 8 月的革命。

 

保守派最终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却事实上失去权力，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即将走到历史终点。那是历史的另一个欣快时刻，但也结束得很快，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一位音乐家的感慨：“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整个 1990 年代，叶利钦带领俄罗斯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急行军，俄罗斯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式的转型。从 1990 年到 1993 年，卡加尔利茨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Moscow city soviet）工作，他们成立组织推动民主改革，结果后来发现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反对私有化。“当时的舆论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谁愿意去买下那些国有财产，你得感谢他们主动承担了这些负债，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拯救者似的。”离克里姆林宫 5 分钟脚程的一家酒店卖了 1000 美金，卡加尔利茨基去那家酒店调研，当时酒店大堂还有一个巨大的支形水晶吊灯，他问了同去的一个古董生意商人：如果我们把这个灯卖给你，你愿意出多少价？商人说，我愿意出 1200 美金。“你看，私有化就是这样进行的。”

 

1993 年叶利钦解散了最高苏维埃，卡加尔利茨基去了学术界，因为在国际上有知名度，他偶尔会受邀去北美的大学讲课，那会儿俄罗斯话题在国际学术界还时髦着。他用美金补贴自己在国内的微薄收入，当时国内机构也知道这点卢布根本养不起学者，对他们出国短期任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回国就行。”卡加尔利茨最有名的著作之一《边陲帝国：俄罗斯与世界体系》（Empire of the Periphery: Russia and the World System）就是在 1990 年代开始写的，他写书极快，但那本书他用了 12 年才完成。

 

《边陲帝国：俄罗斯与世界体系》（Empire of the Periphery: Russia and the World System）

杜金告诉我，他的世界观在“八一九事变”那三天里发生了“唯一的、根本性的转变”。“从前我是反苏的，但那个八月过后，我发现相比于那些自由派，我更支持维护苏联的人。我这辈子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在共产主义终结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我是在共产主义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成了它的拥趸。这很重要。”

 

如果说晚期苏联有点像一个校园的话，那么在 1990 年代，俄罗斯人一夜之间被逐出了校园，他们被迫可怕地、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那些时候，经验在跟人们开着非常残酷的玩笑，”一位受访者在《世纪大拍卖》里说，“人生的经验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矛盾。结果是，很多人当时非常消极。正如他们一直在上班一样，他们还是接着这样做。直到 1994 年，他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在苏联制度下长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害怕竞争，但任何体制下都有一群人，他们有点野性，有点病态，很乐意去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奇若娃就是这样的人。她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后去了一个家具厂当副总经理，负责和客户维持关系，有三年时间工作到每天凌晨两点回家，收入是她的历史学家丈夫的 400 倍。1990 年代，和中国的东北一样，在土耳其也出现了大量“倒爷”，把本国生产的便宜货倒卖到俄罗斯。那些小货船在黑海穿行，运货的同时也会带一些旅客，1996 年 12 月下旬，奇若娃就在这样一艘船里，她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度完假，准备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和丈夫会合，后者在那里进行鞑靼人的田野调查。

 

半夜，有人敲醒了她，船着火了。她去找船长，被告知船上有两艘救生艇，都已经着火，求救信号也已经发出，土耳其方面说，你们已不在我们的海域，我们管不了；乌克兰方面说，如果他们的直升机有燃油的话（当然没有），他们可以去救他们。那是寒冬，水温很低，船长说，如果跳海求生，人在这样温度的海水里最多能活 40 分钟。

 

奇若娃顺着楼梯爬上甲板，见到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景象，“海和天都是一片漆黑，甲板上火舌直冲上天，船员们都裸着上身，个个手里拿着渔叉，只能把已经着火的货物挑落下海……根据我事后的理解，那就是地狱的化身，不论是圣经还是什么其他地方描绘的，绝对是地狱的样子。”

 

她回到房间，开始和上帝对话。她不算一名教徒，也很少去教堂，但她开始向上帝解释她的情况：她一直想当一个作家，从前是没有自由，后来是没有钱，再后来钱和自由都有了，她却没有了时间……她说了很久很久，后来船上的火被扑灭了。等他们在辛菲罗波尔靠岸时，奇若娃告诉自己，够了，我不要再做生意了，开始写吧。她写得非常勤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十四 

 

在西南站那家餐厅里，被我追问了一个多小时过往生活的细节后，杜金终于忍不住要求我们谈一些“大问题”，然后他开始了一段“大历史”的轰炸：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广袤的北方干草原地区，历史上曾被不同游牧文明统治过，俄罗斯文明是它们最后的统治中心。文明是帝国天然的边界，苏联是一个帝国，俄罗斯联邦也是一个帝国，它们都不是民族国家，帝国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早晚要按照文明的边界去完成统一和兼并，这才是地缘政治的最终决定因素，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应该恢复帝国的边界，去对抗以英美为首的大西洋文明。

 

这些论调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甚至想起了 2013 年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听一位从古拉格归来的政治犯讲起的笑话。作为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这位爱沙尼亚人非常不喜欢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话说犹太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都进了地狱，地狱里有许多滚开的巨大的锅子，犹太人的锅得盖好盖子，不然他们就会抱团逃走；爱沙尼亚人的锅无需盖子，只要有人想爬出去，就会被锅里其他人拽着不放；俄罗斯人的锅呢，哦，俄罗斯人，他们看到那口锅如此之巨大，已经忍不住主动要往里面爬了。

 

但在二十年前的 1997 年，当杜金出版《地缘政治基础》（The Foundation of Geopolitics）一书时，俄罗斯正因为经济崩溃、车臣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北约计划东扩，处在一个自尊心极度受挫的时期，杜金的“欧亚主义”，“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混合了东正教、神秘学、占卜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终于在后苏联的社会土壤里开出花来。《地缘政治基础》出版后洛阳纸贵，各大书店纷纷开设地缘政治专柜，俄罗斯杜马甚至成立了“地缘政治委员会”，用杜金自己的话说，他的理论“就像一个病毒，我写下了这个程序，然后它就自己复制，蔓延开来”。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杜金用超过 40 本书完善了他的理论，而那个“病毒”，也终于在誓言复兴的普京时代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杜金乐于展现自己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聊天过程中，会随口说起，“政府的人都在读我的书”，或者，“我最近送给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本我的《多极世界理论》（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他很兴奋”。

 

“我现在说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平庸，和普京或者和主流意见说的差不多了，但我现在说的和当年在那个非常狭小的小圈子里说的是一样的。”杜金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柏拉图说，时间是永恒的映像。时间本身的往复，只是为了体现永恒的原则，我把柏拉图主义应用于政治哲学和地缘政治分析，然后得到答案。地缘政治学家没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他们可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以及在哪儿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周期性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重复，比如从 1990 年代早期起，我就有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早晚要并入俄罗斯的看法，因为他们来自俄罗斯帝国的传统。”

 

2014 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奇若娃抑郁了三个月，她的小女儿感到很奇怪：没错，他们把克里米亚吞并了，但现在也不是苏联了啊，而且克里米亚大多数人也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啊。她告诉女儿，接下来就是战争，我不知道在哪儿，但一定会有战争。没多久乌克兰（顿巴斯）战争就开始了。女儿很吃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别忘了我是在这个体制下长大的。我从心底里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奇若娃说，对于他们这些成长于 1970 年代甚至 1980 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就像一台加装了防毒软件的电脑，这些软件对那种“取一点真相，然后用谎言把它装饰成一棵大树”的宣传伎俩司空见惯，随时会启动甄别，“年轻一代没有这个，得从头开始。但我感觉许多年轻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某种程度上，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这头巨兽前面没有任何抵抗力，非常无望，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我们至少在挣扎……我想现在的俄罗斯是帝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她最后一次用指关节敲击桌子，“这是一个垂死帝国的挣扎，解决办法就是放弃帝国的幻想，在正常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中做一个正常国家。”

……

来源：@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