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中

文/精读猫

再比如爱好和平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

但他们对国会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少数几个军工巨头。

所以，美国的军费预算总在不断增长。

即便是同一群人。

当他们组成大型集团的时候，行动能力也远远比不上他们组成小集团的时候。

比如美国企业家。

当他们组成小型行业商会时，行动力很强。

调查表明。

在华盛顿人最活跃的1247个游说团体中。

有825个是行业商会资助的。

行业商会通过游说和公关，在政府补贴减税，反垄断调查，行业监管等方面取得了无数成功案例。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狙击全民医保制度。

每当具有左翼倾向的总统准备推行全民医保，美国商业保险利益集团和制药企业利益集团就会积极行动发动社会舆论。

把全民医保制度跟计划经济和独裁体制划上等号，以此阻挠他的罪行。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仅存的几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

美国金融巨头组成的小集团只有20多个成员。

却利用自身对国会和美联储的强大影响力，将货币扩张政策发挥到极致，使美国政府债台高筑。

但是，当美国企业家组成全国制造商协会、全美商会等大型集团时，却变得无所作为。

他们无法阻止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没能阻止政府出台累进税制以及严格限制避税。

那么，为什么大型集团很难有效组织起来？

为什么他的行动能力不如小型集团呢？

奥尔森引入理性人这个概念，用来分析利益集团的组织和行动。

所谓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简单说来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偏好闲暇的，总是希望不劳而获，不承担成本，只享受好处。

要让这个理性的人行动起来，就得给他报酬。

当理性人作为个体的时候，就好比庙里只有一个和尚，想喝水只能自己去挑，责无旁贷。

当他是小型集团成员时，就好比庙里有两个和尚。

一根扁担，两头各有一个人，谁也没法卸担子。

成员很少的小型集团，由于彼此间都熟悉。

谁为集团出了多大力，办了多少事，大家一清二楚。

并且小团体一旦争取到公共产品，每个人可以分到的份额很大。

所以成员行动的积极性高。

比如联邦政府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军火采购款只有五六家企业瓜分。所以让他们干什么都肯。

一旦集团人数多了。

由于成员之间互相不认识，谁出了利益，谁没出力，很难互相监督。

就好比庙里新来的第三个和尚。

他可以游离于具体岗位职责之外。

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定一张值班表，大家都想置身事外，坐等公共产品从天上掉下来。

西方学者把这种行为叫做搭便车。

搭便车现象在公共产品分配领域特别常见。

这是因为利益集团争取到公共产品。

都是要在集团内部平均分配。

当集团的规模很大的时候，单个成员获得的份额只有千分之1，万分之1。

如果积极行动付出与收益明显不成比例，那还不如等别人行动，自己搭便车。

这就是大型集团很难组织起来，也缺乏行动能力的根本原因。

好了。

第一部分内容就精读到这里。

下面我们精读本书的第二部分。

大型集团要想成功该怎么办呢？

我们从组织和运作两个角度分别来看。

首先来看组织。

奥尔森认为，大型利益集团想要成功，最关键的是，建立正反两个方向的激励机制。

也就是一手向成员提供各类福利措施进行正向吸引，一手运用强势力进行反向惩罚，迫使成员不得不加入组织，忠于组织。

当代美国生存下来的大型利益集团都具备一套这样的激励机制。

比如代表蓝领工人利益的全国性工会。

在正向激励方面，它可以为工人提供很多额外福利。

他们借鉴的是当年铁路工会的成功经验。

早期的美国铁路运输业曾经因为事故频发，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

铁路工人一度被商业保险公司拒之门外，办不了人寿保险和工伤保险。

而铁路工会却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承诺向自己的会员提供保险。

铁路工会因此得以壮大。

全国性工会借鉴这个做法，除了保障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之外，还能够提供多种额外福利。

比如像工会成员提供失业救济金、医疗救济金、退休救济金。

以及为各行各业工人量身打造各类保险。

在反向激励方面，全国性工会拥有两个杀手锏。

一个是设置纠察线的权利。

20世纪20年代，联邦法律允许全国性工会在罢工期间设置纠察线。

使用暴力阻止任何企图越过纠察线去厂区上班的工人。

这个强制力保证了罢工的效果，大大提升了工会在跟资方谈判中的地位。

该法案颁布后的7年前，全美参加罢工的总人数增加了10倍。

另一个杀手锏是。

法律规定，企业主不得雇佣非工会成员。

全国性工会通过长期向国会施加压力。

终于争取到一部重要的法规。

这就是1935年通过的华格纳法。

这部法案规定。

任何企业主雇佣非工会成员均属非法。

这就意味着工人想要找到饭碗，必须先加入工会，成为会员。

由联邦法律保障的强制力赋予了工会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在华格纳法颁布的当年，美国全国性工会的会员人数就比上一年增长了50%。

代表美国白领劳动力的大型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医学会以及律师协会。

他们同样具备正反两个方向的激励机制。

先看反向激励。

出于对于专业知识的尊重。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般会把政府管理、医疗、司法行业的部分职权让渡给专业协会。

让他们代表政府管理相关事务。

比如从业资格考试的命题，阅卷、评分、从业执照的申请、备案、年检、医疗事故仲裁、司法鉴定等等。

这些至关重要的业务管辖权都掌握在行业协会学会手中。

毫无疑问，如果哪个从业者敢于自立门户，不加入专业协会学会，一定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无尽的麻烦。

在正向激励方面，这些学会和协会除了为律师群体和医生群体积极争取公共产品之外。

还向成员提供各种福利。

比如美国医学会向会员提供到大医院实习进修的岗位。

邀请医生们定期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等。

到这里我们介绍的都是大型集团组织成功的正面案例。

接下来我们看看反面案例。

在奥尔森看来，美国当代政党就是典型的行动乏力的大型集团。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大选获胜后，政党赢得的政府职位极其有限，根本分不到普通党员头上。

另一方面，联邦法律也不允许政党干涉党员投票，处罚党员退党。

政党对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强制力。

所以共和民主两党党员对于政党的忠诚度都很低。

除了大选期间，政党几乎毫无存在感。

有些时期，民主党甚至不设立全国总部。

即便在总统大选中，一个选民也经常是这次投共和党，下次投民主党。

在吸引选票方面，总统候选人提出的具体政治纲领比他的党派身份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