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一支时代与理想的挽歌

贾樟柯导演曾经说：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到的人。

近期把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几乎都刷了一遍，有的已经是二刷，对此类题材意犹未尽，又怀着同样崇敬的心情重温了张猛导演的《钢的琴》。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电影开头便交代了下岗工人陈桂林与妻子小菊商量离婚后的财产归属和孩子抚养问题，所有财产（其实也就几件家电）小菊都不要，唯一的要求是带走女儿小元。陈桂林不同意，最后决定尊重孩子的意愿。

小菊在外面相好的男人是个“卖假药的”，投机取巧能赚不少钱，照陈桂林的话说“她终于过上了她想要的那种可以不劳而获的生活”。

陈桂林此时也新交了女友，他们那个小乐队的主唱，淑娴。

陈桂林热爱音乐，从工厂下岗后做了一名街头风琴乐手也与此有关，和其他几个下岗兄弟们组成一个街头乐队，接一些葬礼哀乐演奏、婚礼庆祝等廉价的活儿，靠并不体面的工作勉强糊口。

陈桂林的音乐梦也就这样了，他把理想寄托在了女儿小元身上，从小培养她学钢琴。买不起钢琴，就带女儿去学校琴房练习，夜晚练琴遭投诉被赶出来之后，就在家用木板画了一个不能出声的“钢琴”督促女儿练习。

而小菊每次来看小元，都会买许多东西讨女儿欢心，小元便更愿意和她待在一起。

而陈桂林能给她的，只有画出来的假钢琴和严厉的督促。

关于离婚，女儿表态，如果谁能给她买钢琴，她就跟谁，小小年纪已经和妈妈的价值观有了几分相像。但出于对孩子的爱与不舍，陈桂林还是决心一定要“弄出”一架货真价实的钢琴来。

和朋友们借钱借不来，便一起去偷学校的钢琴，被抓后，最后决心自己“造”出一架来。

“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啊，是，钢厂和钢琴厂看着是就差一个字，那差老鼻子去了。”

起初淑娴和其他兄弟们都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最后在陈桂林的软磨硬泡下，兄弟们还是决定帮他一把。没有任何报酬，还要搭上巨大的时间、精力还有自家东西，从工程师那里弄来苏联的图纸，木头架构不熟悉，就换成钢铁架构骨架，几个乐队的兄弟期间也闹过矛盾、打过架，但最终还是齐心协力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架“钢的琴”造好了，但小元还是跟妈妈走了。

经济转型中的阵痛

电影是2017年上映的，当时票房惨淡，文艺电影其实也就这几年有一些回春的迹象。《钢的琴》与其说是文艺，更不如说黑色幽默和现实的成分更多一些。已经是第二次看这部电影，距离上次观影已过去两年，然而一部好的电影每次看都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耐人寻味的东西。

电影背景设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90年代的中国，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共和国长子”的优势地位，国家政策转向大力开发东南沿海城市、支持高薪技术产业，而东北也几乎用光了自己的资源，大量国企倒闭、工人下岗。

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首当其冲的是人民，最痛的也还是人民，近百万下岗工人一夜间失去了半辈子的生存依靠，面临再就业的难题，甚至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

导演显然想表达和反思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资本的大量涌入，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甚至全国，一代工人阶级被边缘化和最后的挣扎，以及徒劳。

陈桂林的乐队在影片开头参加的葬礼，似乎就是对整个东北地区和下岗工人的没落的隐喻，一支唱给老工业区的挽歌。

葬礼中途，按照负责人的吩咐，乐队把曲调从沉痛的俄罗斯民歌歌《三套车》换成了热烈欢快的《步步高》，这个细节似乎也同样印照了“陈桂林们”后来以铸造钢琴极力尝试挽回代表“新一代”的女儿的离开、试图对抗以小菊的新情人“卖假药的”所映射的新兴市场经济。

包括电影中曾经长久屹立在工业区里代表性的两个高高的烟筒，听说即将被炸，曾多年来在此工作生活的老工人们都难掩不舍之情，陈桂林提议给它们赋予新的意义，试图挽回其走向死亡的命运。

挣扎的徒劳：我们总想留下些什么

电影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告别前极力挽回的挣扎感，诙谐幽默的对白看似给电影蒙上了一层喜剧的色彩，但徒劳的悲剧内核在反差之下更为凸显。

电影里汪工说，没有敢想敢干敢拼的精神，那不是我们工人干的事儿。

做钢琴这项“浩大”的工程，测绘、冶炼、敲打、电焊、切割……仿佛他们又回到了在工厂里干活的时期，那段曾属于他们的激昂岁月。

张猛导演通过一系列细节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工人形象，看似平凡实则闪烁着坚毅、淳朴、善良、讲义气、勤恳的人性光辉，也是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下导演仍不愿舍弃的真善美。

可也正因为这种难能可贵的真善美，在时代不得不席卷着破坏其原本生存环境的情况下，美的徒劳便更令人心痛。

“今天这钢琴你就是做成了，小元你也留不住！”女友淑娴曾如是说。

烟筒爆炸了，无论他们怎么想靠美化、改造、赋予意义来挽留。

一群人站在高高的土堆山上看两个烟筒，曾经他们生产、生活的标志性建筑在一声声轰响中终于坍塌，一个时代结束了。他们抽着烟，站得笔直朝倒坍的方向注视，像参加一场沉重的葬礼。

“我们总想留下什么，留下电厂的那两根大烟囱，留下就算根本没用了也要每天行驶几遍的蒸汽火车，留下生了锈的电镐……”有网友在电影下面这样评论。

可什么也留不住。

旧时代的挽歌

钢琴终于完工，小元在大家的注视下用刚刚铸造好的钢琴弹出了一首优美的曲子，大家的眼神将不同的感情诠释地很好：大多数人是无奈且绝望的平静，有些人眼里仍怀有最后一丝希望，直勾勾盯着女孩和钢琴，希望那架钢的琴不是徒劳。

此时陈桂林的眼中已无当初理想主义的希望与热枕，只是微笑着注视女儿弹完一首曲子，微笑中透露着无奈与凄凉。

那不仅仅是一首暗喻父女间离别的曲子，那是一个时代的挽歌。

孩子是留不住的。

因为无论他们怎样齐心协力造一架“钢琴”试图留住她，钢铁做的琴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钢琴，不能留住一个追求资本下物质享受的孩子，亦不能掩盖这是老工业而不是市场经济产物的事实。

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唱到：“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一种旧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崩塌，一个旧时代的崩塌。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关于“钢的琴”，第二次看又能读出来一些政治经济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工业机械与文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钢厂和钢琴厂看着是就差一个字，那差老鼻子去了”，钢琴与钢，渴望成为音乐家的陈桂林与钢厂工人陈桂林，美好的艺术与冰冷的工业，高端艺术与普通群众，理想与现实，之间从来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钢琴的木架构被改造成钢架构，似乎象征着一种高端艺术向普通群众的成功延伸，但事实上呢？钢的琴并不能让小元从此受到更好的教育、更专业的技术教授、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甚至这架“三无产品”连音准、音色、后期维修都不能保证。

是现实终于触及甚至同化理想的虚假泡沫。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陈桂林组一个寒碜的乐队在街头唱歌，自己就已经说自己“不要面子”了，而艺术理想作为一种更高层次自我实现，在苟且的生活下，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一种奢望。

矛盾与冲突中的生长和消亡

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架“钢琴”，我们试图将心中的钢琴变成现实的钢琴，有人做到了，有的人勉强打造出一架“钢的琴”，有的人只能在木板上画出一架不会发声的“钢琴”，但更多的人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只能把它深埋心底、久不见天日。

电影传达出来的矛盾与冲突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计划经济时代工人们心中存留的艺术理想与冰冷工业机器的冲突，新兴市场经济时代老工业区工人们的靠劳动吃饭与资本、新兴技术的冲突……在矛盾与冲突中，有些东西生长、发展壮大了，它们被称为“新兴事物”，被高高托举在时代的浪尖上任人追逐，有些事物却落寞萎缩，直至消逝。

有些痛我们需要看到，有些残酷的现实我们需要明白，时代跑步前进的铿锵步伐下，一些事物衰亡了，一些人被撞倒了，一些伤口还在流血颤抖。

被撞倒的人，不应该被视而不见。

正在衰亡的事物，我们或许无法挽回，但至少心中为其唱一首挽歌，让它们体面地离去。那些被称作理想的东西，就算无法达到，至少深埋心底。

跌倒之后仍然需要挣扎着爬起来、擦干泪水和汗水赶路不是吗？

路漫漫其修远，那便是坚韧如野草般的生命，那便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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