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568】大部分老实人都是慢慢沉沦

有个现状很悲催，就是那边因为成本的关系，日本大企业里面派遣员工（类似零时工）的比例越来越高，相对于正式员工，企业只需要和派遣员工签订几年的劳务合同，日子到了，觉得这些人年纪大了可以不续约也不用管人家以后的养老啥的。
然后企业内部的升迁和福利都是正式员工，派遣员工基本上又不会变成正式员工，所以当然有派遣员工新人进入了公司，大家都知道几年后他就走了，所以也不会花时间精力去和他有同事之间的社交。。。
两者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前者不会被辞退，有分红有退休金，后者的社内地位很低，要干的事情很多，同时做的再多也积累不下人脉资源。
看下来感觉就是日本那边还是很传统（封建），普通人人如果校招的时候没有赶上，又或者遇到了某些事情职场生涯中断了一段时间，那就不会有企业再让他成为正式员工。
之后想翻身就难了，大部分老实人都是慢慢沉沦，婚姻也只能凑合甚至是没有。。。。

我对于体制内一直没有很大的感觉，因为我的父母都不算是体制内。
我爸爸是大学老师九十年代下海经商，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挣扎辛苦到处找机会赚钱的创业者。我妈妈是一直做大学老师，升到教授之后退休，生活和人际关系都一直在大学校园里比较单纯。
但是我身边一直都充斥着很多有特权的人。最小时候的例子就是上学时，我上的是整个省最好的中学，分数线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初中考高中。
当时有学习很好的同学发挥失常只差分数线0.5分，他父母去校长办公室下跪，校长说：“没用，差0.5分和差100分是一样的。” （这是高中开学校长讲话时候说的，为了告诉我们能进来一定要珍惜好好学习，其他人家长下跪都进不来。）
但是高中开学之后，我发现每个班都有十来个通过领导写条子的关系进来的。我才意识到：如果是普通人，哪怕只差0.5分家长去下跪都没有用，但是这些人哪怕差一百分都可以轻松地通过条子就进来。
当时跟我关系挺好一个同学家里的关系比较硬，他是开玩笑的口气说，他当时差了几十分，家里直接去开了市长秘书的条子。那时候我十几岁，已经意识到大家的差距很大。
那后来就自然不必说了，比如一些大学到我们学校来提前招生，去面试几个名额直接就内定了。后来高考没考好也无所谓，家里有关系的，随便去上什么大学回来都直接进体制内，到现在大学毕业20年了，都发展的顺风顺水，级别已经很高了。
我偶尔回去和同学聊天才知道体制内真的很有特权，如果在一些实权的单位，家人生病直接进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主任大夫开刀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就更不要说孩子上好学校这种小事情了，基本上你一生和你亲戚一生的生老病死、教育医疗都包了，所以我也越来越深的理解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喜欢体制内了。
然而，我还是要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进体制内。
因为这个是拼爹拼妈的，我见到过进了好单位并且升迁发展的好的，基本全都是父母就在体制内，直接为孩子安排好的。
比如我一个同学进了他爸爸的单位，那个单位10年没进过一个人，就招了他一个，因为他爸。
两代人的努力、筹谋和铺垫，才能换来体制内的潜力。
我粗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就是如此。

然后拿着买房钱去辽宁锦州郊区买房定居，买的房子57平米带装修，总价仅仅7万元，再留58万放在身边机动，剩下360万躺在银行里每年利息吃个9.5万，折合到每月也有8000人民币了。
他说锦州郊区消费不高，楼下早市，一个月自己做饭还能偶尔吃吃海鲜啥的，1500元都用不掉。
他说夏天比上海凉快太多了，冬天冷一些但是有暖气，宅在屋里尽量不出去，也不错
没有养家和养娃负担，也不养车，唯独养自己身体，51岁活到个91岁争取
他在上海的亲戚也不多，亲情也淡，平辈更不来往了。
这例子对于大城市有房的打工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保底的养老方案了。

【胡先生那时在纽约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当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篓的流亡显要中，大凡过去自持比较廉洁的，这时的生活都相当的窘困。陈立夫先生那时便在纽约郊区开设个小农场，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笔者一次随友趋谒，便曾随立夫先生之后，着胶靴、戴手套、持筐篮、入鸡笼，奋勇与众母鸡大娘搏斗而抢夺其蛋的。】
鸡蛋这个我读到过，辣酱还真不知道。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面对晚年生活的现实，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郁结。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语意诚挚动人，声调亦不无凄凉叹息之音。
这些话，我后来才体验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说。他对他的同辈友好、过往宾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纪五（王世杰先生的儿子），他也不便说。因为胡先生是位头巾气极重的旧式书生，对个人操守，一丝不苟。他怕一旦传出去，发生政治上的反应，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终究也不是解决之道啊。】
胡适先生那句叮嘱，比较难忘。但，难忘之语，也未必易学易遵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妇二人在纽约，连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问题。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在这盗匪如毛的纽约市，二老幽居，真是插标卖首！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大黑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无意中一声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胡伯母在纽约打起麻将来是日以继夜的。胡先生不但没有阻止她而且有时也加入作战。原因是：一位中国老太太困居纽约，言语不通，又无人经常代为开车访友，麻将实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纽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头”的，所以不会四家皆输。加以胡老太太技术高，手气好，几乎每战皆捷，对胡先生来说，也不构成经济负担。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将客出出进进也可使强盗小偷望而却步也。】
胡太太逐贼故事，挺有意思。但更感慨的则是麻将往来背后的两个备注；不构成经济负担，让毛贼望而却步。
【当我们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进进之时，虽然我们是毫无求于胡适之这位“国大代表”；但是胡家这两位老人，有时反而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牛高马大，必要时也可呼啸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馆添加些备盗防偷的气氛，我们还有打工用的旧汽车可以载他二老在纽约市上，横冲直撞。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雇不起用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几千本书籍便是我和台湾新来的杨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装箱的。年后胡伯母返台时，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运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
从纽约回台湾，运书犹自可，运床真壮哉。
【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这话精警。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
街头东张西望的样子～～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这段引起好奇，要再找些来参考索隐。
吾辈于今所谓读书之心，细究不过是八卦之念！
【胡先生不但不会耍那些他所不应该耍的政治手腕，纵使是那些正当的——有时也是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母国利益而在驻在国的政潮中，投机取巧地活动，亦非胡氏之所长。他做大使时每向友好倾吐他那一番“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来亦常向笔者提到。其实那种“苦差事”，如行之者为“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为“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
幸好胡先生是个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国孤立派最嚣张之时。胡氏在华盛顿的“庄稼”也不会太多。所以他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因而他的捞鱼摸虾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没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成为正式盟友，并肩作战。为着扭转盟邦外交上的“重欧轻亚”的策略，为着与英苏等国争抢“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资，为着促进美国国会通过更多的亲华立法，那样，华府内的庄稼就忙不胜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迹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国，立刻就要吃眼前亏，因而这位不习于耍手腕的学者大使就丢官了。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
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事实上胡适之这位大文化人之与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适之真是“爱其少子，甚于妇人”！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国府行宪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总统了。但他终于做不成。主观的条件之外，他还缺少搞政治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执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如今无功受禄，以票友登台来领导科班，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国民党反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胡先生是聪明的。他自知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读历史的人，读到胡适婉却做阁揆这一段，真也要松口气，胡适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长，岂不天下大乱？！
讨论小政治——如张季鸾、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报》上所谈的“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则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做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
这一大段品评，我这后生小子无从置喙，不过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期间，是否为母国抗战争取到了足够军援～～肯定不如泽连斯基那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