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父亲烧毁母亲”，一位年轻人与乡村的决裂

记者 | 吴淑斌

编辑 | 陈晓

火灾

2022年，陈昌雨回老家的次数比外出打工5年的总和还要多。老家述迤村在云南省宣威市，与他工作的地方相隔千里。自从15岁离开村庄后，他就很少回来。一方面是因为忙。他在城里工厂里做类似仓库管理的工作，每个月能挣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只能休息4天，忙的时候，他得晚上9点多下班后才吃晚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并不想回去。离家前的15年，家给他的回忆，痛苦多过快乐。

但最近这一年，陈昌雨不得不频繁往回走。他要回家处理母亲留下的身后事。

其实，“家”早就不存在了。一场大火烧掉了家里的房子，只留下一片狼藉。院子里扔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和一些枯树枝，杂草长到了脚踝高。屋内随意地散落着一些没被完全烧毁的家具，墙面、地面被烟熏得焦黑，电线裸露在墙壁上。更可怕的是，这场火灾带走了他的母亲禹秀英——而根据母亲的指认，纵火者正是他的亲生父亲陈继卫。

许多破旧的家具堆在了门口废弃的农用车后斗里（金海 摄）

那场火是突然烧起来的。住在附近的村民陈克还记得，2021年3月14日晚上10点多，自己在二楼卧室玩手机，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玻璃破碎声，紧接着是男女的喊叫声。陈克光脚跑到窗户边，看到附近的陈继卫家起火了，火舌从窗户和门框吐出来，“映得屋子周围的天都是红色的”。陈继卫夫妻冲到屋外，看起来伤得不轻，女主人禹秀英瘫坐在地上，“两条露出来的胳膊黑了”。

一个星期后，陈昌雨从广东的工厂辗转赶回曲靖市人民医院，看到躺在床上的母亲，第一个印象也是“黑”。母亲“全身浮肿，黑黢黢的，像一个煤球，外面裹着纱布”，已经辨认不出来面孔。医院出具的报告显示，禹秀英的面部、颈部、四肢、躯干都是二度烧伤，“颜面颈、躯干、四肢多处汽油烧伤6小时”，体表烧伤面积约55%，还出现了急性左心衰竭。当陈昌雨到达的当天晚上，医院下达了禹秀英的第二封病危通知书。

火怎么烧起来的？禹秀英之前在电话里告诉儿子，是自己给家里的摩托车加汽油，叫丈夫来帮忙看看，结果丈夫的烟头不小心点着了汽油。陈昌雨并不相信这个说法，“不可能，陈继卫在家里从来不会干活”。采访中，他说起父亲时，都是直呼其名“陈继卫”，或者用“他”代替。

见到母亲后，陈昌雨反复追问，禹秀英终于承认，是陈继卫放的火，并在陈昌雨的坚持下录了个视频作为证据保存。视频里，禹秀英回忆，那天晚上她和丈夫因为喂猪的琐事起了争执，她便睡到沙发上。“到后面，我冷起来，去找一床被子盖。他起来去外面提了一壶汽油进来，‘哗哗哗’地泼了一屋子。我去抢油壶，不让他泼，结果身上也被泼到了。我问他：‘你要干什么？我到底怎么了，哪里又做错了？’他说昨天晚上我喂猪的水放少了……一下子他就点着火，火先从我脸上烧起来。满屋子都是火。”

《告别》剧照

病床上的禹秀英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往外吐，说到伤心时哭喊了起来：“为什么他下那么大的毒手，我做错了什么？我说去（村子里的超市）上班，他也答应了。每个人都说，他的脾气改了，我就听了。没想到，如果慢三分钟，就要烧死在里面。”她喘着气，转过头对着儿子，“我怕，我活不过明天。我一生都给他了。再找一个，也不现实。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禹秀英对着镜头哭喊时，陈继卫也躺在同一间病房里。他手脚也烧伤了，但能自己下地行走。妻子哭诉时，他全程低着头，一言不发。第二天，民警来到病房调查，问起为何点火时，陈继卫流下眼泪，回答“不想活了”。但他从自己瞬间爆发的绝望中活了下来。入院22天后，因为身体恢复得较好，陈继卫被弟弟接出了医院。禹秀英没有等到出院的一天。2021年7月28日这天早上，禹秀英开始感到剧烈疼痛，伤口往外渗血，地上积了一小摊血。为了缓解疼痛，她不断把身体往床上撞，最终因抢救无效去世，死因是烧伤导致的感染性中毒。

母亲

去世时，禹秀英才40岁。她生长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子位于山顶，至今没通水泥路，一到下雨天，路上堆满了泥泞的暗红色山土，车子寸步难行，只能徒步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村里仍有许多地方没被手机信号覆盖，包括禹秀英的娘家。村庄经济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模式，以种植玉米、土豆为生，也在家里养些牲畜。禹秀英家只有姐妹五人，都不算壮劳力，属于这个偏远村子里条件不太好的家庭。

禹秀英排老二，她的一生，像一捆缠满荆棘条的山柴，看起来简单日常，似乎几句话就能说完。但又纠缠棘手，充满了曲折和苦难。妹妹告诉本刊记者，二姐是个“坚韧”的人，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帮着家里干农活，“出的力不比男人少”，再长大一些，就去山下镇子的餐馆打零工养家。19岁认识了山下村子的陈继卫，没有房子，没有任何彩礼、家具，只是在村里找邻居租了间房便草草成婚。不久，儿子陈昌雨出生。一个多月后，陈继卫因为持刀抢劫入狱，刑期10年。

这是陈昌雨童年的开始。他依稀记得，母亲带着自己四处借住在亲戚或村民闲置的房子里。有一次被别人撵出来，“那户家里人多，嫌她带个小孩子吵”。最后，奶奶在老房子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让母子俩住进来，才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孩子太小，禹秀英没法出去工作，只能继续种基本的农作物维生。村里也有人种经济价值更高的烤烟，但那是个费人力的活儿，禹秀英一个人干不来。就是不那么挣钱、也不那么费人工的玉米，禹秀英应付起来都很吃力。农忙时，她不得不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回娘家，请大姐和姐夫有空时来帮忙。陈昌雨记得自己是“在背袋里长大的”——母亲每天背着他干活，背袋都用坏了四五个。在去世前几年，禹秀英得了心脏病，还做了手术。提起这件事，村民们都说，是“累出来的”。

陈昌雨幼时和母亲的合影（受访人供图）

丈夫入狱后，她一个人带孩子苦；丈夫出狱后，她又得忍受另一种苦。陈昌雨记得，父亲在家时，母亲长期忍受着家暴。挨打后，常常独自到镇上的诊所里打吊瓶。有时实在受不了了，会跑上山，到父母家里去住一晚上。“她也不说为什么来，就是瞒着我们。”禹秀英的大姐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妹妹那时是受到了虐待，“想回家里来，得到一些温暖吧”。

村里陈家的远亲评价，禹秀英是个“有骨气”的人，从不向外人诉苦。单看她的样子，也不觉得她过得多苦。陈昌雨手机里保存着许多与母亲的合照，照片里的禹秀英双眉间长着一颗痣，高鼻梁，正如村民所说的“长得不错”。看得出也特意打扮过，文了一对有些粗的眉毛，涂着橘红色的口红，穿一件蓝色荷叶边的条纹毛衣，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在贫穷中煎熬多年、最终死于家暴的乡村悲剧女性，倒像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女人。陈昌雨说，以前在外面打工时，母亲会买一些便宜的化妆品，但新衣服买得不多，常常是姐妹们给的。

照片里的禹秀英代表着她生命中的一种可能性：如果离开村庄，离开家庭，她有可能在城市里拥有另一种生活。她曾经有机会尝试过。陈昌雨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有时母亲晚上挨了打，半夜里会离家出走，去投奔嫁到外地县城的妹妹。也曾经独自到宣威市里打工，但才出门十几天，陈继卫就让陈昌雨打电话找她，“他让我跟妈妈说，如果她还不回来，就不让我读书，让我跟别人出去打工”。他还特地让陈昌雨要“说得惨一些”，并掐着他的胳膊，让儿子的声音里带上哭腔。他还带着朋友到禹秀英的娘家，半威胁半恳求，让岳父岳母把外出打工的妻子叫回家来。就这样，禹秀英因为放心不下孩子和父母，不得不回到陈继卫身边。

《盲山》剧照

后来，她和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偶尔去看看初中毕业后进城打工的陈昌雨。“她来广东看我，背了一大袋老家的腊肉、玉米。我在火车站接过那个袋子，压得我几乎走不动路，不知道她怎么带过来的。她还说我厨房里的刮皮刀不好用，给我买了个新的，做饭时就顺手很多。”说到这里，一直对案件侃侃而谈、显得胸有成竹的陈昌雨，像个孩子一样哽咽了。

父亲

陈昌雨刚20岁出头，因为从小生长在云南高原，也帮着干农活，他晒得皮肤黝黑。他的个子不高，有些瘦小，看起来还像个高中生。但处理事情却清晰果断，尤其在这起起诉“父亲烧毁母亲”的人伦悲剧中，他表现出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早熟和坚决。

当从母亲口中得知是父亲放火后，陈昌雨的第一反应是报警，理由是父亲“故意杀人”。禹秀英去世后3个月，陈昌雨违背村庄传统，迟迟不将母亲下葬。因为派出所要等尸检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是否符合“故意伤害”的立案条件，他不放心。终于立案后，2022年7月，案件开庭，陈昌雨在法庭上请求判处父亲死刑，“还我母亲一个公道”。

这是陈昌雨可以借助法律，公开说出口的一个理由。但他内心还有一个难以说出口的、关于自己的理由：如果能永远离开父亲，自己才能真的“不再害怕”。他担心，如果这次陈继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出狱后，我就完了”——即使陈昌雨已经20岁，即使父亲将来出狱后早已年过半百，他依然对“未来和父亲再见”这件事，有着深深的恐惧。

陈继卫是述迤村人。述迤村在山脚下，距离宣威市区大概40多公里，有1000多户居民。这里海拔更低、离城里更近，山顶上的村民进城赶集，必然经过述迤村，有时返程晚了，还得在述迤村找人家借宿一晚，第二天再上山。禹秀英就是在赶集时认识了述迤村的陈继卫，并不顾家庭反对，跟着他到了山下的述迤村。和禹秀英家在山顶村子里相对弱势一样，陈继卫家在山下的述迤村也算条件不好的。他的父亲是盲人，母亲是聋哑人。两位乡村残疾人结合的家庭，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不仅挣不到什么钱，也让陈继卫“缺少管教”。

2001年，22岁的陈继卫因为在公共汽车上持刀抢劫，进了监狱；2008年提前出狱后，他开始做贩牛生意，又因为参与盗牛，再次被判入狱3年。陈昌雨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就在监牢里。他跟着母亲去探监，忘记那时候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时的陈继卫和后来在家时不同，“看起来像只病猫一样”。

在村里人看来，2008年陈继卫出狱后，这个原本最艰难、最底层的家庭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家庭中有一个男人是重要的。即便他性情暴躁凶狠，但通常比女性更能在乡村的人际与信用网络中得到重视。陈继卫回村后，向亲戚借钱，又找做水泥生意的朋友帮忙，给家里盖起了两间房子。在后来的贩牛生意里，他又表现出了一点经商才能——从周围几个村子里买牛，加价卖到县城里去，一头牛两万块钱，倒手能赚千八百元。在这个种一年玉米，只能得万把块钱的村子里，陈继卫贩牛所得算是“高收入”。逢年过节时也出手大方，给亲戚小孩的压岁钱都是两张整钞，200元。因此，即使他有过两次入狱经历，但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村里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他犯的那些事儿都是在其他村子，在我们村里还是不错的，没有和人发生过大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勤快的人”，也能挣到钱。在这些贡献面前，“打老婆孩子”这样的家务事，算不上是大的缺点。

但陈昌雨对父亲的印象和评价却截然不同。有时候，母亲实在没有零花钱给他，陈继卫才会拿出一块、两块的零钱。陈昌雨见过父亲的口袋里装着一捆红色的百元大钞，但这些钱都由父亲自己掌管。他一般睡到中午才起床，骑着摩托车就进城了，天黑才回家。还常常和一些一起贩牛的朋友喝酒，有时还会把人带到家里。而母亲每天只能从他手里拿到几十块的买菜钱。

更可怕的是，陈继卫用暴力“统治”这个家。他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妻子动手，有时是因为饭菜做得不够，有时是忘了喂猪喂羊。陈昌雨见过父亲抄起桌上半米多长的水烟筒抽打母亲，打了很久，直到水烟筒被折断；还有一次，他把啤酒瓶砸在禹秀英身上，沾血的玻璃片撒了一地。

他对儿子的管教方式同样是暴力，也更明显地透露着“确立地位”的意味。陈昌雨记得，有一次，自己在院子里拿玩具枪四面比画，陈继卫恰好走出门，看到儿子的玩具枪指着自己，“他就用电饭煲的线抽我，打了有半个小时”。每次打完，陈继卫都要用食指点着陈昌雨，数三个数，要求儿子马上停止哭声，最后追问：“你错了没？服不服？”直到儿子服软为止。最可怕的一次经历是在3年前，陈昌雨听见父母的争执，跑进屋时，看到父亲正拿刀对着母亲。“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要杀我妈？”这是陈昌雨唯一一次试图反抗。父亲转而把刀指向了他：“要你死，还是要我死？”

陈昌雨至今还记得父亲的眼神，那种恶狠狠、死死盯住人的眼神。“他都是这样看我的，换你，你怕不怕？”

村庄

从宣威市区出发，车子一路向西南方向驶去，很快进入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摇摆近一个小时后，接近述迤村的最后10公里，也是最颠簸的一段路程。路面至今还没有做硬化，坑坑洼洼，车子是“晃”过去的。当地司机说，这段路被称为“弹坑路”，再早10年，交通还没这么发达时，私人车辆“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去”。

被烧毁的房子在村子最深处。村口有一个雕琢过的中式凉亭和小广场，算是村里的活动场所，傍晚时老人们在这里纳凉聊天。往陈昌雨的家走去，需要顺着道路慢慢地爬上坡。越往里走，路两边的独栋新房越少，更多的是有年代感的陈旧老屋。道路尽头紧挨着一片玉米地，被烧毁的房子在玉米地旁，再往前，就是一座幽深的大山。站在屋前，人仿佛置身于乡村与荒野的交界处。院子门口拉着一块黑布，狗还拴在院子里，似乎也感知到家里发生过大事，一有人靠近，就开始狂吠。一想起这个家，陈昌雨就感到深深的恐惧，“每次从村口开始往里走，我的腿就好沉，迈不开步子”。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人生活。院子里长出了杂草，大门口拉起一块黑色的围挡布，想把内外两个世界隔开（金海 摄）

述迤村是一个以“陈”姓为主的村庄。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姓陈，许多人和陈继卫沾亲带故。村里难以看到年轻人的身影，更多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和一些带孩子的妇女。但大量有着30年以上历史的夯土房和砖瓦房依然在使用，或是住人，或是当仓库。新建的小楼数量不多，对于看重“回老家修房子”的农村人来说，这多少意味着，年轻的一代人已经做好了再也不回村庄的准备。

陈昌雨也是这么打算的。2017年，15岁的陈昌雨离开村庄。除了像村庄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希望去城市寻找远大前程外，他更直接的动力是离开父亲的暴力，也离开那个对暴力不闻不问甚至用各种传统和理由粉饰暴力的村庄。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哭喊着跑出门，向附近邻居大喊求救：“快来人，快来人呀！我爸跟我妈打架了。”邻居跑过来看，把两人拉开，“说两句劝和的话就走了”。父亲拿起刀的那次，陈昌雨第一次报警，拨通电话后，他感觉自己“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但最后，“警察说‘这是家庭纠纷，管不了’”。他曾多次劝母亲离婚，禹秀英的娘家也曾经特地聚在一起讨论，但结论总是，“古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能在一起过，就在一起过”。亲人们劝禹秀英再等等、再看看，“他要是再对你动手，就离婚”。

禹秀英相信了这些说法。或者说，她顺从了这些说法。每句传统的“陈词滥调”，都是乡土社会运转多年磨合出的规则，以一种苦口婆心姿态表达的生活智慧，拥有强大的约束力。在乡土社会的话语体系中，“离婚”是一件“家丑”，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婚姻生活极度失败、“实在没法子”的人才会做的选择。一桩婚姻的离合背后，除了情感，更多还牵扯着实际的利益。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强大娘家作为后盾，自己也不具备经济能力的女性，如果想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争取利益，首先需要符合传统的要求。

面对儿子的提议，禹秀英只是叹气，“现在年纪大了，不好离了，离婚后能怎么办呢？”家里的经济收入全都掌握在陈继卫手里，儿子越来越大了，将来有急需用钱的地方，禹秀英怕自己拿不出来。2020年，陈继卫和禹秀英一度谈及离婚，禹秀英要求平分家产，或是两人把财产全都留给儿子，被陈继卫断然拒绝。她只能选择回去，继续保存这个家庭——只有保留陈继卫名义上的“父亲”角色，才能指望他为儿子的未来提供些许保障。

“她总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要。”陈昌雨这样评价母亲。这一部分来自禹秀英的善良本性，一部分也来自传统的教化。村庄传统里的完美女性角色，是勤劳、隐忍、照顾家人但隐藏自我的。在被火焰烧毁前，禹秀英完美地诠释着这个角色。即使丈夫对自己拳脚相加，她始终照顾着公公婆婆。她对自己很节俭，过年时却给婆婆买了一件400块的大衣。今年8月，陈昌雨回老家料理母亲后事时见到了奶奶，奶奶流着泪，给他指了指一堆衣服，是禹秀英留下的、没有被烧掉的。

陈昌雨的老家（作者 摄）

逃离

但陈昌雨无法继续忍耐下去了。他迫切地要离开这个被父亲的暴力所笼罩的家庭，即便是用死亡的方式。他曾经有过两次喝农药的经历，一次是在父亲第一次出狱之后，因为莫名地挨了一顿打，还是小学生的陈昌雨喝下了家里储备着的农药；另一次是中考前一个月，陈继卫第二次出狱，对父亲的恐惧和中考的压力交杂在一起，他再次喝了农药。幸好，两次都是禹秀英发现了他，把他送到医院洗胃。“农药的味道很刺鼻的，非常难喝。”陈昌雨回忆两次自杀，有些轻描淡写，“但那又怎么样？如果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还不如去死。”

本刊记者第一次见到陈昌雨，是在7月的一个晚上。时间已过9点，陈昌雨刚刚加完班，骑着电动车，先到附近唯一一家营业到24点的中型超市买了一袋挂面和一瓶大可乐，再回到出租屋里，就着火腿肠和土豆丝，快速给自己炒了一盘面。收拾完桌子开始聊天时，已经是夜里10点——从早上8点上班到现在，属于他的自由时间才刚刚开始。

陈昌雨回到了被烧毁的家。屋里散落着一些电器，衣柜门已经被火熏黑（金海 摄）

他如今在广东省某市的一家工厂工作。工业园区远离市中心，周边是一片农村。农民新建了许多六七层高的小楼，每层楼隔出几个30多平方米的单间，租给工人。陈昌雨和一个朋友合租，每个月房租650元。

中考失利后，陈昌雨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先到了小姨家所在的县城当家电维修工，又去昆明花市的一家花店里当帮工。16岁时，听说广东的电子厂能挣更多钱，他买了火车站票到了广东。一开始，陈昌雨做的是普工，流水线工作，计件工资，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做多做少，其实由不得自己，你要是慢了，后面的人就要催了”。工作4年，他跟着工厂调动了几个城市，职位也从最基础的一线工人，调整到了管理工作。

虽然辛苦，但如愿离开了父亲掌控的陈昌雨很认真地经营生活。他爱干净，每次在客厅的桌子上吃完饭，都要及时清扫地毯上的碎屑、抹桌子。房间里摆着一个十几厘米长的方形鱼缸，里面养了几条鱼。每晚下班回来，他会观察，如果鱼生了小鱼，就把小鱼苗暂时移到一个小杯子里养着，并对本刊记者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有些大鱼会吃掉自己生的小鱼。很残酷，对吧？”

陈昌雨的出租屋（作者 摄）

不讨论这个沉重的案件和家庭时，陈昌雨常常流露出孩子一样的童心。他喜欢卡通动画麦兜，房间里摆着一个大大的玩偶；他喜欢吃薯片等零食，一袋袋零食整齐地码在架子上，微信铃声是俏皮的《干饭人之歌》；夜里骑电动车路过一片树林时，陈昌雨问：“要不要吃点龙眼？我们可以悄悄地摘几颗。”他勤恳地挣着每一笔钱。客厅里放着一个大纸皮箱，里面收集了一些饮料瓶和快递盒子，陈昌雨把它们叠放得整整齐齐，等着卖给收废品的，每斤能卖7毛钱。他还有一辆马力很足的电动车，打算等以后加班少了，利用下班时间去兼职送外卖——提起这个挣外快的计划，陈昌雨都很开心。

虽然网络上常常流传着年轻人对机械流水线工作压抑枯燥的吐槽和控诉，但从父权暴力的阴影中逃离出来的陈昌雨，却觉得打工生活“更轻快”。不像父亲的暴力那样毫无由来，不像村庄里人们对家暴的态度那样模糊不清，外面的世界有着明确的秩序与规则。他发现，在大城市里，没有人能随便打人，无论打的对象是谁，都会“遭殃”。他喜欢这样的生活，虽然也有车间组长挑剔自己工作细节的苦恼，但这挑剔也是要遵守规则的，也是依照公司规定的种种细则。只要能遵守这些细则，陈昌雨便觉得自己是个有安全感的“自由人”，“没有人能管着我了”。

他曾想帮助母亲也逃离那个家，来到这个更有规则和安全感的世界里。工作后，陈昌雨买了第一部手机，经常在百度上搜索关于家暴的诉讼、刑法，或是看法治频道节目，寻找诉讼离婚的案例。他还试着把母亲接到广东短暂地居住过，但宿舍太小，加上广东的天气炎热潮湿，禹秀英的身体受不了，一个多月里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回到老家，依靠手机和他联系。每隔两三天，母亲就会提到，自己又挨打了。

“众叛亲离”

2021年7月28日，也就是禹秀英去世那天，陈昌雨正在广东工厂里结算工资。事发前，父亲把家里的十多头猪、四五头牛和贩牛用的大货车全部卖了。禹秀英的整个治疗过程中，陈继卫只在入院初交过1500元住院费。为了支付母亲的治疗费用，陈昌雨花光了打工攒下的几万块钱，还有从网络贷款和几个姨妈家里筹借到的十几万元。他原本想回工厂结算工资，带着这笔钱回家，带母亲去昆明继续治病，但却因此没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

“讨回公道”成了陈昌雨如今的精神支柱。妈妈的亲戚都没有读过太多书，许多事情都需要他现学现做。立案之后，如何找律师、如何写诉状，他一步步地在百度上搜索学习。他在社交平台上联系了所有自己听说过的媒体，给对方发私信。陌生人只能给对方发一条私信，陈昌雨便编辑了一段500字长文，讲述了父亲如何殴打母亲、如何纵火，希望母亲的遭遇得到更多曝光和社会支持，希望法院能“判处陈继卫死刑”的诉求。

“讨回公道”成了陈昌雨如今的精神支柱（受访人供图）

坚持上诉、曝光的行为，让他在亲戚里“众叛亲离”。早在病房里，陈继卫的弟弟、陈昌雨的小叔就曾劝他不要报警，不要把事情扩大到难以掌控的程度。“他们说：‘就算你爸做错了什么事，也不能那么冲动。’‘要是报警了，就不再负责医药费。’”在述迤村，年长的村民和长辈也难以理解陈昌雨的所为。谈起官司和网上的新闻，他们言语中带着些埋怨，“都是他们家的儿子搞的”“妈已经没了，陈继卫好歹是他爸，唯一的亲人了，不应该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这些话，陈昌雨听过太多遍了。他决定不相信这些“陈词滥调”，但也无法平静地面对这场决裂——这不仅是他和父亲的决裂，也是他和村庄、和传统的决裂。正式打官司后，他再也没有和父亲、叔叔说过一句话。但本刊记者在村里的采访结束后，他又急切打来电话询问：“村里人怎么说？他们觉得是陈继卫的错吗？他们有没有说我妈的坏话？”

这是陈昌雨最关切的话题，也是他对村庄生活最后的眷恋。他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是和妈妈在这个小山村里度过的童年。村庄的海拔高，仿佛离天空特别近，一到静谧的夜晚，随便往哪儿一坐，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晚上睡觉前，妈妈会讲自己小时候听过的神话故事和童谣，哄他睡觉，这些童谣，至今陈昌雨还能脱口而出。还有一次，他和妈妈原本打算上山去外婆家，刚走出述迤村，他就偷懒不想再走了。妈妈也没有生气，反而陪他在附近的林子里玩了一会儿，还抓了一只小鸟给他。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