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 Porte 是法国纪录片导演，因制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纪录片而闻名，也做过伍尔芙的纪录片，如今，她又制作了一部关于法国作家，Annie Ernaux的纪录片。这说明在她看来，Annie Ernaux的文学地位，是可以与玛格丽特杜拉斯，Virginia Woolf持平的。这让我很好奇这位Annie Ernaux 的生平与文笔。

安妮艾诺（Annie Ernaux） 来自法国北部，出生在 lillebonne，成长在诺曼底。职业为文学老师，教学生写作，渐渐的，自己也开始写作上的探索，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老，大大小小的奖也获得差不多了，如今77岁，住在巴黎近郊，继续写作。

Michelle Porte的纪录片，喜欢将采访的对象与他们的环境放在一起，好像周围的一砖一瓦滋生了他们的灵魂。在关于杜拉斯的纪录片里，她花大量笔幅，描写杜拉斯家的花园，冬末春初，露台空无一物，长凳荒凉，杜拉斯一边写作一遍凝视着在窗边，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我的房子》，杜拉斯对镜头说。如今，制作Annie Ernaux的纪录片，也将她与地理环境结合在一起。Annie Ernaux讲话有轻描淡写却举重若轻的魔力，一生的细水长流，在三言两语中勾勒出来，遂译几段关于这位法国作家安妮艾诺的采访。 

一，关于房子  

安妮艾诺，你是在这个房子里进行你的创作吗？

是的，除了最初的两本书，其他的书都是在这个房子里完成。我不能在别的地方进行创作，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沉浸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写作里。 

我是1977年跟着丈夫搬家到了这里（Cergy, 巴黎郊区），第一次看到这个房子，我就有一种感觉，它一直在等我，1980年我与丈夫分开以后，我就一直住在了这里，如今已有三十四年，我不能想象我还会住在别的地方。 

我喜欢这个房子的空间，喜欢这里广阔的视野，和Cergy-Neuville的池塘。光线一直在变化，从来没有一样。尽管我童年梦想是住进巴黎，但是如今我真的可以说，我在这里住得非常舒服，我再也不想搬进巴黎去居住了。尽管那个梦想，巴黎，离我如今居住的地方也只有三十公里，但我始终在巴黎的外面，然而我可以说，我再也不想搬动了。就好像在这里，我找到了真正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我感觉很好。这个房子，它像我的壳，当我外出旅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很想念它，空空的，有些被遗弃的感觉，但非常坚强。 

……

一开始，房子是很热闹的，这里有我的两个儿子，有他们的伙伴。后来又有那些青少年们，他们同伙伴们一起来，游戏，音乐，我的母亲也经常在这里来住。但渐渐的，这一切开始改变。我与丈夫分开，我的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孩子们长大去了巴黎，和他们自己的伙伴住在一起。我想我需要养一些动物，但是我任由它们自由的来与离开。不过这里很适合猫，猫在这里生活应该很幸福。事实上我有两只猫，在这里秘密的生活着。 

当我们失去我们曾经居住的房子，便很难去谈论房子。我们都知道那种感觉，我们不能再进去，因为它不再是你的。那些我过去居住过的房子，每一次我都经历了这种难受，你很想再重新回去，却又不能够。

你对自己说，没有必要再进去了，一切都不再是你的，一切都改变了，它有了新的主人。每次我回到那些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都觉得那是一个错误……总有一种特别的失望，当你再重新见到那个你曾经生活过的房子，我们出生的房子……但这种难受不是来自于房子的墙壁，房子本身，而是那些发生在里面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曾经。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二，关于我 

我的童年是在伊夫托（北诺曼底）度过的。 事实上，我可以说是24岁，结婚的时候才离开那里。18岁以后，我在Rouen读书，也是几乎每周末，每个假期回去。我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卖咖啡和香料的小店，在城市和乡村中间的一条路上，差不多五十米外，你就能看见田野。这个店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我跟我父母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就好像我们一直是生活在人们的注视之下。在我五岁以前的那个杂货店，倒是稍有一点点，比方说它的厨房是和杂货店与卖咖啡的地方分开的，但是在伊夫托这里，客人看着我们吃饭，看着我做我的作业，等我到了十四五岁，我再也受不了这样被注视的生活了。我呆在我的房间里不出来，我真的需要一点这种孤独。我做着白日梦，梦想我再也不用过这种生活，梦想我可以住在一个安静的大房子里。当我从学校里回来，我必须跟客人们打招呼，我不想说话，就迅速的压低声音飞快跑过，客人几乎听不见，当然父母也因此责备我。

这便是一开始的一种断裂，基于我尴尬的童年与另外一种世界，那种我根本不认识，但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出生的同学拥有的世界...... 现在我去巴黎，那些六区，七区的地方，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总有一种不属于那里的感觉，我是来自住在城郊的乡下姑娘，当我看巴黎那些区的人走路，他们的举止，我会有种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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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在家庭里，我承受的痛苦是不能分享的痛苦。有太多的东西我不能分享，尤其是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但我的父亲会说——“我并不需要那些书来生活。” 他是用一种现实态度说出来的，因为从他的生活意义来说，他的确是不需要使用到那些书籍。没有人给他创造那种阅读的欲望。他只读完了小学，完成了基本的学习和计算，他12岁就被打发到农场里去工作了。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习文学，或许我去学习科学，医学之类的他可以明白，但是文学，文学是什么？我的父亲从来没有问个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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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西蒙波伏娃是在18岁的时候。首先我读了她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这并没有怎么触动到我。这里讲述的一种优越的童年，与我的童年并没有什么交集。接着，我读了《第二性》，那具有真正的启发。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与我做连接…….直到1970年，随着那些女权运动，我才意识到我所接受的教育真的是不传统的那种教育，这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母亲。 

我觉得是这种双重影响，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和波伏娃的《第二性》，让我对68以后那种女性写作有了防御能力。当我在写作时，我并不觉得我是用我的皮肤，我的乳房或者子宫在写作，而是用我的脑袋，我的意识，我的记忆与文字斗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女性作家。我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者，只是我有些女人的故事，与男人的故事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困难的是，（即使这种困难我并没有感觉到），是将她写的女性经历不带有性别意识的去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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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那一段女权运动，有些东西并不清楚。那时候解放女性的概念，就好像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在那个概念里，中产阶级的女性，与工人出身的女性，或者农村女性已经没有了区别。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比如我的出身与那些博学多识家庭优越的女人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深渊。她们是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

……

这一切写起来是很沉重的，它让我花了很多时间。《空橱》这本书让我谈论这些。谈论我出身的世界和我后来通过教育而抵达的世界，这种炸裂一直伴随着我。

你觉得你的写作是政治性的吗？

说一本书就可以深刻的改变社会秩序，促使思想意识的变革，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写作可以往这方向，探讨更多的社会现实，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选择他的写作性质或者目的。那是自发的，用不着提问什么是我们给予写作的意义。比如当我22岁时，我在我的日记里写，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我那时候是想说，我出身的社会阶层。我那个时候用那个词《race》（种族）是来自兰波的诗歌《je suis de race inférieure de toute éternité》(我永远都是一个劣等种族) 。 十年后，我写了《空橱》，那是一本有政治意识的书。我书写反对。反对那一种文化优势，经济优势，那种对女人在1972年恐惧暗中堕胎的某种支配，我书写反对我所教学生时使用的那种有秩序的语言，那种规范的文明的语言，我选择用一种更加大众（低等）的语言，书写不那么精致的结构。某种程度上来说，《空橱》反对一切，像一种暴力。 

三，关于写作  

你知道，哲学家clement rosset（非常棒的哲学家）说过，光看你自己，你什么也不会发现。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指着自己看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种记忆。在这些记忆里，我看到一些人，一些街道，我听到那些与我无关的谈论。我只是一个摄影机，纪录这一切。写作对于我而言，就是去寻找那些已经被记录下来的一切，组合成文字。有时候我自己会问自己，这些组合的文字，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

你可以不以写作的方式生活吗？

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没有一种在真实生活的感觉。就算脑袋里有些模糊的印象，那也是一段寻找灵感的时期，那段时间也不算是真正的在生活。只有当我真正的在写作，并且清楚的知道我将完成它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我是在真正的生活，并且只有那个时候我有一种生活的很好的感觉。所有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像是在等待新的写作。

对你而言，写作是巨大的幸福还是巨大的痛苦？

我相信写作不能由这两者来定义。或许它是在失望与快乐之间交替着，写作。写作有时候是承载最痛苦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某种自由。即使我也承认，有时候写作有心理分析的作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谈论。写作对我而言，不是用来忏悔，也不是用来坦白，而是一种建筑，一种制造。

……

年轻的时候，当我阅读普鲁斯特，卡夫卡，伍尔芙，对他们写作的痛苦，他们写作上的问题，我无动于衷。我只对文本本身感兴趣，而不是它的制造过程。我总是对自己说，对一个阅读者而言，去了解作者写作过程里那些每日生活和写作过程里的各种问题，并不是真的有趣。我会把我工作的那些痕迹全部抹去，包括那些痛苦。我从来没有让人看过我的手稿，那些写完的稿件，我也会烧掉。我不喜欢展示写作过程里的痛苦，或许因为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异常的。我觉得写作有点像一种赠予，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给出的是什么。那些接受赠与的人，当然也可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