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150】这个剧最击中人的，也在于它让人看到了游戏最暗黑的一面

上周我刚从夏威夷回到家，小椅子就发给我的一篇NY Times上的文章《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 文章很长，音频都要念一个小时多。车马劳顿，我原本打算看个开头就先睡，结果欲罢不能一路看到半夜三点！第二天还在Twitter上把相关人士的后续发言，网友热评翻了个遍。
然后发给颜歌和其他写东西的朋友，大家也都是一头栽进去，而且情绪高涨，不停在讨论。总之，凡是接触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被它所包含的复杂元素深深吸引住了，值得探讨和挖掘的角度可以给各大播客节目提供三期素材。我试着用尽量简化（也简不到哪里去）的方式大致说一下这个故事，其中主要包含了一颗肾，一篇小说，两个女作家。
PART I
女作家1号Dawn Dorland，是一个出生贫困，童年吃过很多苦的白人女作家，虽然MFA creative writing毕业之后并没有真正出版过作品，也一直在洛杉矶教写作班。2015年夏天，30多岁的她做了一件人生大事，她决定捐出一个肾。捐肾当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Dorland的捐法更加特别，她不是捐给亲人或朋友，认识的人，甚至都不是一个具体的陌生人，而是叫nondirected donation，意思就是当她捐出自己的肾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会是谁得到，而是类似进入一种库存或捐赠链，然后再由专业医生来评估协调看最后会把这颗肾分配给谁。（这种形式对我来说真是第一次听说。）
捐肾也不是说躺下就割的，在准备手术和各项检查的过程中，Dorland想小范围地分享自己这一路的心情，于是她就在Facebook上拉了一个私人组群，里面邀请了一些家人朋友，其中也包括她在波士顿Grubstreet写作中心的一些共事过的作家同行朋友。每次她发帖更新进展，大家就会点赞啊，赞美她鼓励她，当然也有不出声潜水的。
手术成功之后，Dorland还写了一封信给未来未知的获赠者（记住这封信，后面有用）也发在她的私人群里。信的大意是，因为她的童年时代充满创伤，并没有跟亲人特别亲，所以对她来说，自己的器官能帮助到一个陌生人就像捐给家庭成员一样有意义，在准备捐赠的整个过程，她都靠着想象着获赠者日后康复的样子坚持下来的。以及一些祝福的话。
很幸运的是Dorland的肾没有白白等在冰柜里，很快就匹配到了一个合适的获捐者。她后来还去见了这个人和他的家庭，其乐融融照了相。Dorland也把当时的这封信公开po在私人组群之外的地方，到了捐肾一周年的时候，还去参加了公益活动做演讲什么的。
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在她私人组群里的朋友突然问她，我看到群里的Sonya Larson在个活动上读了一篇她写的小说，也是讲捐肾的，是不是受你的事情启发的呀？
Dorland有点懵。因为在她的印象中，Larson从来没有回复点赞过她在群里写的任何内容，而且几个月前她去参加Grubstreet年度聚会的时候，感觉Larson和她的好朋友们（他们有一个作家小团体叫Chunky Monkeys，其中还有近两年很火的华裔作家Celeste Ng，作品《小小小小火》被拍成美剧）也都没怎么关心过问过她捐肾的事，她还挺失落的。
怎么会突然就冒出篇捐肾小说呢？
PART II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女作家2号，Sonya Larson，她是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母亲是华裔，父亲是白人，成长于典型中产家庭环境。(其实光看背景就已经有点意思了，Dorland是吃着政府救济粮长大的贫穷白人，Larson是生活无忧的华裔，而两人在描述自己的时候都用了outsider这个词。在现在的社会，种族和阶层到底哪个更起决定性作用？让我想到《傲骨之战》里的Liz，是和戴安一起建立一个女性律所，还是把戴安赶走建立一个黑人律所，其实取决于她身上到底是性别意识还是种族意识更加主导。)
Larson的文学道路走得比Dorland要顺利很多，她起步早，加入Grubstreet之后很快就成为年轻作者圈子里的核心人物（Dorland在关于波士顿那段生活的回忆里，Larson毫无疑问占了很大篇幅），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还入围选过美国最佳当代短篇之类的选集。比起多年“打磨”长篇一直在教书的Dorland，Larson可以算是正儿八经的，有作品的上升期职业小说家。而Larson的创作母题就是种族关系，被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白人特权对少数族裔无形的倾轧等等。她的小说经常有一个华人女主角叫chuntao，春桃。
在Dorland从朋友那里得知Larson写了一篇关于捐肾的小说之后，她想了几天决定还是自己写邮件去问问。过了十天，Larson才给她回了邮件，比较轻描淡写地说“小说中确实有一个女人得到别人捐的肾这个情节，部分受到你去年了不起的经历的启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回应Dorland是不满意的，又追问那去年我做手术那会儿你根本在群里都没怎么出过声之类的，来来回回几封邮件之后，两个人的口气都变得比较冷了。Dorland觉得以她们的交情，自己情感上很受伤害（后来证明这两个人对这一点的认知差异非常大，Dorland认为她俩算是关系比较近的朋友，否则也不会把她分在private group里面，而Larson说她们在写作中心也就见过一两面而已，之前连手机号都没有），在Larson已经不再回复的情况下，她还在不停发邮件发短信给她，还在FB上各种发状态暗示。
这时候Larson已经有点不胜其扰，她最后是这么回信的：“我自己也有很多亲身经历被其他作家朋友写到他们的作品里，一开始可能确实会觉得有点别扭，但我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写他们想写的任何题材，对我是这样，对你也是这样。而且，尊重对方的艺术创作自由，恰恰在我看来是才是友谊的体现。”
然后对于邮件沟通中的miscommunica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表示歉意，两人在2016年8月算是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Larson的立场也很容易理解，那就是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这两位都是受到过专业写作训练的，也教过学生写作课的作家，不可能连这点最基础的创作常识都没有。但对于Dorland来说，这件事已经超越了小说素材的范畴，自从捐肾以来，她频繁公开发言，参与器官捐献的公益活动站台，已经有点算是某种代言人，用她的话说就是觉得自己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和表达这个题材是有社会责任的。
从标题也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将整个故事的落脚点打在艺术是否可以，以及多大程度地盗用别人的生活。但我认为后续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角度。
剧情发展到这里，Dorland还没有读过那篇名为《Kindest》的小说。其实16年8月她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小说的audible版本（而7月Larson的邮件跟她说自己还在创作中），她没点开，17年8月，美国短篇小说期刊正式刊登了这个小说，她也没买，可能就是有点本能地排斥吧。等到18年6月，期刊官网首页把Larson的这篇与卡佛著名的《大教堂》并排放在一起宣传，她实在是绷不住了。
而等她真正看了Larson到底是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切又都变得不一样了。
Part III
让我们先暂时屏蔽这些真实信息的干扰，看看Larson的这篇小说Kindest到底写了什么。
女主角依旧是她经常采用的，跟她本人同样身份的华裔女性，春桃。在这个故事里，春桃是接受那颗肾的人。已婚，有酗酒问题，在一场车祸之后，她需要一颗新的肾才能重生。这时候，一个非常有优越感的有钱白人女性Rose出现了，Rose把自己的肾捐给了春桃。小说中，Rose的捐肾充斥着浓烈的自我感动和自恋。作者借由春桃的嘴，表达了对这种白人救世主来救赎受苦有色人种套路的轻蔑，不屑和反抗。“So she’s the kindest bitch on the planet?”
在Larson的小说里，Rose与春桃完全不是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反而春桃是勇敢的，充满缺陷的英雄，而Rose则是虚伪矫情的privileged white people代表，她那藏在高尚动机后面的隐秘心思被掀了个底朝天，供读者审视。就像之前提到过的，Larson的创作一直都是紧扣少数族裔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冲突与抗争这个主题的，捐肾只是承载了该主题的一个情节而已。她在谈到自己这篇小说的时候显得也比较专业和理智，并强调白人读者和有色人种读者对同一故事的感受和反馈本来就很不同，这也是她坚持写作发声的原因。
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都可以想象Dorland在读完小说之后的崩溃。尤其是当她看到小说里Rose也给春桃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措辞和Dorland当时那封信非常相似（事实上，在最早几个版本的Kindest里这个反派角色就叫Dawn，用的就是Dawn Dorland的名字），但放在这样的语境里，味道全都变了。再回想这两年以来她们之间的邮件往来，Larson那些以艺术之名对创作自由的辩护，让她曾经一度质疑自己是不是太不专业了，是不是越界了，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全都是心理操控，都是gaslighting。
而更给了Dorland一击重击的是，这篇小说被波士顿图书节选为2018年“One City, One Story”，这是图书节的传统活动，当选的小说至少起印三万份，免费分发给波士顿市民，届时全城文学爱好者会一起阅读这个故事。波士顿，Dorland的文学梦起点的地方，也是她与Larson相识的地方。Dorland决定反击。
Dorland找了一个律师，但律师先给她问住了，你想告人家什么呢？免费借用了你的人生大事？忽视了你的情感？还是抄袭了你的分组群聊内容？
都到这时候了，Dorland俨然复仇女神上身，杀红了眼，哪还管得了这些。她先后给波士顿图书节的组委会，刊登这篇小说的杂志社，她俩一起待过的Grubstreet写作中心，波士顿本地各大媒体，甚至Larson曾经领过奖的地方，但凡能想到的全都狂轰乱炸一遍，倾诉小说背后的真实情况，质问所有人知不知道Larson的真面目？还敢登她的小说请她做嘉宾不？
搞到这么大阵仗，Larson只得也给自己找了个律师，反诉Dorland骚扰和侵权干涉。Larson的律师比较有信心，毕竟抄袭是有很清晰的法律界定的，只要抄袭指控不做实，Dorland就是再气再恨也对她构成不了真实伤害。说句不好听的，你捐了个肾，别人就不能写捐肾吗，你写了封信，别人就不能在故事里也有封信吗。闹了一阵子之后，还是Dorland的律师主动提议要不就5000美金和解算了。波士顿图书节也向Larson施压，希望和解，毕竟对主办方来说，再这么闹下去图书节就办不成了（事实上后来真的取消了），而且Larson有合约约束，如果她的小说吃官司产生负面影响，她需要承担图书节的损失。
就在两边都身心俱疲，准备和解的时候，Dorland提交了一项新的证据。局势再次发生逆转。
To Be Continued…
（最精彩的部分要来了。
我为了想跟人讨论观点，但找了一圈中文网上没有报道，只得先把故事从头讲一遍，真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啊）

流媒平台正日益影响着全球影视行业的创作趋势。对于韩国电影长片的导演们而言，转战这一领域的最大转变在于要去想象观众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观看自己的作品。在本周三的釜山电影节“电影与剧集制作”会议上，三位既有电影长片制作经验，也与流媒平台有合作的韩国导演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与看法。
“我们不得不拍摄大量的特写镜头，因为如果观众是通过一部手机来观看这个作品，我们很难确保对方是否会注意到某些特定的细节。”Netflix原创剧集《王国》系列导演金成勋说道，“美学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我们也要照顾视觉与故事情节，以便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呈现出我们想要传达的情感。”
拍摄了六集Netflix原创剧集《D.P：逃兵追缉令》且正在准备第二季的导演韩俊熙也参与了这次对话。他表达了与金成勋近似的观点，即技术调整是转战互联网平台的最大挑战之一。
“电影的亮度是一大问题所在，因为所有设备千变万化。”他说道，“坐在影院的观众无法控制亮度。观众想看到的和创作者想展示的并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色彩进行一次次的校正。妥协的过程是终极任务。我通过电视去观看我的电影时仍然会感到不安，因为它没有展现出我想要的色彩和基调。就这层意义来说，电影和剧集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
曾执导了电影《记忆之夜》以及热门剧集《死因》的导演张恒准是第一批从电影长片转战电视剧集的韩国导演之一。他表示，自己是在用拍摄电影的态度拍摄剧集的。这也使得他时不时会遭受一些电台工作人员的敌意：“最初电影团队受雇佣的时候，在电台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持有反感。对方可能觉得我们在抢他们的饭碗。有那么一次，我们正在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进行拍摄，我要我的助理去找（电台）工作人员改变光线，但那位工作人员选择不干。我们受他人欺负。我立刻去同电台经理汇报情况，才把灯光改过来了。”
张恒准的妻子金银姬是《王国》的编剧。他回忆道当妻子在2009年首次接受「网飞」提供的工作，而那个时候行业极少有人听说过这家公司：“我的妻子回到家和我说：‘我觉得我再也不会参与电视领域。’当时所有人都很反对与网飞合作。我们说这家公司很快就会退出行业。在我们印象中，网飞一开始的存在感非常低。”
而现在，这些导演都认为流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能与全球观众接触的大好机会。
“互联网平台为本土创作者降低了语言限制所造成的门槛，”韩俊熙说道，“奉俊昊讲过一句名言，一旦克服字幕那‘一英寸的障碍’，你就可以欣赏到更多出色的作品。我认为如今我们就在障碍倒塌的时刻。”
导演们也认为电影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电影需要一个新的定义，”张恒准说道，“这大概要取决于为作品寻找定位的人。而观众只关心它娱乐与否，免费与否。”
电影和剧集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金成勋举例说道：“无论是《指环王》还是《复仇者联盟》，我都不认为一个人可以一口气看完三部续集。你觉得你可以一口气把三部影片全部看完吗？这是让我觉得剧集和电影之间有着不一样的语法的地方所在。电影要求人高度专注。你在看完一部电影后会感到疲惫，在看一部剧集后则不会那么累。电影和剧集所拥有的密度、语法、视觉和故事都大相径庭。观众对此有着不一样的态度，而我觉得制作这些作品的人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
张恒准认为，平台对于创作者而言不再会是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Netflix、Wave还是TVing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对方是否会在不进行过度干预的情况下接受以及支持我的故事。”

之后德国接入，苏联复制操作。乌克兰急了，要求建核电站，还得加速，遂有切尔诺贝利之祸。
从《忽左忽右》听来的，节目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