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不受禄”的秦军功制—真的是底层社会上升通道吗？

近年来随着《大秦帝国》等影视剧的走红，关于秦朝军功制度的讨论在网络上始终热度不减，受到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的影响，不少网民根据秦军攻灭六国的赫赫武功，得出了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开创”了军功爵位制这一“先进”制度，为社会底层平民提供了实现阶层跃升的上升通道，使得秦人人人愿战，人人喜战，进而为秦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和强大的战斗力。随着近年来史学界对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历史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从似是而非的结论，也应当得到一些澄清。

一、军功爵位制是秦国“开创”的吗？

自春秋时期开始，战争的根本规则开始改变，形态逐渐由贵族战争转化成为以争霸和兼并为目标的“国战”，战争参与者的人数和范围都大大扩张，周代的以血缘和身份为基础的世禄世卿制无法有效激励没有贵族身份的平民，逐步被各国淘汰，各国均在变法中探索针对平民的激励方法，首先创立军功制雏形的是齐国，《荀子·议兵》篇记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缁金，无本赏矣。”晋国随之而行“克敌者，上大夫县，下大夫郡，士田十万”，进入战国时代后，随着战争频繁，兼并加剧，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相继将军功与钱财、土地挂钩的同时，与身份（爵位）挂钩，而商鞅入魏后，成为公孙痤的门客，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李悝变法中关于军功爵制的内容，使之应用于秦。因此，军功爵制并非秦首创，也非秦所独有，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态转变后，各诸侯国为适应这一转变而共同采取的制度改革大方向。商鞅只不过是这场残酷内卷中走的最远，也最彻底的设计者而已。

二、军功爵位制的设计初衷里有“阶层上升”吗？

军功爵位制在设立之初，本质上是确实是为了激励参与战争的平民，在世禄世卿制下，他们有功而不得赏，除了收获鲜血和死亡，很难从战争中获得其他东西，因此产生了很强的厌战心理。而在军功爵位制下，平民可以通过杀敌立功获得土地、财富和身份，因而获得了参战的动力。因此在最初，军功爵位制的核心确实是“赏”。

但在商鞅改进的军功爵位制中贯彻的是商鞅独特的赏罚观，商鞅设计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商君书》里频繁出现的“抟人”，“抟人”就是将整个社会的民力压榨到极致，然后集中在君王的手中。为了这一目标，商鞅将“九罚一赏”的观念贯彻于军功爵位制中，“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很显然，商鞅在“抟人”方面，刑罚比赏赐更有效，恐惧比爱戴更持久。在这样一个以“九罚一赏”的思路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下，要通过立功受赏实现阶层跃升，难度可想而知。

根据“抟人”思想设计的这一套军功制设计极其精妙，根据“九赏一罚”“赏不如罚”的原则，它确实能让普通人比较容易的拥有下级爵位，比如在战场上，一个最普通的秦兵（士伍）斩下敌军一个甲士（有爵者）的脑袋，就能获得最低一级的爵位（公士），斩下两个则能连升两级，理论上在只要足够勇猛又足够幸运，只要斩够四颗首级，就能达到“不更”这个爵位，继续向着下一级“准贵族爵位”（大夫）升级。然而不仅越向上越难，而且在“不更”和“大夫”之间已经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阶层鸿沟，游戏规则为之一变，不仅由个体记功制变成了团体记功制，而且作为指挥官必须每战必胜，而且必须“盈论”（团体斩首数大于自身损失），否则不但无功，而且还要论罪。

因此，平民但要达到士大夫那个层次，成为准贵族，实际上非常之难，从制度设计上来说，他就预防了“新增贵族”这种现象。

即使天生神力，每战都能斩级，也未必能够一路升级，甚至很可能砍了一堆人头不但没有升爵，反而倒欠了国家一堆人头、盔甲和盾牌。因为军法里可以“削爵”的罪名实在是太多了，《商君书·境内》里记录的秦国军法：“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在战斗中，五人组成的战斗单位“伍”中，有一人斩得一个首级，同时有一人战死（一说逃跑），则斩级者功过相抵不得爵，而小队中的其他三人有罪，只有没人再斩一级才能抵罪。对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来说也是同样，攻陷对方城池而指挥官未能同时突入，要处以耐刑，部下对此知情不报的，要罚缴盔甲。

而这些罪名中很大一部分都可以通过爵位来抵消刑罚，同时士卒家人犯罪后，同样可以使用士卒本人的爵位抵罪。但升爵很难，降罪很易，因此对爵位的渴望和追求，与其说是对阶层上升的渴望，不如说是为了对严酷刑罚的恐惧。在恐惧的趋势之下，秦军不仅对敌人残酷至极，秦简中还有秦军士卒为了争夺敌军首级自相残杀的记录。

在这套规则之下，上升是有天花板的，下落却没有兜底。那么平民是否可以通过在战场上“自保”来避免战死或身份下沉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仅避战、畏战有罪，本该战死的人活着从战场逃归，要贬为奴隶，投降敌人后逃归的同罪。如果逃亡则全家连坐，战友目击逃亡而不能及时举报的也要连坐。商鞅通过这一套精妙的设计，将平民逼入只要不战死，就要往死战的死循环之中。

三、军功爵制是专为平民所设吗？

那么天生拥有爵位的贵族，是否只要赖着不上战场，就能百分之百保住荣华富贵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商君书·赏刑》记载：“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世袭贵族要保住并彰显自己的身份，也要获得军功，如果不能持续获得军功，即使不受军纪约束，在秦国密如蛛网，动辄连坐的民法体系之下，贵族也很难完全避免身份下沉。平民通过军功制实现阶层上升很难，而贵族因为军功制造成身份下沉很容易，所以随着战争进程，秦国的贵族阶层是越打越少而不是越打越多，这才是商鞅这个制度的另一设计初衷，即消灭贵族，加强君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国的不世名将，号称“百万人屠”的白起，作为天生贵族起点比平民要高的多，然而白起征战数十年，记首称百万（实际大约几十万），隳城逾七十，也不过从第十级“左庶长”升到了第十六级“大良造”，而那些资质平庸的贵族，其不断下沉命运也可想而知了。

秦灭六国后始皇帝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淳于越进言道：“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对秦朝宗室凋零，贵族衰败表示担忧，认为一旦天下有变，就没有力量救援皇帝。可见到秦统一六国时，秦国的贵族已经被削弱到相当的程度，军功爵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至秦末天下大乱时，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淳于越所言，六国旧贵族蜂起而反秦，而不见老秦拼死而卫秦，留下了“秦亡无救”的典故，更成为了汉初重新分封诸侯的伏笔。这不仅是因为秦国贵族被削弱太多，缺乏足够的力量，更是因为他们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获益甚少，恰恰相反，连绵不断的战争带给他们的弊远大于利，因此他们不仅缺乏保卫秦朝的理由和热情，更没有复国的动机和愿望，“喜迎沛公”也不过是人性使然罢了。

四、“有爵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世袭人上人吗？
   既然升级很难，获得下级军功爵位很容易，那么只要保证一直将自己的下级爵位维持住，是否就可以一直保持住种种经济和政治待遇呢？同样是不可能的，获得下级爵位的人数是海量的，到了战国末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低级的军功爵位也越来越多，爵位是军队授予的，而相应的待遇却是有爵者的户籍所在地配套的，军队在授予爵位时并不管地方上能不能给得出相应的待遇。因此爵位也会通货膨胀，解决方法有两个，一是更加严酷的执行军法，加加减减控制下级爵位上升，二就是更广泛的因罪削爵、夺爵，控制爵位的总体数量。爵位通胀之后，获得的收益减少，风险和成本却与日俱增，秦简的奏谳里带爵逃亡的现象就越来越多了，在秦简记录的多起“亡荆”（逃亡楚国）的罪案中，当事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弃爵逃亡，可见战国末期秦爵的含金量。

秦国不仅在劳动力紧张时，将“公士”等低级爵位拥有者和平民、刑徒等一并征发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在统一六国后，连很多“上造”、“不更”等爵位拥有者，也因为犯罪、欠债等原因被贬为刑徒，前往骊山修陵，秦皇陵旁出土的城旦舂尸骨上很多都带着致命的利器伤，他们是因为丧失了劳动力，或者工程完工后，被屠杀的。而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经就是下级军功爵位的拥有者。而他们沦落至此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如果将军功爵制比作一个角色扮演游戏，那么天生贵族的起点可能是七或八级（比如白起是十级），而平民的起点是一级（士伍），既然贵族都可以轻易的沦落成为平民甚至更低，那么平民掉到一级以下成为隶臣妾，就更加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秦的军功爵制，实际上是从春秋到战国，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和称霸，或主动或被动进行同向内卷的结果，而秦军功爵制不过是卷到极致的最终结果。它即非底层的上升通道，也不是专为平民翻身而设，更谈不上“先进”，借用我国先秦史学泰斗李学勤先生的观点：“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

来源：@幻想狂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