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

有幸和一位高级干部同乘过一辆车。我发现在某些方面，他也是常人。

我们都坐在后排，他右边，我左边。中午一点钟从大楼下出发，等到车子上了高速，开出还不到一个小时，领导把手伸进挂在副驾背后的一个布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掏着什么。

我知道他是抽烟的，以为他烟瘾上来了，但这次不是的，人家拿出来的是一小包粗粮饼干。我暗自奇怪：难道领导日理万机，没吃中午饭？

领导小心翼翼地拆饼干袋。我眯着眼睛假寐，也不便帮他。过了好一会儿，领导若无其事咯吱咯吱地吃起来，饼干袋子总算打开了，一股熟悉且诱人的香味袭来，吃过饭的我口腔像是二月的黄河大堤，有点浸润起来。

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如水般斜照进车子里，流动的阳光房。车子在高速上平稳有致，好车的减震真不是盖的，像坐船，一点都不颠，让人有点犯困。

继续往前开，大约半个小时后，窸窸窣窣的声音又响起了，老先生第二次掏他的布袋子，还是同样的一小袋饼干，他还是那有滋有味地嚼着。我忍不住笑了，问他：“领导，这是您的中午饭？”

“我午饭在餐厅吃过了，这会儿有点饿。”

“哦！”我自作聪明地点点头：“午后点心的时间到了哈！来杯龙井，口感更佳。”

“也不能算是点心，我就是饿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禁不住饿，一饿，心里马上慌慌的。”领导掷地有声且不容置疑，流露出很坦诚的襟怀。

前排正专心开车的驾驶员接口道：“这是领导的一个小习惯。”

“也不能算是习惯，习惯会成自然的，我没别的，就是不耐饿。”领导单手拍了拍他的布口袋：“我不管走到哪儿，都要预备一点零食，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踏实。我是54年生人，59年到61年，三年全国大饥荒，我们那一茬人从小缺吃缺喝，印象中就没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实在饿得不行，就去喝凉水。肚子里喝得胀胀的，走起路来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听到哐当哐当响的水声！新疆（老先生的父母原先在新疆支边）地方还算好的，多少有点东西能进肚子。中原地区逃荒的人拉家带口地往新疆那块儿挤，人的求生困难到什么程度？一个馒头能换个老婆！女人为了一个热乎乎的馍馍，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奉上了。你们能想象得出那种悲哀吗？我78年考上师范，学校建在戈壁滩里头，四面荒无人烟，糟糕透了！别说兜里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东西吃。学校吃饭采取的是分食制，一碗杂粮饭搬到桌上来，四个人分。一个人能分多少呢？十多岁的男孩子，正好是长身体的阶段。吃不饱，脑子里天天想着的是什么时候能痛痛快快地吃顿好饭。每天夜里都睡不着。饿啊！怎么办？爬起来去喝一瓢凉水去吧！咕咚咕咚猛灌一气，最多能顶半个小时。一解手，又不行了！我是班长，老师让我大早上的叫班上的同学起床。我勉强撑着喊一嗓子，饿得整个人快散架了，哪里喊得动？！”

7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很好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算是幸运的，童年虽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倒也没有经历过苦日子。宛东平原上的小村庄儿女各当家，我无忧无虑地长大。

平原人的生活习惯是早晚稀饭就馒头，中午各种吃法的面条。稀饭是薄薄的黄玉米糁或者小米，当然也有更省事的稀面疙瘩汤，晚饭就叫“喝汤”，饭后上街遇到熟人，大家见面打招呼：“喝汤了木有？”

我三岁时一餐能喝一大碗，外加一个炉膛里的烧红薯。我奶奶逗我：“娃儿娃儿，你还吃不吃？”我捧着碗哼哼唧唧的不肯罢休：“我还吃，我还吃。”

“我还吃”这三个字，成了我这一辈子也甩不掉的一个梗。我们一大家子难得聚在一起吃饭，少不了有个人在饭桌上掀我的老底，说我能吃、会吃、胃被撑大是儿时的玉米糁粥和烤红薯“撑”出来的。

我妈经常感慨：有汤喝算是好的了，她很知足，很感恩，也很珍惜。她老人家75岁了，比吃饼干的领导高级干部还年长，自然又多受了几年的饥饿罪！

如今的年轻人动不动喊一句“穷得要吃土”，并以此为幽默。殊不知老一代人真的吃过观音土。我妈记得清清楚楚，她和她的奶奶把筛过一遍的细观音土和榆树皮磨成的粉渣子掺在一起做饼子。吃到最后全身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屎也拉不下来，听说村里有的人已经胀死，于是宁肯饿死也不敢再吃下去了。

社员吃食堂的一年，有一个下雨天，村里的一个男人端着瓦盆从食堂打回了一家人一天的份额。刚走到门外，脚一滑，连人带桶摔倒在地。他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爷儿俩什么也顾不上了，直接趴了下去舔那些散了一地的稀糊糊。食堂里的其他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个个泪水涟涟的。

都过去了这么些年，我妈说起这件事，语气还是那么沉重。我以前很不理解她、不理解我爸的节俭。吃不下的食物坚决不肯浪费，克服困难也要硬塞下肚，至于自身舒服与否，完全不考虑。

过夜的小米汤明显变味儿了，也舍不得倒掉。淘一淘，煮开了继续喝。盛菜的盘子，炒菜的锅，哪怕里面有一调羹的油汤，都要用饭擦一擦吃掉，不如此，他们便觉得是“罪孽”。

“罪孽”是我家乡方言，发音是“贼业”，上了年纪的人动不动把这两个字挂在嘴上，没有感同身受过的年轻人是琢磨不出这两个字的真正意义。

2002年的春节，我和爸爸妈妈一道去了江西九江，参加我三爷爷最小的儿子永红叔叔的婚礼。三爷爷临解放那年刚十七岁，投笔从戎上了党的军校，后来参加组建国家某重型装备研发，在那儿扎根五十多年了。早期的生活尤其艰苦，三年困难时期和被下放时有一顿没一顿的，前胸长期贴着后背，还得起早贪黑在实验室干着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

三奶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般情况下都不敢回忆，太苦了！有时候夜里做梦梦到以前肚子瘪瘪的日子，马上醒了，吓醒的，一脑门的汗珠子！

三爷爷的儿子，我的小叔叔和我聊天，说他七八岁的一年，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出去玩耍，看到了一只鸡淹死在污水坑里，这可把他们俩高兴坏了，想了个法子把死鸡捞了出来，去河里洗了又洗，泡了又泡，开膛破肚，在野地里点了柴火烤熟，一人一半分吃了。从臭烘烘的水坑里捞死鸡，听起来真重口味。小叔叔讲给我听时，我还以为是他在说笑，一个劲儿地问他：“真的假的呀？那么臭，怎么吃得下？！”

小叔叔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小孩儿不觉得，我直到现在都忘不了那只怪味鸡，说实话不次于臭鳜鱼，也算是风味鸡，总之还不错。”

我决定和领导大先生深入讨论一下“水坑里的鸡”是否能吃这个话题。没想到他突然拔高音量说：“嗨，有啥不能吃的！特殊时期里有这样的一只鸡，那绝对算得上是高级享受喽！哪个不抢着吃？谁还会考虑什么香臭？！”

天呐，希望不会拉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