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大汉王朝的两次转机之二

原创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终于大权在握，万事俱备，他只差一个给儒学正名的机会；他只差一个让天下信服的理由；他只差一个能系统阐述儒道的理论，而这些，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

这个人，就是董仲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对策，为儒学的改弦更张做准备，在汉景帝时就已是儒学博士的广川人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即后世所谓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就直击时弊，分析了王朝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危机，并指出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帝国没有统一而正确的指导思想。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每一个乱世中兴起的王朝，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乱世遗留的恶行斑迹全部清除干净，再用礼义来教化人民，才可以扬善去恶，移风易俗，天下安定。

而汉朝虽然建立了几十年，但是秦朝遗留下来的恶源毒素到现在也没有清理干净，反而愈演愈烈。这就是现在习俗薄恶、人民顽劣、阴险狡诈、犯法乱德，肆意妄为的原因。现在这种风气已经普遍而严重。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扝也”，这样的民风如何去推行律令，有效治理呢？

汉朝以前奉行的黄老之学并不能从根本上去改变它，只是暂时敷衍和掩盖了它，导致这些恶习陋象，歪风邪气日渐强大，现今已危及王朝的根本。因为思想的根本没有改变，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又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新的法令一颁布，奸邪的门道对策就接着发生；命令刚下达，欺上骗下就跟着兴起。这就好比开水止沸，抱薪救火，不会有任何作用。

所以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也没法把政事治理好，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在积重难返，危机日深，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董仲舒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汉朝七十多年来，数代君主奉行的黄老之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朝以来人心混乱，道德崩溃的思想基础。只是用物质的发展短暂掩盖了它。黄老之学只能是乱世中的过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必须全面彻底地改革，变更体制，凝注人心，移风易俗，才能化解当前的危机，使帝祚延绵，长治久安。

该用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那就是儒学，他眼中的儒道宏伟长久的蓝图也与汉武帝不谋而合。

所谓道，就是由此把国家治理好的道理，办法就是推行礼乐仁义的教化，使礼义仁德根植于天下人的心中，那么就算圣明的君王死了，他的道也不会失去，还可以长久地传承，持续地影响，使风俗纯朴，天下安定。这就是礼乐教化的功效，这就是儒家合乎天意民心才能长久的道啊！

董仲舒最后说，《春秋》有言，天下一统，是古今共通，天下共识，是必然之路，天地之道。而现在诸子百家，众说纷纭，在上不能舍取，统一标准，朝令夕改；在下无所适从，异师而学，莫衷一是。臣以为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学的应一律禁止，这样才能消除奸邪，统一思想，使法制明确，民有所依。

董仲舒清晰地向汉武帝呈现了一个开启千秋万世功业的宏伟蓝图，天下一统，四海一心，这与汉武帝改革旧弊，开拓进取，举天下之力，建不世之功的雄才大略一拍即合。董仲舒之言，正是他之所想，他全面肯定了董仲舒儒学系统的规划和蓝图，回复道：“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亦，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作为基本国策定了下来，汉武帝谋划已久的思想体制改革终于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儒家礼义一枝独秀，成为汉王朝唯一正统的思想，成为普天之下大汉的统一规范。大批儒生被提拔，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专授儒家五经的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也应运而生，为儒学培养人才和后备力量。从朝廷到民间，儒家礼义被倍加推崇，礼义教化的春雨，开始滋润着大汉王朝干涸的思想土地。

汉武帝大刀阔斧的儒学改革，止住了大汉王朝因思想混乱而滑向深渊的脚步，为风雨飘摇的汉王朝指明了方向。儒家礼义重塑了社会秩序，制止了人性的粗野浮躁，悖乱暴虐，重新凝注了分化和散乱的人心。

在儒家礼义思想的指导下，雷厉风行的打击了一大批对抗官府，不遵法度的豪强地主，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大一统的思想理念也为下一步的“推恩令”打下了基础，轻易就化解了诸侯王尾大不掉这个多年的祸患。

儒学改革不但解决了诸多根深蒂固的内部问题，避免了大汉王朝盛极而衰，分崩离析的危局，而且使天下一统，万众一心，形成强大的民族合力，为汉武帝以后东并朝鲜、经营西南、平定闽越，并在和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年轻的汉武帝，以他的远见卓识和果敢魄力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汉朝旧制，挽救了日益滑向深渊的王朝，使颓废衰落的汉王朝改头换面，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他在风云激荡中的睿智选择从此奠定了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礼义为核的精神支撑；奠定了中华民族天下一统的民心所向，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

汉武帝，无愧于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