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九：高人的两种“姿势”

《传习录》九：高人的两种“姿势”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真正的高人有两种“姿势”。

一是像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那样——“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说白了，就是做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派。正如《中庸》中描述的那样，“得一善而拳拳服膺”——闻一善言，见一善行，紧紧攥在手中唯恐失去，不实践明白决不罢休。一是像孔子仰仗的另一得意门生子贡那样——气得老师“予欲无言”，说什么，他都要记下来，在言语方面充分发挥。客观来讲，尽管孔子反感子贡的“口惠”无实，最终在孔子死后，奠定孔子学术上至高地位的仍是这位“口的巨人”。

谈及颜回，后人只记得他的“得一善而拳拳服膺”，记得他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却很少有人记得他在文辞上的出神入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谈及子贡，后人只记得孔子一面讲“君子不器”，一面认为子贡是“琏瑚”之器，只记得他是孔门先进弟子中以言语见长者，只记得孔子因为子贡太过注重言辞上的功夫，而宣称自己将闭口不言，很少有人记得子贡是了不起的实战派，是以实力帮助解决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潦倒状况的重要贡献者。

换句话讲，因为高人的某一种“姿势”太过突出，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姿势”的高明。正如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一样，既没有舌灿莲花、口惠不实的圣人，也没有思想枯竭、仅靠行动的贤人。

其实，这也是孔子最为了不起的地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王阳明直截了当地将“约我以礼”的“礼”，与“心即理”的“理”等同起来。甚至将“博我以文”之“文”和“约我以礼”之“礼”等同起来。认为可以表现出来被看见的“理”就是“文”，隐微不足以为人所见的便是“理”，两者是相通的，也是互为补充的。

可以看得见的“文”，可以通过“为学日益”的方式获得，日积月累，越来越渊博。

隐微难见的“理”，只能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在具体的实践中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简化，最终体现在人身上，抵达“随心意而不逾矩”——无一处不得体。

高人有两种姿势——博文与约礼，学为圣贤者也有两种修行——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