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756】大一统了,编户齐民了,就只有一个政府了
【1】@苏耷水
在古代那个生产力锁死的社会里,大一统有大一统的好处,也有大一统的问题。大一统的问题是僧多肉少,人才会过剩,劳动力会过剩,资源被垄断,人却变得不值钱,会有大量的人被埋没。但是好在这些人还可以做个太平犬,苟且一生。
春秋战国时许许多多的国家,相当于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公司和工作机会,在魏国做不成宰相,可以去秦国试试运气,在宋国税太高活不下去,可以去齐国做生意闯一闯。大一统了,编户齐民了,就只有一个政府了,在这个天下唯一的体制内,这一辈子的机会就寥寥可数,错一步,一辈子就完了。
常有人问四分五裂的欧洲为啥能点出现代科技树,其实跟欧洲一直没法实现高度统一大有关系。在西班牙碰壁的野心家,可以去葡萄牙再去试试看;在法国混不下去的人,可以去英国再碰碰。欧洲诸侯混战,那工匠们就有了好多个甲方,米兰的工匠给法国贵族做盔甲,也会给普鲁士人做盔甲,工匠们甚至可以割据一方,做个自由城邦。代价?代价就是常年战争,死人无数。
欧洲的探险者殖民时为啥那么残暴?可能跟欧洲当时本身的战乱也有关,那是一个培养亡命徒的世界。欧洲人杀起欧洲人来,也是得心应手,跟中国长平之战坑杀几十万人有的一拼。欧洲人出去屠杀其他民族的手段,也都用在他们自己的诸侯战争中。
野蛮生长和太平盛世都有代价,没有十全十美。人的光辉,大部分都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那一首首唐诗,就好像岩层里的化石一样,那写诗的人只留下了这些痕迹,让我们记得还有人曾这样活过。
【2】@胡锡进
我家当时住在报社的一个简易楼里,使用面积大约25平米,很想有个两居室的新房。同时,36岁的我还是中级职称,也很想晋级为副高。但两个好事只能选其一,经过短暂思想斗争,我选了副高职称。因为有报社主要领导支持,我的工作成绩又很硬气,我的副高职称顺利通过,老胡欢天喜地。
但我在那个简易楼里又多住了好几年。
我今天偶然忆起这事,并且有点好奇,如果今天一个36岁的战场归国者,比如我自己,面临同样的二选一机会,会选什么?问了一位年轻朋友,对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选房子,就是降职称,也选房子。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今天重新面临选择,大概也会做出改变,要房子。
1996年的老胡,得多有信心啊。我相信未来房子一定会来,相信我的收入肯定会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肯定会随大流越来越好。眼下多吃点苦,多住几年小房子,又算啥,忍忍不就过去了。前程最重要啊,我想成为名记、名评论员、名报人……
我想说,二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大环境变了,起点高了,两个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不能变,我们依然要多给当下年轻人对未来一切都会不断向上向好的预期,多给他们职业发展的空间,继续让满地都是工作机会,让大部分人的工资不断上涨,让理想、信念还有乐观在年轻人群体中继续生根扩散,每一个城市里居者有其屋成为虽很不容易但充满希望并且终能实现的过程……
我真是觉得,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又有和平稳定非常牢固的社会大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把年轻人逐渐低沉的预期重新提振起来。
让我们正视在前进中遇到的发展动力减弱和年轻人信心变低落的问题,真正戳破这个问题,认认真真把发展之火重新烧得旺旺的。中国只要实事求是面对一个问题和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今天中国克服问题的资源之丰富前所未有,党的动员和号召力前所未有,我们一定行。
@刘春:以老奴亲身经历,当时房子是和职务职称挂钩的,只有评上了职称或升了职位,才有资格分房。
【3】雷韵ly
伊凡·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谈他的捷克同胞米兰·昆德拉:
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轰炸的时候,当一切真实的东西,一切高于人类自身的东西似乎都不存在,沦为虚无和遗忘的时候——你写作是为了克服这种混乱。
你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每一种都可以让现实、人类命运、苦难、反抗和真诚泯灭于股掌之间。这种感受为大多数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所共有,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活了不长的时间。
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了一种欺骗性和强迫性的遗忘当中。引用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的一段话:“民族毁灭于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写出不同的书,给出另外的学问,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
在同一本书中,昆德拉发明了一个短语并启发了我:遗忘的总统。一个在“遗忘的总统”引导下的民族将走向死亡。而适用于一个民族的,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的成员。
超越我们自身死亡的斗争是人类的本质。死亡不应该是一切的终结,这种感觉是存在的最基本感受之一。
【4】庄时利和
#长期喝咖啡会导致皮质醇过高#一个微信截图的错误观点,在微博居然成了热门话题,阅读量超过4亿。非常神奇。
简单说一些共识和荟萃分析结果:
1. 咖啡对皮质醇的影响有过不少研究,没有证据显示长期摄入咖啡对人体的皮质醇水平会造成有害影响。
2.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喝咖啡后可能会出现心悸、胃痛和尿频等情况,但是没有明显的健康危害,出现这些情况的人少喝或者不喝咖啡即可。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正常的摄入量之内,咖啡是非常安全的,并且有益于健康,可能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风险及部分癌症风险。但不需要为了这些益处而特地改变自己喝咖啡的习惯。
总体而言最健康的是黑咖啡,以及加了大量水的美式/冰美式。
【5】原蚂蚁副总裁尹铭朋友圈发文:相互宝从未赚过一分钱,为关停付出近50亿……
【6】某个张佳玮
三年前给某杂志聊的几句米兰·昆德拉:
一个不承认自己流亡的人结束流亡时。
2019年将近结尾时,流亡法国43年、年已90岁的米兰·昆德拉,重新获得了捷克国籍。
我觉得,本身就是个很米兰·昆德拉式的冷幽默故事:
先前,他自己一直在各色访谈里说,自己只想当个普通小说家,而非一个流亡作家。
他对德国《时代》周刊说,自己没有返乡梦,因为“我把布拉格带走了: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
然而终于,他还是得回了这个国籍。
在他的名作《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萨宾娜从捷克去了西欧。她不喜欢身在布拉格时遭遇的重压,但也不完全赞同另一边对布拉格的刻奇看法。
与如今“我只是个普通作家,我不是个流亡作家”的昆德拉,因为重获国籍而上新闻……看去有些相似吧?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捷克布尔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曾师从捷克大音乐家亚纳切克。
米兰自己少年时,就跟父亲学钢琴,然后进修作曲和声学。之后在大学,他学了影视编导。在29岁那年,他写了自己第一部小说《玩笑》,开始写作之路。
如果您之后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笑忘书》、《告别圆舞曲》等作品里,发现他对音乐结构格外迷恋,在《小说的艺术》中不断用音乐术语陈述意见,也不必惊奇:也许骨子里,他一直有音乐家的那面。后来,他自己多次陈述过自己对音乐和小说的混杂爱好:
少年时,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写小说,音乐无法满足他的表述需求;但他如此喜欢音乐,所以小说里难免带有音乐式的结构。
他曾如此宣示:自己并不是故意把所有小说都写成七章的:
“我一直想摆脱这种七章解构……但那是一种深刻无意识的不可理解的必需。”
这是他的写作文体,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姿态:昆德拉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叙述者。
在《小说的艺术》里,他说过这么句话:“最后一部受大众欢迎的伟大小说,是《好兵帅克》。”
言下之意,不问可知。
他的小说融合了音乐、戏剧、电影等多重体裁的结构。他自己又爱鼓捣哲学——1983年他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他的书架上满是哲学和音乐学的书。但之前之后,他多次说,他并无意像老派哲学家似的,用小说来讲哲学。
他推崇穆齐尔和布洛赫,认为后两位为小说安上了极大的使命感:他们视小说为最高的理性综合,是人类可以对世界整体表示怀疑的最后一块宝地。
大概这就是他:
一个将小说本身视为艺术的作者。小说于他,不只是说故事、奏音乐、聊哲学的工具。小说是小说本身。
1968年发生了什么众所周知。次年,他被开除出捷克作协。
1973年他写出了《生活在别处》,两年后他到法国。1979年《笑忘书》出版。
如果到此为止,他其实与索尔仁尼琴等有相似之处:离开了一个阵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出版作品。
但他的风格,有些非典型。
《笑忘书》,是若干短篇故事构成的一本书,里头也有布拉格背景的主角被告密监禁之类的故事,但昆德拉更多用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一种解构的眼光,旁观叙述一切。
某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头里,周围的人们手拉手跳舞,在街道上空升起,而“我”则穿街走巷追逐着,意识到自己无法加入,自己笨重得犹如一块石头。
他没有简单地谈论阵营对立,他试图聊一些更形而上的东西。他常常旁观着,所以对人本身的处境充满了兴趣。
1984年,著名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出版了。众所周知,里面的两位主角托马斯和特蕾莎留在捷克,从医生夫妇被下放到农庄。萨宾娜,作为摄影师,离开了布拉格。
本来这可以写成两个阵营的惨烈对比,但昆德拉又一次展示自己招牌的写法:一边叙述故事,描绘他们的处境,时时跳出来,用探讨的口吻,谈论自己的想法:无所不包。轻与重,灵与肉,出轨、亲密、羞耻与告密者的奇怪混合。沉重与轻盈的对比。
大概在昆德拉看来,1968年布拉格的人们遭受的命运,很荒诞;与此同时,刻奇媚俗的一切,比如怂恿托马斯签名反对的群体,也很无趣。第六章《伟大的进军》,他对两边的媚俗刻奇,都表达了讽意。
以至于结尾一章,《卡列宁的微笑》里,似乎一条狗的生死,都配得上托马斯更认真的对待。昆德拉面对过于崇高、近于媚俗的话题,总倾向于用轻盈来化解。
大概,昆德拉没有像一个典型的流亡作家那么写作。他并不展示自己的伤疤,兜售自己的受害者经历。
就像他当年对《新观察家》杂志如是说:
“对必须谈论自己感到厌烦,使小说天才有别于诗歌天才。”
布拉格出过卡夫卡,出过哈谢克。前者的小说里有太多不动声色的荒诞,后者的小说——《好兵帅克》——则是彻头彻尾的狂欢。实际上,布拉格可能就这么矛盾:如果您去到布拉格,在伏尔塔瓦河西岸,卡夫卡博物馆斜对门,就是一个帅克主题的酒吧:墙上正画着醉醺醺的帅克。
捷克的小说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分裂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城堡、司法机构、办公室之间彷徨;好兵帅克则在捷克人、奥匈帝国、波西米亚悠久历史之间晃荡。后者尤其爱用滑稽来消解神圣。
在米兰·昆德拉的其他短篇里,《爱德华和上帝》,半开玩笑地讨论了宗教、道德与人的关系。
《搭车游戏》里,一对假戏真做到最后失去身份的情侣,一度迷惘了。
昆德拉非常喜欢在小说里讨论人的自我身份认知。他自己作为作家,则并不刻意出现在幕前。他自己的经历只是写作素材的一部分。他在意的是——用他接受访谈的话——“摒弃机械的小说技巧、摒弃冗长夸张的小说文字”、“将小说变为一个存在的博学观照”。
后来的《慢》里,他跟维旺·德农较真了半天;《庆祝无意义》则已事关巴黎了,并不再谈论布拉格的经历。
大概他也知道,当他写作布拉格背景的一切时,大家免不了要念叨阵营与立场。
大概,他在明确不喜欢媚俗刻奇的同时,也在让自己尽量不媚俗不刻奇?用轻盈来消解一切沉重?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至于他的内心,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重获捷克国籍时,他的内心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呢?
用他自己小说的题目,《笑与忘却》?《玩笑》?《庆祝无意义》?
不知道。
但如上所述:“一个并不把自己当流亡作家的流亡作家,重新获得了国籍”,这个事关身份、时间、人的处境的情节,其实很像他自己笔下的小说情节。身为一个更乐意当旁观者的亲历者,最后在90岁高龄时,亲身上演了自己小说里的剧情。命运有时,就是有这种幽默感。
用昆德拉自己某个演讲的话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7】@六神磊磊
而且他母语明明是捷克语,却居然用法语写作,好多重要作品都是法语写的,就好像那个《等待戈多》的贝克特,爱尔兰人,用法语写作;雅歌塔,匈牙利人,却跑到瑞士,也用法语写作;卡夫卡,捷克人,却用德语写作,一样的。大众层面最著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好家活,据说明明是捷克语写的,可是首发的时候却非用法语来发。
他自己还说自己是法国作家,说自己爱上法语了,还打了个比喻,说是就像一个小男孩爱上了大明星葛丽泰嘉宝一样,你听听,要是捷克人玻璃心一点,受得了受不了。今天中文网上受得了一个中文作家说爱上英语像爱上大明星一样?
然而怎么样呢,今天一说捷克,你就会想到米兰昆德拉;一说米兰昆德拉,你就想到捷克。米兰昆德拉他待见捷克也好,不待见捷克也好,总之现在就是捷克的荣耀,就是捷克产的文豪,他自己不认可都不行,爱认可不认可,反正你是捷克造。那么试问,孕育了一个米兰昆德拉,捷克人是丢了面子还是长了面子?显然涨了面子。就这么回事。谁到布拉格都难免感叹,这儿大文豪真多。
所以,面子和尊严这个东西,有一半在别人手里,有一半在自己手里。自己手上的这一半尊严,是别人拿不去的,也贬损不了的。自己够恢弘,谁也害不了你的面子。人但凡没有脸,都是自己先不自信了,米兰昆德拉用法语,也觉得伤了你面子;提捷克少了,也觉得伤了你面子,自己的这一半尊严先丢了,那就没有面子了。很简单的道理。只不过很多人看别人家里的事明白,看自己家的事不明白而已。 从来不看小说的人还一窝蜂听信些和文学无关的奇葩理由损莫言,损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一帮狗屎。
【8】@快活儿姐
可谓是戏看了,钱也赚了,任务也完成了,完美!
【9】@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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