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进化图景

                                                  论社会进化图景

如我们所熟知，在1500年之前，人类社会的进步速度是较为缓慢的，而自1500年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商业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人类社会的进化速度迅速加快了，此时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就转变成为了一种进步社会。因而，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较为系统地探究现代社会的进步机制；另一方面，尽管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着，传统在各个方面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厚的，即现代社会也有很稳定的一面，它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稳定有序的基本状态。因此，综合探究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与传统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复杂内涵即成为很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

首先，我们需要探究的是现代社会的进步机制，这自然是一个很广阔、复杂的问题；其中，科学、技术的深厚影响是最为显著的一个基本要素。

（一）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引发的各种反应

自1500年以来，科学、技术在多个方面的进展自然是非常广阔的，其中，我们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一个单一融贯的元素，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构成的复杂事物。一方面，这些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较为强烈的相互联系，如数学与物理、物理与化学、物理与电子工程等领域之间都存在着较为强烈、广泛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之间也有相互独立的一面，譬如，生物学与数学、物理之间的联系即不是很密切，而医学与化学、生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除了医疗器械之外，医学与数学和物理之间的联系则并不是很显著。总之，上述两个事实都属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特征。

由于科学、技术包含几十个不同的学科，而每个领域又都在自身的学科轨道上不断地进步着，因而，在现代社会里，新发现、新技术在大量地涌现。譬如，在计算机领域中出现了移动硬盘、云计算等新技术，电子工程领域里的计算机芯片、服务器也在不断地更新，生物制剂领域中的新药品也层出不穷，物理领域中的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量子通信等分支也在不断地进步，化学中的各种新高分子材料、塑料制品等在迅速涌出，统计中也有数量众多的新型的统计软件，机械工程领域的机器人等技术也在不断创新。这些众多的领域之间一方面在相互影响，如物理中的量子力学的革命性突破导致了半导体、电子工程的兴起，而电子工程所提供的计算机硬件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是基础性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在自身的学科领域内相对独立地被发现出来的。因而，即使对理工科工作者而言，他所接触的新发现也可区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自身学科内部的新发现，这是很多人都需要阅读的新论文或者需要学习的自身领域的新技术，这些自身学科之内的新发现、新技术和新论文是非常多的，每位技术人员都会密切地关注；其二是其他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新发现，如对化学领域的工作者来说，他们也会接触、了解到物理、计算机、机械工程等领域内的一些重大的崭新突破。其中，对理工科从业者来说，他们主要关注的自然是第一个层次的新发现；显然，这两个层次的新发现都是种类繁多的。总之，在我们看似平凡简单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充满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它们来自于化学、生物、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物理、计算机、医学等很多不同的领域，这些成百上千的科技产品已经自然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平时几乎没有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当然，要较深入地了解这些产品，也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修养）。

整体而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就直接影响来说，科学、技术的价值自然是巨大的，举例来说，由电磁学的发展所催生出的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冰箱、电视、洗衣机、收音机、空调、电话、手机等设备工具对每个现代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全面而强烈的影响，它们也都是每个现代家庭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科学、技术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它在这方面的深厚影响是制度、组织等事物所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产生的并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举例来说，我觉得麦克斯韦在1865年提出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就比约翰·杜威的《经验与自然》或者黑格尔的《小逻辑》重要十倍以上（虽然杜威和黑格尔的这两部名著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但是，除了物质层面的影响之外，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间接影响也是非常深广的，这些间接影响体现在个体思想、群体观念、社会文化、商业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许多方面。在这里，我们列举两个适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摄像头的发明和广泛普及，摄像头产生并且广泛普及之后，会导致一系列的群体和个体反应：由于摄像头会应用在交通领域，因而，所有的个体都需要逐渐了解摄像头所确定的交通规则；摄像头对司法机关的侦查、判案等也会有所影响；同时，摄像头也会应用在学校、超市等场所中；总之，摄像头这项新技术产生之后会比较迅速地应用到交通、学校、司法等很多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人们会逐步了解这些新的规则，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即摄像头的发现会导致在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逐步调整。第二个例子是智能手机的产生，伴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人们也会调整许多相应的思想、观念；就生活经验的层面来说，现在即使年龄较大的人也会使用智能手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人们会有所感受，同时，人们也会经常讨论智能手机的品牌、价格等诸多问题；就具体操作层面来说，人们也需要学会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来发短信、上网等技能。总之，智能手机的产生也会导致社会整体范围内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很多方面的逐步调整。通过上述两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新技术的产生对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都会产生复杂、广泛的间接影响，如同哈耶克的概括：“环境的每一变化都将导致资源利用、人类活动的方式与倾向以及习惯等单方面的变化。而那些首当其冲的人类活动一旦变化，将逐步导致全社会的进一步调整”[1]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新技术的产生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如摄像头、智能手机、3D打印等新技术大体是在同一时间内出现的，因而，它们在群体和个体层面引发的反应会是较为复杂的。

值得说明的是，新技术的产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所引发的反应是有所差异的。如一些个体会很快地接受智能手机，而另一些个体接受的较为缓慢一些；一些个体对新的药品的理解会较为迅速、全面一些，而另一些个体的反应则相对迟缓一些；总之，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理解程度是有所差异的。同时，由于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往往不只是一个新技术，而是许多不同的新产品，因而，不同的个体对多项不同新技术的反应也会不太相同。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所产生的深厚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侧面，人类社会还包括许多其他的基本部分，这些部分的进步、创造对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简言之，我们经历的其实是一个社会整体的进步过程。

（二）社会整体的进步

如所周知，关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熊彼特非常推崇企业家精神，关于企业家在企业和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曾写道：“开始只有少数人看出这种新的企业，并且能做这种需要胆识的生意。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的行动，实现了一种新的组合。”“这样的开创者，如同我们见到过的那样，可能真正是企业家一流人物中的最纯正的类型。他是最严格地把自己局限于起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实现新的组合——的企业家。” [2] 即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因为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的排列组合，发现了新的商业机会，创造了新的商业形式，因而，才给企业创造了利润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熊彼特由此认为这种具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应当获得较高的薪资。在实际的商业活动里，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够意识到哪些类型的新产品是重要的，能够开拓商业渠道，能够洞察并引领消费者的新需求，因而，熊彼特所高度推崇的企业家的开创性精神是很合理的。

但是，除了企业家的开创性意识外，我们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恐怕都需要开创性精神；同时，社会的各个领域也都在发生着自身的相应进步。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简要地讨论了科学、技术领域的创造意识，在艺术领域里，我们自然也需要很多开创性的观念，而且艺术领域中的作品、创造与社会整体的进步亦是密切相关的。在此，我们可以举出各个艺术领域中的一些例子，以文学为例，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讨论经典作品与当代作品的关系时曾写道：“大概最理想的办法，是把现在当做我们窗外的噪音来听，提醒我们外面的交通阻塞和天气变化，而我们则继续追随经典作品的话语，它明白而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房间里。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把经典作品当成房间外远方的回声来聆听已是一种成就，因为他们的房间被现在弥漫着，仿佛是一部开着最大音量的电视机。” [3] 卡尔维诺在这里所描述道的“交通阻塞”、“最大音量的电视机”等自然是只有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能产生的社会现象，即文学家的创作中常常展现出与自身时代的新事物相关的一些元素，因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整体的进步的组成部分。以电影来说，一些卓越的影片，如《教父》、《星球大战》、《拯救大兵瑞恩》等也从多个方面（如服饰、交通工具、电子技术、社会风俗等）反映了自身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中的很多元素是以往的社会（如18世纪的社会）所不具备的。再以音乐来说，一些经典的歌曲等也自然地带着自身时代的许多烙印，也会融入自身时代的很多的新技术、新观念。总之，各个艺术领域都需要广阔的开创能力，同时，各类艺术作品也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媒体界也需要大量的开创意识，媒体界的各种作品也体现了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变迁。如我们所熟知，媒体界所报道的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的新近事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因而，媒体界的从业人员也需要有开创精神；同时，媒体界的丰富报道也自然地呈现出社会整体的进步过程，大量的媒体报道也从多个视角呈现出了每个时代在科技产品、商业理念、政治观念、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的崭新变化与精神气质。

知识界的情况也是较为类似的；知识界的众多著作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对自身时代的特定反映，它们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社会整体的进步状况。如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著作《世俗时代》即生动地反映了近代社会与当代社会的很多事实，这本著作也很好地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想的进步、演变、丰富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著作《美国货币史》则与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变化息息相关，它也自然地体现了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一些进步与变化。总之，知识界的丰富作品也部分源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整体也从知识界的丰富创作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活力；总之，知识界的进步也与社会整体的进步之间存在着有益、深广的相互作用。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社会的富于活力的进步体现在各个领域，诸如商业、科技、艺术、思想、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在同步地、生气勃勃地不断演进，而且这些领域中的广阔进步是交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举例来说，艺术与制造业之间即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很多玩具需要好的产品设计，手机、笔记本电脑中的设计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环节，同时，一些家居的电子、机械产品也需要优秀精美的设计。综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总结道，人类社会经历的是一个整体的进步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文中我们曾指出，熊彼特可能夸大了商业与企业家开创性精神的基本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上述的各个领域的丰富发展与商业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因为，艺术（电影、音乐等）、媒体、科技等各个领域都部分程度上是商业性质的，都需要面向消费者的复杂需求，都需要考虑产品的销售状况与商业价值，因而，商业确实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强烈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个人只有商业意识、营销理念，而缺乏通过科技创新、艺术创造等方式所生产出的好产品，那么，在市场中想获得好的销量其实也无能为力。举例来说，艺术从业者可能需要在一些家居企业工作，因而，艺术行业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但反过来，家居行业也需要优美精致的艺术设计，没有这些优美精致的设计，一些家居行业也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概言之，商业只是人类组织、管理的一种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制造出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产品还是依赖于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电影制片、生物制造等各个科技、艺术、思想领域的杰出创造。

关于社会的深厚进步过程，另一值得注意的重大特征是许多变化是在无意识之间发生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些适当的例子。首先，以教育领域为例，19世纪时的经济学还不太成熟，当时的教科书，如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还没有形成系统清晰的理论架构，而20世纪的经济学则有了较为完整、宽广的知识体系，同时，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也大多加入了一些数学模型，如IS-LM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而电子工程整个领域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产生的，之前的学生们自然不可能修读这一专业；对数学系的从业者来说，19世纪的学生们、研究人员要学习的是复变函数、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课程，而20世纪下半叶的从业者则需要学习实变函数、泛函分析等一些20世纪才出现的新课程；就计算机整个领域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还是不存在的，当时的学生们、理工科技术人员自然不需要学习C++、Java、Matlab等重要的编程语言；以学位层次来说，19世纪时博士学位也还未出现（世界范围内的硕士学位产生于1860年左右，博士学位则于1920年以后开始逐渐推行）。总之，在无意识之间，教育领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全面、强烈地影响到了学生、从业人员的学习内容、思维方式、工作模式等多个基本的方面；当21世纪初期的人们进入教育领域时，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大量的新变化，人们对自己当前的工作、学习方式感觉是习以为常的，然而，我们需要承认，与前几代的人相比，人们的思想世界与感情世界其实产生了许多微妙、复杂的改变。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无意识变化的重要例子：如电动剃须刀是19世纪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它自然地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生活习惯；现代汽车的广泛普及也发生在20世纪，19世纪人们的出行方式自然并非如此；在20世纪，人们常常使用空调在夏天、冬天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生活习惯自然也是不存在的。总之，在日常生活领域，许多重要的变化也是在无意识之间自然而然发生的，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人们采用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

通过对教育和日常生活两个领域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在无意识之间，个人和群体两个层面的许多工作、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个人来说，人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模式、生活模式、交流渠道等方面都在自然而然地改变着；就群体来说，人们的社会观念、出行方式等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重要的调整；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时代永远在不断前进”这一基本事实。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无意识间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全面性的、相互交织的，它们涉及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艺术、娱乐、体育等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因而，这些无意识间产生的广阔改变自然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事实。

在前面的两节里，我们已经初步地讨论了现代社会中的进步机制，但是，尽管现代社会有着较高的前进速度，大部分人其实并没有感觉到普遍的不适、慌乱、心理焦虑与思想困惑，多数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仍然是非常稳定的，其中的原因自然在于传统的深厚影响；即进步与传统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在分析了进步的若干特征以后，下面我们自然需要探讨传统的若干内涵。

（三）传统的若干内涵与影响

传统自然是一个十分广大、深厚的领域，是一个很复杂的聚合体，也包含了许多不同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传统的范围、形式、组成、意义等诸多方面的认识都还是不够充分的；在本部分我们只是试图从几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考量传统的若干价值，其中，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大概可以认为传统对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有着强烈、深远的意义。

首先，传统对个人的工作、生活乃至人生整体都有着非常宽广、深厚的意义。在上文中，我们曾描述了现代社会在各个领域的许多变化趋势，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来审视，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与200年以前相比，我们的人生其实仍然是大同小异的；总体而言，我们的很多工作、生活习惯仍然与前人大体类似，例如，在买菜做菜、穿衣打扮、感情生活、人际交往、工作办事、政治话题等很多人生的主要方面我们的处境与前人相比仍然是较为类似的。工作与生活无疑是每个个体人生的两个中心主题，而对生存在以往的社会中的人们自然也是如此；进一步而言，人生的大部分重要主题，如在外出行、管理工作、手艺训练、财务状况、亲属关系、休闲娱乐等，在以往的社会中也同样占有主导的地位。举例来说，当我们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或者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时，对其中的景色、心理、外貌、社会等各类描写和法律、政治、历史等思想观念，并不会感觉生疏突兀，而是会感觉仍很亲切生动，这自然是因为我们的人生与当时的人们相比仍是大同小异的；如果以一些更古老的事实为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当我们阅读时对其中的各种思想也不会感觉多么陌生稀奇；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传统与现代人生的关系是既直接而又全面、深刻的。关于传统对现代个人的内在价值，巴菲特曾说道：“传统长，智慧短。”富兰克林也曾写道：“家里有老人，是个好兆头。” [4] 这些富有智慧的生活感悟自然不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空洞观念，而是来自他们丰富、切实的人生体验。

其次，传统对社会层面的影响也是巨大而强烈的，关于这一较为显著的事实，下面，我们将分成几个方面来做一些简单的探讨。首先，虽然上文我们指出了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进步过程，但如果进一步仔细分析，我们即能发现，每个时代都是在以往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与以往的几十代社会相比，每个时代所能增添的只是一小部分内容。一方面，每个时代的人类社会确实在迅速进步，另一方面，以往时代的多方面的积累、创造也是极其丰富深厚的，这两个基本事实都很重要，也决定了传统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深厚的影响。以科学、技术为例，虽然每一代人都会创造出一些新技术，但是自1600年起，人类的科学探索活动其实已经进行了几十代，因而，这几十代人得到的科学突破的总和比每一代人的新创造要广阔、复杂得多，因而，每一代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都需要深刻钻研前人的学习、研究经验进而继续创新。其次，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来说，1850年的社会与2000年的社会在组织结构上恐怕是大同小异的，1850年的社会在政府部门、企业、大学与中学等教育机构、法律系统、医院等各种组织上与今天的社会大概大同小异，因而，也决定了当时社会的整体运转状态与今天的社会是较为类似的；因而，这些不同的社会组织也需要继承前几代人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架构、组织文化、办事规则、工作经验等，只有在这些前人思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正常地开展工作，这也决定了传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第三，就社会观念、习俗等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来说，传统的影响也是基础性的；以婚礼、假日等习俗为例，由于每个社会的习俗等都经历了几十代人的不断传承，因而，它们都很条理、成熟而稳重，同时，这些习俗也都有较为复杂的内容，因而，每代人都需要在接受前人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习俗是每个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正式的习俗，人类的群体生活会单调贫乏并且缺少足够的厚度。就思想观念来说亦是如此，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众多传统观念都是社会进行有序组织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在工作、生活、婚姻、亲属、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大量传统观念，一个社会的自我组织可能会出现不小的问题。总之，从上述三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巨大影响；对此，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曾说过一句适宜的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决定的。”[5] 

在上两段中，我们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剖析了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但是，传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自然远远超出功利主义的范围。整体而言，传统包涵了过去两千余年的所有思想、情感、行动等深层、浅层的经验，它包涵了几百代人在各自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活动、思考、创造、挣扎、奋斗与领悟，它也包涵了几百代的社会在社会管理、商业决策、政治谋略、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它是过往的所有时代的科技、艺术、思想、法律、想象力、创造力等复杂经验的总和；因而，它的范围自然是极其浩瀚深刻、复杂精细的，面对着这样极度浩瀚细致的经验，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就个人层面来说，由于过往的人们也都需要在各自艰难的生活道路上创造性地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因而，传统是大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晶，在传统的深处既有一些欣喜明朗的场景，许多隐秘而生气勃勃的希望，也有很多困境中心灵的紧张焦灼，这些经验不仅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迪，单单体会这些活生生的经验本身就会让我们产生复杂、深微的情感。对社会来说，每个社会都经历过繁荣兴盛与衰败萧条的不同阶段，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措施亦或微观层面的细微调整，都会带给我们无穷的启迪；同时，这些经验带给我们的自然不止是启迪，还有广阔得多的思想与情感。对艺术来说，传统不仅包涵着富有启发的创作经验，即使只是单纯地欣赏一些过往的艺术杰作（如达·芬奇、伦勃朗的油画，巴赫、贝多芬等人的古典音乐）也会让我们产生多种多样的复杂情感。对科学、技术来说，以往时代的一些熠熠生辉的数学定理、物理理论本身就让我们回味无穷、崇敬不已。总之，传统包涵了过往两千余年人类在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教育、思想、艺术、娱乐、体育、法律、社会、医学等所有领域的所有经验，这些经验带给我们的又怎么会只是思想启迪呢？它们还会带给我们多得多的感受：欣赏、仰慕、惋惜、同情、激励、愤慨、喜悦、感伤……总之，我们能在其中找到人类的所有思想与情感。粗略地说，传统所包涵的经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系统的事实与零零碎碎的经验，这两类事实自然都是数目巨大的。总结而言，传统包涵的绝不仅仅是对个人和社会有所启迪的思想、行为与经验，它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也深刻得多；只有持有这种超越功利层面的宽广观点，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传统的一些基本内涵。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的广阔内涵，我们也能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自然存在着许多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如软件、生物工程、生物制药、机器人、大型机械等；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同时存在着很多的传统产业，如超市、建筑、服装业、家具企业、制鞋企业、制酒企业等。其中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如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与古代社会相比其实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即使再过三百年，个人恐怕还会存在这些多方面的基本需求；由于这些基本需求种类很多，并且因人而异，因而传统产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内容很广的组成部分。考虑到这一基本事实，过度重视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不明智、不合理的；与此同时，这些传统产业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展做出相应地调整，也都需要一些现代的经营理念，譬如，与古代的制酒企业相比，现代制酒企业自然采用了许多新的酿酒技术和营销手段，因而，各类传统产业其实也充满了丰富的活力。总之，商业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对商业来说，传统行业也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首先，人类的广泛需求既包含了新技术的一面，但同时也包含传统的一面；其次，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活形态、社会结构大体都保持着很稳定的基本面貌，其中传统这一基本部分在技术、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总结而言，传统产业对商业来说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进步与市场经济的若干局限

在第一、二部分，我们探讨了社会进步的种种表现，那么社会进步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呢？卢梭首先考虑了这一重要的问题，他分析了科学、艺术的繁荣可能导致的种种负面现象。首先，卢梭批评了由科学、艺术的发展引发的游手好闲现象，他写道：“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反过来又滋长闲逸，因此它们对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第一种损害，就是无可弥补的时间损失。” [6] 即他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会导致很多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次，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也会导致奢侈的广泛流行，对此，他说道：“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然而由文艺而产生的罪过却还要更坏得多。由于人们的闲暇与虚荣而产生的奢侈，就是其中的一种。奢侈是很少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 [7] 即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会导致社会的富裕与闲暇的增长，而社会富裕与闲暇增加则会引发奢侈之风的盛行。第三，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繁荣也会削弱人们的勇气，他论辩道：“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之风开始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而这些也还是科学和种种艺术在暗中起作用的结果。” [8] 即当生活日益舒适之时，人们面临困境、挑战之时的勇气会发生较大程度的降低。第四，卢梭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道德风气的败坏，其中的原因在于科学、艺术的评价标准是才能而不是道德，即：“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只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于聪明才智就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 [9] 因而，科学、艺术的发展导致人们日益不重视道德品质，而愈发关注聪明才智。总之，卢梭对科学、艺术的发展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究。

今天看来，卢梭的某些判断是较为偏颇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各个社会的丰富经验表明，科学、艺术的繁荣兴盛并没有导致人们普遍的游手好闲、奢侈、勇气的降低或者道德素质的下降，因而，卢梭的某些忧虑是有些言过其实的；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卢梭的某些论点，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论证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以他提到的游手好闲为例，科学、艺术的发展往往会导致人们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因而，他需要在工作、学习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因而，个人理应会变得更加勤奋，而不是游手好闲，这一事实恐怕才更加符合人们的普遍经验。总结而言，卢梭在18世纪时即开始关注社会进步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虽然他的一些论证与看法可能过于悲观了一些，与客观事实也不太相符，但是，他的这一整体思路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即我们也应关注科学、艺术的繁盛可能引发的一些负面效应。

在社会进步的整体过程中，市场经济无疑是主要动力之一，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市场经济为各个社会的繁荣进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市场经济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著名政治学家桑德尔较为系统地思考了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以他详细讨论的排队伦理与市场伦理之间的论争为例来对这一问题作些剖析。桑德尔首先指出了一个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现象：“在机场和游乐场、在国会走廊和医生的候诊室，‘先到先得’的排队伦理正在被‘花钱即得’的市场伦理所取代。”其中，支持上述市场伦理的个人的一个论点是：“只需要支付125美元而无须排队等候就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戏剧肯定会使我受益，否则我不会雇人替我去排队。排几个小时队挣得125美元也肯定会使替人排队者受益，否则他就不会接这份活。我们俩因为我们的交换而在结果上都获得了好处，因而我们的功利也都增加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然也存在着许多排队伦理的支持者，他们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对于那些掏不起125美元的人来说，倒票行为是不公正的。倒票把普通民众置于不利的境地，使他们更难得到门票。”“购买一种物品的意愿并不能证明谁最珍视这种物品。这是因为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顾客购买的意愿，也反映了顾客购买的能力。”桑德尔进一步指出了棒球比赛中存在的一个现象：“那些坐在棒球场昂贵席位上的人经常迟到、早退。”由此一事实，他得出了如下的判断：“在某些情形中，排队的意愿——为了得到剧院门票或棒球比赛门票——也许要比掏钱的意愿更能表明谁是真的想观看演出或球赛。”最后，通过上述的复杂讨论，桑德尔总结道：“赞同市场伦理优于排队伦理的功利主义观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有时候，市场确实把物品分配给了最珍视它们的人；而在另一些时候，排队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中，市场和排队，哪个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乃是个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通过抽象的经济推理就可以事先得到解决的问题。”[10] 总之，桑德尔对排队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分析是较为系统、深入而平衡的，在市场伦理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愈益增强的当代社会，正视这一机制的基本缺陷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显然，人类社会里的价值体系要比市场伦理广阔得多，如果只考虑市场和功利的指标，那么，我们的社会可能会丧失掉许多重要的价值理念与文化维度；总之，桑德尔对市场伦理的这一番讨论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多角度的思考。

（五）总论进步与传统间的相互关系

在前面的几个部分中，我们讨论了进步与传统这两种事物的基本内涵，那么进步与传统之间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呢？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并且很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任何人类社会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之一。

如我们所熟知，在20世纪的知识界里，对“进步”这一整体观念的深刻反思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主题。以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为例，他一生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性危机”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切关注。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反思现代性的观点；首先，关于古典时代的基本特征，他写道：“按照古典政治哲学的看法，最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然依赖于不可控制、难以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即在古典时代，人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对外在的自然秩序充满敬畏之情；而在现代阶段，这种基本的世界观被部分改变了：“人将自然传唤至自己的理性法庭面前；他‘拷问自然’（培根语），知是一种做，人类知性为自然界立法；人的权柄之大，无限超出前人所相信的；人不仅仅能够把糟糕的人类质料改造为良好的，或者掌握机运——一切真理与意义均出于人；它们并不伏于一个独立于人的能动性的宇宙秩序之中。”即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再畏惧外在的自然秩序，而是对自身的理性充满信心；同时，由于理性思考越来越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目的因也逐渐被消解，人类社会和个体的终极目的由于被理性的分析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不断侵蚀，因而被部分虚化。由于理性思维的兴起、对机运和外在秩序的轻视以及目的因的虚化等诸多问题的同步涌现，斯特劳斯认为现代社会内部出现了很深的系统性的危机，作为相应的对策，他认为：[11] 即他认为古典文化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主要手段；斯特劳斯在这里所表达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古典文化的重视自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而是20世纪的知识界内部所涌现出的群体潮流。如果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自19世纪末就开始在知识界内部显露浮现了；以尼采为例，在《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等重要著作中，他猛烈批判了现代社会中过度重视科技、过度重视知识、忽视艺术深度等基本的问题；海德格尔也可以部分程度上看作这一思想潮流中的代表人物，在《林中路》等著作中，他也对现代社会中的信仰虚化、过度物质主义等现象作了深刻、系统的反思。

而如果考虑到人类社会几百年来的发展与知识界内部的变化趋势这两个基本的事实，这一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的思想潮流的出现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合规律的一个总体结果。如我们所熟知，在17、18世纪时，知识界中出现了启蒙运动这一整体现象，在启蒙运动中，人们的口号是进步、理性、乐观主义、启蒙理念、批判精神等；此时知识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如康德、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持有的大体都是这一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基本世界观。然而，自20世纪开始，对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的反思开始在知识界中整体性地浮现，后现代主义这一庞大的思想派别也开始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仔细考察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背后的历史根源，那么我们会发现它的产生至少有三个基本原因：其一，在17、18世纪时，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等现代的社会制度在各个国家都还不够成熟，因而，当时的思想家们自然需要对它们进行积极地宣传；而19世纪时，民主、自由等现代制度已经有了初步的成熟；到20世纪之时，民主、自由等现代制度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已得到较好地实现，因而，知识界自然不再需要对它们进行过度的推崇；同时，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对理性、进步的过度尊崇，产生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副作用，因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此时开始自然地重视传统、古典思想、多元文化等基本事物。其二，17、18世纪时的科学、技术只是处于初始阶段，它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而19世纪时的科学、技术有了多方面的进展，它的发展也已初步的完善；至20世纪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已非常成熟、广阔，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此时，知识界自然也需要对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后果进行一些合理的反思。其三，知识界的整体视野也会经历一个不断扩展、深化的过程，随着近三、四百年来知识界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的视野自然会从西方现代文化的狭窄范围扩充到传统中的很多观念（如麦金泰尔等持有的社群主义观点）以及各种不同文明中的基本要素（如汤因比的例子）。总之，对进步主义的适当反思是一个很自然并且有益的现象。

    整体地讲，20世纪知识界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体现在多个方面，也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卷入其中。容易理解，不同的学者们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的视角是不太相同的：如福柯的思想针对的主要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和官僚体制对个人的控制；尼采抨击的是科学、知识的泛滥以及个人的平庸化（他的“超人”概念即是想超越平庸化的个人）；马尔库塞批判的是传媒、商业、技术的发达导致的个性、精神生活的缺失以及个体生活的单向度趋势；海德格尔的反思则较为全面，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他对现代建筑的脱离人性有一定的批评；总之，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能看出，知识界对现代性危机的抨击包含了多个思想派别，如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等，同时，他们所分析的问题也是多个方面的，涉及商业、社会组织、建筑、传媒、艺术等多个领域。总体来讲，他们的抨击一方面体现在物质层面，如由于市场经济的泛滥导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体现在精神层面，如由于知识、科学、商业化的蔓延所导致的精神空虚、个性平庸等问题。针对这些多方面的反思，一方面，我想他们的这些忧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这些抨击都存在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即与现实生活有部分的脱离；首先，就个人层面来说，这些思想家们其实并不是太了解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思想世界与感情世界，我想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工作、生活、感情生活等都还是较为丰富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工作也充满了很多乐趣；其次，就社会层面来说，纵观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社会的发展大体是平稳有序的，而且对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等问题人们也有普遍的警觉；总之，无论是个人层面亦或社会层面，20世纪的社会与18、19世纪相比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恶化（而且在很多方面其实有一定的提升与改善），因而，这些思想家的很多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脱离实际。当然，他们所讨论的这些广泛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的。

上面我们提到了很多思想家对进步主义、现代性的反思，但是，这并不代表社会进步本身就不再重要，事实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考察，进步仍然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进步所具有的基本价值，怀特海曾针对希腊社会做过一番讨论，他写道：“一连几代人的重复，新鲜性于是便渐次湮灭。学问和学究的口味代替了进取的热情，希腊文化为希腊化时代所代替，其中的天才被单调的重复行为窒息。我们可以想象，倘若没有蛮族的入侵，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新宗教的勃兴，地中海文明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样子——希腊的诸艺术形式会毫无生气地重复两千年；它的各哲学学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亚里士多德派会在乏味的公式上争论不休；历史会是因循惯例的历史，政府稳定，以习惯的虔诚尊崇往昔的仪式；文学则无深度；科学则依据从未经置疑的前提推导出的理论阐发细节；感觉精细，却没有健康的冒险。”怀特海的这番分析内容很丰富、深刻，而且是很合理的，即如果没有新思想的创造，希腊社会和地中海文明会逐渐丧失自身的活力，他就此总结道：“就连完善也受不了单调的、无休无止的重复。”[12]怀特海的这番讨论对现代社会来说也有着根本的意义，即如果我们只重视传统和过往的知识，没有新的科学发现和新技术，那么我们的社会会逐渐成为一种在技术、思想、艺术、制度等各方面都自我封闭的社会，会逐渐成为一个自我重复、缺乏生气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即使再怎么重视传统、古典思想又有何意义呢？类似地，伟大的数学家维纳也曾说过一句适宜的话：“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工业上的）发现，我们仍然依赖已有的东西，那我们便是在出卖我们的未来，出卖我们儿辈和孙辈的未来。”[13]总之，我们相信上文中一些思想家对现代性、进步主义的反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重视传统思想的话，那么这一思路也会过于狭窄了一些；我们难道不能保持一种广阔的视野，在尊重传统思想的同时又保持着强烈的进步精神呢？尼采曾经抨击了现代社会中忽视艺术、高雅文化这一事实，但我们的社会难道不能在保持技术上的蓬勃进步的同时又重视艺术的广阔价值？简言之，斯特劳斯、尼采等思想家的分析思路过于狭窄了一些。总结而言，通过本段的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各个方面的进步、创新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有着根本性的价值，一个缺乏创新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繁盛的社会；第二，在考虑进步与传统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广阔的视野，我们完全可以同时高度重视传统和进步，也完全可以将科学和艺术同时融入我们的社会体系。

关于进步的重要价值，哈耶克则给出了一些社会学层面的论证，他写道：“只有在一个总体上进步迅速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才能享受个人之成功。而在一个静止的社会里，上升者与下落者的数量差不多。为了使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能分享进步，进步就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即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不断进步的社会里，大部分人才能有较高的收入、较为舒适的生活、较为满意的人际关系等；而在一个静止社会里，有较为优裕的生活状态的人数会大为减少。在论证的过程中，哈耶克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如下阐述：“在静止的条件下，人们的状况是艰难的，在衰落的条件下则是悲惨的。进步的状态是令所有阶层的人士都欢欣鼓舞的状态，而静止让人感到乏味，衰落让人感到悲哀。” [14] 我想哈耶克和斯密所描述的基本现象与现实都是非常符合的，这也充分证明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

考虑到传统与进步两者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因而，它们总体间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很错综复杂的。首先，哈耶克曾有句名言：“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是传播新思想的人主宰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句话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们需要对“新思想”的范围有宽广的理解；容易理解的是，人类的各个领域都会产生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我们的社会中有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思想，有经济、商业领域的新思想，有政治领域的新思想，有思想、学术领域的新思想，有艺术、文化领域的新思想，有生活经验领域的新思想等等，总之，我们需要对新思想的范围、数量、形式、程度等持有宽广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较为了解，传统的范围也是广大深厚的，因而，传统中无疑也潜藏着大量富有价值的经验、思想、观念、情感，由于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也需要从传统中吸取大量的思想养分，譬如，杨振宁曾经描述了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风格：“我们发现费米有几分保守。喜欢独立思考。” [16] 费米的例子其实有着普遍的意义，在科学、技术领域，很多最具原创力的学者其实都有几分保守；例如，几乎所有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都对数学史、物理史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总之，在很多情形中，过度强调新思想，而忽视过往传统中的深厚经验也有不好的一面。总结而言，传统和进步之间是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脱离了传统的进步有时会是急进、冒失、肤浅的，而脱离了进步的传统有时则是闭塞、陈腐、缺少活力的。显然，我们需要在这两个广阔的领域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即我们的社会的确需要许多新思想，但也必须保有各个方面的大量老观念。

上文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层面中传统与进步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考虑个人的层面，关于传统与进步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意味深长的结论。如果仔细分析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三类信息：过往的很多生活经验，现在的生活处境中的很多事实，以及某些方面的新思想，这三类信息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首先，在生活、工作中，我们对前人遗留下来的很多经验、谚语等会非常信任，也非常想多了解一些这类经验；其次，由于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这些周边的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都非常复杂，因而，我们也需要了解现在的生活处境中的很多事实；最后，由于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因而，我们也需要创造性地解决许多问题，需要很多的新思想；总之，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体是这三类信息的交织、混合状态。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容易意识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这三个维度都需要投入足够的注意力；总之，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中的进步与传统间的相互关系是比较类似的。

（六）关于经济、科技等领域中的渐变与突变的问题

在此节中，我们想讨论一下进步中的渐变与突变这一基本的问题。首先，在经济领域里，渐变的广阔、深厚意义是我们所熟知的，与此同时，熊彼特则强调了突变在经济发展中的的内在价值，他曾写道：“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即很多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变化是突然产生的，它们具有间断、不连续的特征，因而不是以往的发展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结果，熊彼特对这一事实进一步解释道：“从体系内部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它这样来代替这种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从而获得一条铁路。” [17] 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类事实自然是容易被我们理解的，对此，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汽车的流水线式生产、青霉素的产生与药品的研发等，这些重要的变化都具有突变的特征，也较为剧烈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除了经济领域以外，科学、技术领域中也发生着许多突变现象，对此，库恩做出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分析道：“科学从未因累计始料未及的新奇现象而发展过——这种情形的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曾经认真地研究过史实的学者，必然会怀疑我们赋予科学的累积性发展的理想图式。”对此，他借用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X射线、能量守恒理论、牛顿力学等很多例子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他认为这些理论都建立起了全新的范式，将旧有的理论作了革命式的翻新；其后，他进一步总结道：“很难想象如果对自然界的信念没有破坏性的转变，新理论怎么能崛起并为大家所接受。” [18] 显然，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医学、电子工程、计算机等各个领域里都存在着库恩所讲到的范式转变这一基本现象。

对于库恩所提出的科学的范式转变，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所以产生恐怕与大科学家们的深厚的综合素质与杰出的开创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以狭义相对论为例，如所周知，爱因斯坦于1905年构建起了这个完整、系统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它的确是一个突变；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重大的理论产生之前，科学界其实已经孕育了多方面的条件：在爱因斯坦以前，洛伦兹已经发现了洛伦兹变换、长度缩短、质量变重等重要的基本效应，同时，也有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了光速的不变性；其后，爱因斯坦则将这个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推进，他推导出了质能公式和其他一些公式，并且提炼出了相对论的两条原理，构建起了一个完整、深入、协调一致的理论架构。从这个典型的例子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重要的科学发现其实大多都是由大科学家们所创造的（正如在狭义相对论的创立过程中，洛伦兹、爱因斯坦所发挥的基本作用），这自然与大科学家们的优秀的综合素养、杰出的创造能力有着很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在大科学家出现之前，人们往往只能做出一些模糊、零碎的发现，而难以得到一些确切、系统的深入结论。在这里，孟德尔发现基因的两个遗传定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基本的遗传定律的发现自然与孟德尔深厚的科学素养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体而言，大部分的重大科学突破，如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Galois的群论等恐怕都与大科学家们的卓越才能有直接而强烈的关联。再以数学中的实变函数的创立为例，由于这个理论有两个特征：广阔和深刻，一位普通的数学工作者自然没有能力创建这样一个复杂、深刻的理论，而Lebesgue则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和杰出的原创能力，因而，也只有这些大师才能创造出这样复杂、深入的理论体系。其实，科学、技术界的从业人员都较为了解，大部分重要的发现都是由少数的杰出科学家所作出的。

与此同时，库恩所指出的基本现象，即科学界常常出现一些基本“范式”的转变，其实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很多新创造通常都不是一两个孤立的结论，而是一个整体、系统的理论；如狭义相对论就不是一两个孤立的公式，而是一个系统、深入的理论体系；所以这些科学、技术突破自然会带给人们一种整体的感受。同时，由于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往往都是深厚的体系，有着很多复杂的细节，因而，它被人们所接受也常常需要一个过程，如Maxwell的理论自创立到被普遍接受花了大约30年的时间，狭义相对论自创立后到被普遍认可也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同时也证明了重大的科学创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科学家们的深厚学识和原创能力，因为大部分的普通学者即使理解一些新的思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总之，由于这些新的科学理论都是深厚的思想体系，其中有许多复杂的细节，因而，也决定了两个事实：第一，它们得到普遍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第二，它们都会带给人们一种整体的感受，即库恩所说的“范式”上的转变。

总之，通过上文的复杂分析，关于科学范式的革命这一现象，我们能得到两个基本的结论：其一，科学范式的重大突变仍然是以之前很多细小的渐变创新为基础的，只有在很多细小结论的丰富积累的基础上，新的科学范式的出现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并且产生深厚而自然的影响。其二，新的科学范式的产生所以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所以给人不连续性的整体感受，一方面与大科学家高超深厚的专业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杰出的科学家们的这些重大发现往往不是几个孤立的简单结论，而是一些崭新、深厚、系统的整体理论。

熊彼特和库恩所提到的在经济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里的突变现象其实是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因为它们都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突变背后的原因，即能了解到大部分的突变其实都与广泛的渐变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以大量的渐进变化为基础的；其中的基本逻辑是：大量的渐进变化为某些领域内的整体突变奠定了广泛、坚实的基础，并且由于整体的突变也会改变许多以往的事实，因而也会催生出一系列的全新的渐变，这些新的渐变会使得社会整体产生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关于社会进步的整体过程，我们认为，渐变和突变在各个领域内都是同步发生的，只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应以渐变为主，突变为辅，这样才能保持社会发展的协调、健康、稳定；总之，一方面，缺少广泛、坚实的渐变式的经验基础的突变常常导致很负面的后果，会危及社会整体在科学、技术、法律、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的稳定有序，因而，我们需要各个领域的很多渐变，而且不同领域内的很多渐变应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很多渐进变化不能催生出某些领域内的必要的整体突变，则社会的发展也会缺少强劲的原动力，毕竟社会发展需要的不仅是一些细小的、枝节性的科技、商业、艺术成果，它也需要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观念创新。总之，渐进主义的世界观其实有着很复杂的内涵，我们需要有多方面的健全理解，否则对它的认识就会流于肤浅化、模式化和简单化。

[1] 见《自由宪章》中的第二章《自由文明的创造力》，第3节，页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参见《经济发展理论》，第四章，页150、153，商务印书馆，1991年

[3] 见《为什么读经典》中的同名文章，页8，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

[4] 《穷理查年鉴》，1744年一节

[5]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前言，格致出版社，2008年。

[6]参见《论科学与艺术》第二部分，页20-23，商务印书馆，1963年

[7]同上书，第二部分，页23-27

[8]同上书，第二部分，页27-30

[9]同上书，第二部分，页30-37

[10] 参见《金钱不能买什么》，第1章，“市场伦理与排队伦理”一节，中信出版社，2012年

[11] 斯特劳斯的该篇论文收录在他的很多文集中，我们参考的中文论文集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

[12] 参见《观念的冒险》，第十七章，第五节，页302、303，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参看维纳著《我是一个数学家》，“跋”，页30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14] 参见前引书《自由宪章》，第三章“进步的一般意义”，第2节，页68、69

[15] 见《匹克威克外传》，《作者序》，页VII

[16] 见《杨振宁文集》中收录的文章《费米教授》，页1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7] 见前引书《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章，第一节，页72

[18] 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九章，页88-9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