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797】生命不是历史的，而更像自然

#上海失踪4岁女童母亲发声#
在该谈责任的时候别谈感情。这个孩子的失踪以及可能的遇难就是纯粹的监护人责任。
1.出事的海边滩涂是一片野滩涂，并非开发好的，有安全救护人员的滨海公园或是商业沙滩。野滩涂的意思是，安全危险没人排查，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天晚一点就没有灯，人流相对杂乱，海里也没有防护网。
别说四岁的孩子，就是十四岁独自在这样的野滩涂上玩，都很难保障安全。
2.对四岁的孩子来讲，十多分钟非常长。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不止十多分钟。
陆续有现场网友从照片中找到了小孩的踪迹。从17:40开始孩子就独自一个人，一直到18:01分，孩子离人群越来越远，离海浪越来越近。
警方的通报中说，孩子在原地等了十来分钟，然后走向水边，在水边摔倒后消失在水中。如果结合网友们拍的照片来看，孩子从走向水边到倒在海浪中也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结合起来看，从孩子独处到出事的时间可能超过半小时。对一个只有四岁，被扔在陌生滩涂上的小朋友来说，这个时间太长了。
3.当天18:40孩子父母才报警。第二天晚上孩子父亲才在监控中指认出准确的跟孩子分开的准确方位。
这也就是说，这位父亲把孩子独自丢在滩涂上离开的时候，压根没记位置。那他在报警之前的一个多小时里，是怎么找孩子的？
或者说，他离开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想着回来找孩子？
4.在关注儿童福利权益的国家和地区，这对父母需要接受调查甚至指控。

彭博报道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表示，拉里·萨默斯和经济学的很多伟人，已经忽视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使命。改善人们的生活。
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苏格兰，曾是一名煤矿工人的儿子，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登上了经济学界的顶峰，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此后他与妻子及合著者安妮·凯斯一起，因发现了近几十年来困扰美国的中年 "绝望之死 "而备受赞誉。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教授，刚刚出版了《美国的经济学》（Economics in America）的新书，人们本来预期这将是对经济学的赞美，但是实际上，这本书是迪顿对自己和经济学的反思，其中包括对经济学专业及一些最著名人物的抨击。
他认为，经济学家及对市场和效率的过度关注，以及他们对理论教条的迷恋（即使在理论被推翻之后），给数百万人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不利影响。这本书将于10月3日出版，但是已经引发了一场争论，他将与至少另一位知名同行展开对决。
现年 77 岁的迪顿在谈话中言辞犀利。不过，他也很有礼貌。在接受采访时，他会告诉你，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仍然是他的朋友，他仍然认为萨默斯拥有卓越的经济头脑。只是迪顿认为，萨默斯和一小撮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鲁莽地帮助放松了对投机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限制，从而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在 "经济失败是经济学的失败吗？"一章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一批评。迪顿称这引发了他与萨默斯关于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的一场 "重要辩论"，而这场辩论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最优秀、最聪明的，我们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因此，他的观点与我过去的观点并无不同，"迪顿这样评价萨默斯。
然后迪顿说，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己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萨默斯则说，迪顿对他在造成当代两次重大经济危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指责，是 "左翼的断言，而不是严肃的分析"，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他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没有人会对我们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过去或现在感到满意，但以所有限制都是好是坏来框定这个问题，不适合迪顿这样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提出来。"
迪顿主要抱怨的并不是萨默斯，而是经济学界已经沉醉于市场和金钱，忘记了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其他通过哲学和其他领域而非商业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人，在经济学诞生之初提出的主要使命。迪顿在书中写道："这门学科已经脱离了本应有的基础，即对人类福祉的研究。"
在迪顿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阶级因酗酒、阿片类药物过量和自杀而死亡，更能说明经济学出了问题。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热衷，强调商品、资本和工作岗位的自由流动。
迪顿说："你不能只考虑贸易政策和金钱，人们的心灵、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教堂和他们的生活都岌岌可危"
同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凯斯和迪顿，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首次记录了这种社会瘟疫，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凯斯提出了 "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一词，这也成为他们 2020 年出版的相关书籍的书名。
他们的研究成果浮出水面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正在美国蓝领阶层中获得支持，这意味着 "绝望之死 "很快和被遗忘的边缘人群等概念，很快就用来解释特朗普的崛起。
这些死亡也是迪顿对美国的 "胜利主义 "过敏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经济从 2020 年的大流行性衰退中迅速复苏，这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未来意味的，将是一种错位的 "胜利主义"。
在他看来，美国的快速复苏是经济失控的又一证据。迪顿说，学者们 "最近都在写美国如何取得胜利。美国在增长。欧洲却停滞不前……然而，你知道，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人们正在自杀。欧洲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
在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凯斯和迪顿记录了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口之间的预期寿命鸿沟，这种鸿沟随着大流行病的出现而不断扩大。1992 年，大学毕业生比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多活 2.6 年。到 2019 年，这一差距扩大了一倍多，达到 6.3 岁。到 2021 年，这一差距将达到 8.5 年。
迪顿确实看到了美国经济格局的一些变化，这让他有理由感到乐观。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美国劳工运动的重生令他感到鼓舞。他说，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汽车工人罢工是一件好事，这表明美国许多地区都在为急需的更好的工作和薪酬而斗争，同时也表明工会领导层有意恢复其宗旨。
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投资的激增，这可能最终有助于扭转他和凯斯所记录的可怕趋势。
"但这需要很长时间，"迪顿说。
他还坦言自己没有答案，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经济学家开出的简单解决方案往往弊大于利。
迪顿认为，补偿措施，比如为那些因工厂向海外转移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的补偿，从来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只是，"虔诚地说一些让人感觉好一些的话"。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被称为 "可信性革命 "的浪潮，人们开始关注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些研究带来了大量新数据，理应有助于找到解决方案。但迪顿认为，这导致经济学界从思考重大问题转向关注容易量化的问题，尽管研究可能产生了可靠和准确的数据或结论，但这些结论可能并不关注或解答人们真正关心或认为重要的问题。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学或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更有意义或更有影响的主题转向了更容易测量或量化的主题，即使这些主题可能并不是最为关键或有意义的。
他在书中写道，如今的重大问题应该集中在如何防患于未然。在迪顿看来，这意味着要考虑一些被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想法，比如控制移民或利用关税来帮助保留工作岗位，或者重新配置衡量人类成功的标准。
目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也无济于事。迪顿认为，无论是最低工资、贫困数据、医疗保健、应对危机的财政刺激措施的必要性，还是其他问题，政治双方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党派战士。
他在新书中写道："经济学就像达尔文进化论，人们的信仰可以很好地预测其政治意识形态。"
但在迪顿看来，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两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用金钱来衡量人类福祉的。这就忽略了所有其他重要的东西，从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信心和意义，到在民主社会中生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区中的尊严。
迪顿总结道，为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经济学家们 "需要放弃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唯一标准"。

丘成桐的观点：我们从小的教学太多"技巧"和变着花样的练习，却忽略了数学的"大道"。
举3个例子：
1. 方程，严格说方程之前非"数学"，只是"算术"，未知数和等号，小朋友能不能理解？很早就可以，学完加减乘除就可以理解，所有小高的应用题都是白做的，方程全秒杀，你以为在锻炼小朋友逻辑推理，其实在耽误他们养成方程思维（据我观察国内大学生甚至包括985普遍缺失）。
2. 几何，平面几何很重要，但国内教育过多关注在几何技巧，全是辅助线和五花八门的定理。读过大学数学的回头一看，会发现根本在一个孤立的小树林里兜圈子，没有多少后续价值。正确的打开方式：一路向前，走过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复数（未来还有向量和矩阵），你会发现平面几何几乎不用任何辅助线和定理，都被代数化和方程化（没错，还是"方程"）。这就是自笛卡以将400年里数学家研究几何的"康庄大道"。
3. 高中物理主要是力学和运动学。高中物理之所以支离破碎，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物理学被创造出来的基本逻辑：牛爵爷创造了微积分，并用微积分为整个力学运动学建模。没有微积分，学什么物理？全是零散的所谓"知识点"，记一堆"物理"概念，最后大学推倒重来，发现全都是数学"方程"里的自然呈现。所以更恰当的教学应该是把高中力学和初等微积分合并成一门课一起教，"位置，速度，加速度"和"导数，积分"等（本来就是一体的）概念自然融会贯通。

今天听了一期关于女性主义的播客，觉得很有启发。在我们这个社会，无论男女，可能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被剥夺感与不公感。这种情绪有其现实的经验基础，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人们在寻找被剥夺与不公的根源时，明显就是找错了对象，出现所谓的归因谬误：一些男性认为是争取权利的女性导致了自己的被剥夺，一些女性则认为自身的处境完全是男性造成的，由此引发撕裂与互斗。
可以说，几乎每次讨论相关的话题，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使得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被进一步的污名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怎么愿意在公共领域谈及这个话题，因为最后的局面往往就是互撕，而这样的互撕其实根本无助于改善两性各自的处境，反而忽略了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让作为问题症结的第三方得以安然无恙。
只要认真想想，就会意识到这种被剥夺与不公主要不是来自于异性，而是来自于制度层面对利益与风险分配的不公平。就拿生育问题来说，谁都知道生育与孩子抚养有巨大的成本，如果这个成本完全由家庭来承担，最后就会主要落在女性身上，女性当然会觉得极不公平，因为孩子并不是她一个人的。但同样地，孩子也并不完全属于作为父亲的男性。
理由很简单，养育孩子除了个人与家庭自身的考虑，同时也是在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劳动力。既然如此，生育与抚养的成本就理应在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国家不能只是口头上提倡生三胎，却不愿意承担任何成本，而是借助自身的强势地位，将生育与抚养成本完全转嫁给用人单位与家庭。试想如果国家可以这么做，相对个人处于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自然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将相应成本推给家庭。家庭中强势的一方（通常是男性），再依这个逻辑，将生育与抚养成本主要推给相对弱势的女性来承担。
不难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家庭内部男女之间进行互博，而是有必要一致努力对外，要求国家与代表社会的用人单位合理分摊生育与抚养所带来的成本。所以，在生育问题上，国家首先应该拿出真金白银，包括给用人单位出台优惠政策，将鼓励生育的举措落到实处，接下来是用人单位的责任如何落实的问题，最后才涉及家庭内部如何分配余下成本的问题。先解决外患再解决内忧，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吧。资源是有限的，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分散用力于事无补；更何况，通过骂战也不可能改变他人的观点与立场。
除生育问题之外，很多表面看来是两性关系的问题，同样涉及国家与社会，后二者也是利害关系人。只有共同努力施加必要的压力，逼使国家与社会承担起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相关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这意味着，对于存在制度性不公的问题，两性合作一起抗争，才可能迎来互利共赢的局面，不然就是两败俱伤。两性之中不可能有最后的完胜者，其中一方要胜也是惨胜，势必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真正应该付出代价的利害关系人，反而得以置身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