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明日｜永恒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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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十月生日前一个礼拜，我从梵蒂冈寄出了一封不会有回音的信。那时我刚刚离家来到欧洲两个多月，中心组织一年级新生去罗马上课，还给报销一部分旅费。一年级除了周二每天都有课，我翘了周三的Ibsen’s Reception，周一下午上完我导的Advanced Academic Writing，就直接背着包坐火车去了奥斯陆机场。

从奥斯陆飞罗马要三个小时。北欧到南欧，从大衣到短袖，也就比本科时从南京飞回家多了一个小时。

飞机翻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正好赶上落日，我照着习惯坐在机翼靠窗的座位。那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看日落。圆形的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黑色的天空与黑色的大地之间夹着火一样的橘红色带，地面上看不到边际的地平线变成了弧形，黑色的天幕之被余火映出些许靛色。我在舷窗的角落看到一座被潟湖围住的城市，我猜那就是亚德里亚海和她手上捧着的明珠。对错自然很无所谓，欧洲那么小，接下来的几年总有旅游的时候。除非黑死病再次来袭。

如果那天晚上你也在罗马中央火车站附近散步，一定不会错过那个有些疯癫的中国人。他左手挂着半打比利时淡色艾尔啤酒，胸前一包肯德基外卖，油乎乎的右手从外卖纸袋里抓出一块炸鸡不停地往嘴里送，不时还从袋子里摸出一罐已经打开的啤酒仰脖来一大口。最诡异的是，他几乎每吃一口炸鸡都要狂笑到几乎喘不上气，然后用你听不懂的东方话冲着空气叫骂几声，接着继续吃，继续笑，声音大得几个街区的人都听得到。

罗马对我来说就是有这样的特殊意义。

我从小就对电视和画册上的哥特式教堂十分痴迷。初中时丹·布朗大热，我把能找到的所有丹布朗的小说全找到读了一遍。最早的那本《达芬奇密码》是借我一位表哥的，那本书到现在还在我房间的书架上。丹布朗那时出版的所有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天使与魔鬼》，就像朱生豪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哈姆雷特》，《天使与魔鬼》我也看了无数遍，对圣彼得大教堂、圣天使堡、西斯廷礼拜堂、万神殿和和塑造了它们的诸位大师贝尼尼、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如数家珍。那时我当然也读了儿童版《伊利亚特》《希腊神话》《侠盗罗平》《三个火枪手》各种儒勒凡尔纳甚至《李尔王》《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但对我阅读乃至审美趣味影响最深的还是这位畅销小说作家。顺着他的足迹我读了很多很多以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圣殿骑士为背景的通俗小说，甚至还找到了显克维奇通读了《十字军骑士》与《你往何处去》。那时候我仍然梦想做一位牛顿、欧拉那样最杰出的数学家，但他必须像丹布朗的主角兰登教授一样通晓符号学和欧洲文化。

而如今我终于来到欧洲学习研究欧洲文学。来到了这一切的中心。罗马。

我为了罗马生平第一次做了旅游计划。本科时和当时的女朋友第一次一起偷偷去厦门旅行也做了计划，但那是被迫的。我是个随性的人。我不会介意在巴黎迷路。在人生的路途上短暂迷路也没什么。但我无论如何不想错过罗马。

出门前一周我就做了一张表格，上面罗列了罗马城里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出门前三天我把一位b站历史up主的罗马介绍视频看了两遍听了三遍，又给表格上添加了不少地方，包括除了圣彼得大教堂以外的另外三座特级宗座圣殿和古罗马广场上的图拉真柱以及附近的墨索里尼阳台。当然也从名单上划掉了一些，我的旅行说是一周但其中两天需要在罗马大学和北欧中心上课，再除去到达和离开的一个晚上和一个下午，留给我自己自由活动的时间实际上只有三天。

第一站当然是梵蒂冈。

从酒店出来走到中央火车站的地铁站已经十点多了（就算是罗马也不能阻止我熬夜和睡懒觉）。我把visa卡插进自动售票机却毫无反应，显示屏上似乎也没有语言选项，或者只是因为我看不懂。后边排着队的小哥明显变得焦躁了起来，他走到我身边。Ciao。Ciao。这是我仅有的意大利语能力，昨天在便利店买转换插头和印度裔店主学的。我还会一句Ti amo，但显然不符合语境。

小哥在屏幕上戳了几下就走开了。走之前和我比划了几下，大意是这个机器坏了，逃票吧。逃票是我脑补的，听说意大利人都逃票。我在另一个售票机上买了票。

进入梵蒂冈的对于绕着城墙排队，我多掏了点钱买了快速通道。还好不是骗钱的黑手党。

梵蒂冈博物馆非常大。我走马观花地看了拉奥孔、拉斐尔房间、诸多罗马希腊神像、描绘暗杀凯撒的巨大壁画，最终来到了梵蒂冈博物馆室内游览线路的最后一站，西斯廷礼拜堂。

西斯廷礼拜堂曾经是教皇的私人礼拜堂，也是米开朗基罗的传世之作《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所在地。前者在礼拜堂的天顶，中心当然是《创造亚当》，《最后的审判》在神坛背后的墙壁上。米开朗基罗根据个人的喜好为《最后的审判》中的诸多形象定罪，在他的王国里艺术家是唯一的主，被他所讨厌的人在最后的审判中下了地狱。米开朗基罗的初版作品里人物们都是全裸的，但就像某任教皇阉割了梵蒂冈的大部分裸体大理石像一样，米开朗基罗死后不久教皇命令伏尔泰拉给人物裸露的生殖器添上了布料，后者因此还得了个雅号叫“穿短裤的人”。

就像整个天主教教廷乃至整个世界一样，西斯廷礼拜堂是神圣与卑劣、务实与虚无、存在与抹杀等等诸多价值天人交战之处。21世纪的教堂私人礼拜堂里占满了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几位黑衣墨镜挂耳麦的瑞士护卫队。每当那些来自世俗的声音过于喧闹的时候，这些沉默的黑衣人总是一致开口：肃静，肃静。

礼拜堂的入口挂了个禁止拍照的牌子。米开朗基罗属于全人类。我避开黑衣人。掏出手机镜头向上屏幕向下。给人类的始祖留念。当然米开朗基罗把亚当的肤色画错了，按照非洲发源论的说法亚当应该是个黑人，而来自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神祇，也显然不应该是个白人。我拍了不到五张照片。一个挺着大肚子穿着牛仔裤条纹衬衣貌似来自美国南部的中年秃顶白人，用手遮住了我的手机镜头。

他说这是个神圣之地不能拍照。我假装听不懂英语，默默走开了，隐没在人群中。

我又拍了几张照片。绷紧的条纹衬衣和下边隐约可见的肚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再一次盖住了我的手机。“你再拍我就把你交给他们把你赶出去。”他冲着黑衣人的方向说。我还是没理他，走到被围住的壁画前盯着那些被遮住的阴茎看。其实也没看。谁没有似的。我走出了在梦里期待了将近二十年的西斯廷礼拜堂，出口走廊上挂着一长串历任教皇在礼拜堂活动的照片。其中一张我印象深刻，一群红衣主教在米开朗基罗的杰作面前散漫列队，交头接耳的将死之人们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整个西斯廷礼拜堂空旷无比。没有挤得无处下脚的游客，没有喊着肃静的黑衣人。

这世上没有任何神圣之所。有的只是总要死去的人们。和总要灭亡但绝不会死去的权力。

我在刺杀凯撒的壁画对面的天主教官方摊贩那买了一卷巨大的《创世纪》天顶画的现代印刷品。

离开梵蒂冈之前又在邮局买了一张印着《雅典学院》的明信片。我不是会寄明信片的人。明信片上除了收件地址收件人我没有写一句话。除了“from vantican city”。我不知道这张明信片是否真的足以跨越欧亚大陆会送到她手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想让她收到一封来自我的没有声音的信。我只是知道她一定会喜欢这幅画。

也许不喜欢吧。

我回到家，抽出在737座椅下挤弯了角的天顶画。耶稣基督伫立在他国度的正中央，伸出右手宣告最后的的审判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