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宰相王安石

距今一千年前的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府治清河县(今江西省樟树市)一个书香门第。

小时候的王安石记忆力超群,所学诗文皆过目不忘,几近神童。跟随着做官的父亲到处宦游,接触各阶层人士,阅尽千帆,看遍世间疾苦。加上父亲对他后天的培养教育,天赋异禀的王安石便立下了“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高远志向。

父亲王益为官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一心想做出一番对社稷有贡献的事业,但只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就在王安石十九岁时,王益在江宁任上病逝。王安石在江宁为父守孝三年,这里的山山水水也在他脑海中扎根生长。这也为后来的王安石辞官至江宁,埋下了伏笔。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时少壮自负恃。在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在父亲的守丧期后,科举考试中以名列第四的成绩考中进士。后来,王安石位极宰相权倾一时,其家世被人总结出“一门八进士” (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哥王安仁、弟王安礼、王安国、堂弟王沆、儿子王雱和王安石本人均是进士出身)的光耀。

而此时的大宋,星河灿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曾巩、司马光等结伴而来,他们诗酒唱和,文采风流。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才华出众的王安石,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从此进入了他大展宏图却坎坷不平的官场。在淮南任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到浙江鄞县担任了知县。在鄞县,王安石动情的写下了“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四年里,他兴修水利、扩办学校,造福一方。

皇祐二年(1050年)夏,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偶登飞来峰。站在峰顶高耸入云的塔上,眺望山下,只见云雾环绕、缥缈迷蒙,他写下了壮怀之作《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他借登飞来峰,直抒胸臆,寄托壮怀,不仅反映了他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还承载了他日后变法的雄心壮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王安石扎根基层的这些年,所在之处政绩斐然,民众爱戴,名噪朝野,北宋政坛一颗星正在冉冉升起。

就在王安石在地方徘徊而没有入朝时,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唯才是举,先后向皇帝竭力推荐,但都被王安石以:“祖母年老,先臣(父亲王益)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京师难住。”委婉谢辞。

欧阳修不甘心,又以王安石必须以俸禄养家为由,欧阳修不断劝说,任命他为群牧司判官。由此可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是多么器重,多么推崇。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多年的地方官生涯,让王安石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对彼时国家治理和社会问题有着深刻认知和切肤之痛。随后,他向在位的宋仁宗上呈了一篇雷霆万钧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他尖锐地指出了国家积弱积贫、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局面、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等变法主张,并以历史上的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为例,警告仁宗应以这三个古代皇帝为鉴,企望引起仁宗皇帝的警觉。

但没想到,曾废除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新政”的仁宗皇帝,既没有追究王安石大不敬之罪,也没有采纳王安石的建议。这部洋洋洒洒诚挚无比的万言书,充分展现了王安石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说理才华,气畅神通、理据饱满详尽,却成了后来“熙宁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毕竟,此时的仁宗皇帝没有宋太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宋徽宗的多才多艺,却是宋朝十八帝中一位以“仁”著称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对臣民仁慈厚爱,使百姓休养生息,知人善用,名臣辈出,群星灿烂,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誉为“仁宗盛治”。

就在王安石回江宁为母亲守孝时,宋仁宗驾崩,继位的英宗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王安石对此无比失望,就一直在江宁丁母忧。在江宁,王安石著书立说、开馆授徒,著名的“荆公王学”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和初步形成。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19岁的太子赵顼登基,成为大宋王朝的新主人,是为宋神宗。从嘉祐八年到治平四年,大宋王朝历经一段皇位频繁更替、政治动荡的时期,朝堂上还爆发了因“濮仪”而引发的党争。

当时的大宋王朝,面对官僚机构臃肿、财政亏空、北部边境经常遭到辽和西夏不断的骚扰、百姓赋税徭役的加重等内忧外患。看似繁荣的大宋,其实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年轻的宋神宗怀揣着富国强兵的抱负,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急需一位治世能臣为他出谋划策。环顾朝野,性格强毅、忠勇兼备的“拗相公”——王安石,自然成了走向改革历史舞台的那个人。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纸诏书,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再度到江宁,登江宁城楼,俯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六朝古都,不禁感慨万分,留下了千古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通过回顾六朝误国的历史教训,隐喻了他对北宋社会现实的不满,也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几个月后,神宗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曾引起在朝老臣的不满,但神宗力排众议。

历史给了王安石出彩的机会,王安石不负帝望,即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熙宁二年(1069年),当雄心壮志的少年君王遇到具有经天纬地之材的贤臣,宋神宗提升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在感叹神宗的知遇之情之时,眼里天地光明,万象更新。

针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认为要理天下之财,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干预、抑制大地主的兼并等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于是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等举措陆续推出。

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主导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的大幕就此开启。但他深知这是一条历险之路,是一条孤绝之路。但尽吾力,不问前程,矢志不渝,九死不悔。

憧憬着变法之后的崭新气象,王安石踌躇满志,在江宁家家户户喜迎新年时,王安石写下了《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新政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的推行。然而,备受尊敬的政治家韩琦、富弼、欧阳修和苏轼等纷纷站出来抨击新政。他们都曾是“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欧阳修还是长期以来赏识、引荐王安石的文坛领袖。

恍然间,王安石发现,那些在朝官员和交往甚密的师友,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不只和他感情极深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疏远他,且与他私交甚好的司马光三次写信,列举新法弊端,劝他放弃新政。

王安石为此写了赫赫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回顾了两人过往友情和如今的政见分歧,解释了自己坚持变法的原因,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和立场。

在一场和“天下流俗”的孤独战争中,王安石几近众叛亲离。在历史的吊诡中,他无意中也成就了朋友兼政治对手们的历史遗产,其中最杰出者当属司马光、苏轼。在被他驱逐的日子里,一个完成了史学巨作《资治通鉴》,一个则以个人的命运多舛成就了“诗家之大幸”。

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明知前路荆棘横生,却毅然无畏一个人战斗,誓将改革进行到底。正是在他的固执坚持下,一年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数倍,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初步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熙宁七年(1074年),大宋王朝久旱无雨,使大批饥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群臣纷纷将此与新政联系起来,以新政侵夺民利太甚,上天示警的“天变”为借口,上书神宗,又一次掀起了对新政的抨击。当两宫太后看到图文并茂的《流民图》后泪流满面,指责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乱天下,有愧于苍生。王安石顿时觉得四面楚歌,无奈之下,辞去宰相职务,知江宁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第二年,由于朝廷内部纷争,王安石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再次拜相。可能就是在回京路上,途经瓜洲渡,心情复杂的王安石在客船中,仰望夜空的圆月,写下了七绝名篇《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回到朝堂后,王安石发现君臣之间的默契大不如从前,他推荐主持新政的参知政事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反而还在背后搞起了很多小动作。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王安石,被那些激烈矛盾折磨的身心俱疲。王安石渴望归隐,再也不问世事。

屋漏偏遭连夜雨,不久,王安石长子王雱突然病故,新旧政敌的两面夹击,心力交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任职江宁府通判,处于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状态。江宁成就了王安石,王安石也成就了江宁。他见证着江宁的日升日落,草木荣枯,江宁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已至暮年,王安石虽然远离了朝堂,可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依然是大宋振兴。王安石用梅花吐露心声,即使自己陷入艰难苦痛之中,依然不改心中志向,一如梅花,凌寒独自开,坚持着自我。

王安石在江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孤独的,但在文学上又不是寂寞的,因为他有大堆朋友。提到王安石的朋友,不能不提到苏轼。在江宁,他等到了久违的苏轼。经历了宦海浮沉后,他们相见十分融洽,爬山涉水,谈佛论书,诗酒唱和,抵足谈心一个多月。临别之时,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王安石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掩起内心的澎湃的王安石,寄情钟山之间,潜心于佛经。天有不测风云,元丰八年(1085年),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年仅38岁的宋神宗忧郁而终。继位的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重用司马光等变法反对派,新法被全面废止(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变法的成果付之东流。

新法次第实施到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产生了一些弊端,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加强了国防力量,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减轻了百姓负担,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国库充裕,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元祐元年(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带着无尽的遗憾溘然长逝。

司马光曾在王安石去世后,抱病写信给朝廷主事的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朱熹曾感慨地说: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梁启超盛赞他“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王安石一生追求的是推行变法,实现富国强民的愿望,虽然现实给了他无情的打击,但王安石坚持变法的执着精神,却影响了一代代人的成长。历经一千年的风雨洗礼,他的风骨依旧——不畏严寒冷峻,不向权贵低头。

王安石肩负的使命是穷宇宙兴衰之理,祈人间万世之福。王安石兼有哲人的远见、文人的敏锐,更有一般士子少有的韧劲,他思接千载,融通古今,创荆公新学,有着以天下苍生、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博大情怀。

王安石以求学的积淀、生活的磨难、仕途的坎坷、变法的失败、时代的砥砺和历史的合力等诸多因素,终使他成为了盖世罕见的一代诗文大家。不但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更辉煌了整个中国文学的悠长岁月。

千百年来物换星移,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长河中,王安石以其高远的政治抱负、洁净的理想情怀、精湛的文学才华,为政治带来了一缕清风,为历史开辟了一片天地,为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流。在今天文化自信新时代,王安石就像一盏穿越历史的火炬,照耀着后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的征程。

作者:仓央容若,原名许志刚,甘肃古浪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文学院会员,校刊《晨曦》编委、业余画家。著有诗集《西北孤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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