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 先秦 卷三奠基者（5）：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君权天授，是忧患的产物。

想当年，有一个问题一定困扰过武王和周公：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御敌部队到了前线，就掉转枪头反过来攻打他自己。那么是什么导致纣王派出的部队临阵倒戈呢？

（不过这事有人质疑，因为“前徒倒戈”的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 (读如楚) 就是棒槌。纣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战争就不可能发生，怎么会血流成河，以至于棒槌都能漂起来?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不少学者把原因归纳为商的人殉和人牲，商太不把人当人，不管你是哪个阶层的都有被人祭的可能......

既然殷商垮台的原因是“不把人当人”，那么，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萌芽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

以人为本，是周制度和周文化的思想背景。

周人获得中华文明的代表权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人殉和人牲。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则清代还有。这就像废除死刑，要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但是周以后，人牲也好，人殉也罢，都不再具有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只会遭到主流社会和正人君子的抵制批评。

那么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是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以德治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的。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似乎从未出现过。

德，真能治国吗?

罗振玉先生指出，卜辞中的“德”，都可以借用为“失”，可见其本义是“得”。

也许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因此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有没有“心”，很重要。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表示道德之德的“德”字。“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在这件青铜器上。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