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沈从文及他的《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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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派小说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有意识地疏离政治，笔头瞄向了风俗醇美的乡村世界。

《边城》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由于不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价值取向，沈从文和他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并长期遇冷，这种情况直到著名华裔美籍作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首次为沈从文设列专章才得以改善，沈从文及其作品逐渐得到重视，重读沈从文，重读《边城》，对我们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作品内蕴是非常重要的。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提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里，已经能够较充分地体现出来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了。

这理想是什么呢？苏雪林这样评价：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沈从文如此推崇人性，不禁令我们费解，人性一定是好的吗？人性里的那些阴暗面，那些贪婪，那些欲望，那些暴戾，那些邪恶，难道也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东西吗？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他的代表作《边城》入手，看看他所推崇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性，看看他心目中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究竟是如何具体表现的。

《边城》构建的是一种诗意的理想化的世界，与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反抗专制、压迫人的传统道德习俗，追求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性不同，《边城》倡导的人性是一种自然原始的、没有经过文明洗礼的人类天性，他推崇这种人性，是希望人们能通过原始本能彰显生命力，沈从文反对现代文明，认为正是虚伪的现代文明让人们的生活变得疲惫而空虚，而《边城》正是他所构建的一个尚未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风俗淳朴，原汁原味的理想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真的是理想的吗？这个所谓的理想世界是完美无漏洞的吗？恐怕不然。习得知识道德、熟悉交往礼节、懂得生活规则，遵守社会交往秩序，是人性生成和发展的前提与标志，也是人性发展的途径与结果，特别是形成人的社会性的重要途径与结果。（刘永泰《人性的贫困与简陋——重读沈从文》）

刘永泰认为沈从文所构造的这个理想世界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刘永泰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批判了沈从文笔下那一个封闭落后的“理想世界”、“理想人性。”

我认为这个观点独辟蹊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出发，阐释了一个真正健全完整的社会人应该走过的发展路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每个人所处的立场不同，就沈从文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言，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社会陷入巨大的动荡不安之中，风云变幻的大环境，沈从文歌颂人性，把他的理想寄托在那一片湘西的山和水之中，正如李商隐的那一句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大都怀有这样的理想，归于纯朴，归于简单。

问题是，这个所谓的理想世界，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为了追求那种诗意的美感，为了刻画人性的美好，走向了极端，从而悖乎了人性，显得有一点虚伪和矫情。

关于这一点，著名外国学者，被称为国外研究沈从文的第一人，金介甫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沈从文其实并不理解苗民的社会生活，只是听到一些苗民讲的故事，很少写苗民的真实故事，只敢写苗民的神话小说。

所谓苗民，是尚未汉化的苗民，而不是山区为数众多只带有一点西南苗族风味的人，而沈从文笔下的苗民已经深受儒家城市文化的支配。

沈从文虽然认为农村的艰苦生活使乡下人身体健康，但作品中很少写农村的生活，只写水手和拉纤的农夫。从没写过饥饿主题，没有写20年代他亲眼见过的湘西大饥荒中的人。沈从文把乡下人写的理想化了，再劳累的工作，再丑陋的情境都被他描绘得像一幅画。

我认为金介甫的观点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边城》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沈从文自身的求学经历如此艰难，生存物质极其贫乏的湘西，人性的斗争和矛盾的尖锐应该会暴露得更为彻底、更为赤裸裸，他不可能没有目睹过黑暗，没有经历过欺凌和欺骗，但沈从文好像刻意避开了这一切，他着墨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身上，通过刻画她的单纯、与邻里关系的和谐来向我们展示一幅生动优美的画卷，但这幅画卷是沧桑的，带着许多看不清的隐痛和难以化解的孤独和悲凉。

所以我认为，人性的刻画并不是沈从文的重点，相反，他很清楚真正的人性是什么样子的，他比谁都清楚的知道那些无法扭转的扭曲的现实。

他真正想做到的，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桃源世界的刻画来实现自我与现实的和解，精神的桃源最终也能成为肉体的栖息地，尽管有那么多难言的寂寞，难言的无奈和孤独。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打着转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彼此隔离的。

大家都处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中，被命运的海浪裹挟着，充满迷茫和无知地听从着命运的安排，或许只有这样，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就不必陷入到彻底的虚无和绝望中去，用原始的方式原始地活着，不必思考一切难以解答的问题，逃离现实世界的多重苦闷。

在某一刻，沈从文也许就成为了他笔下的翠翠，遥望着那一方山水，对未知的一切充满彷徨和不安，又隐隐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期待，这是他的思索，这也是他给出的答案。

所以，沈从文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边城》世界的许多不合情理，许多违和的地方，那些人物看似都写活了，又仿佛只是提线木偶，在作者的牵引下不为任何理由地走向他们既定的结局，这或许就是沈从文刻意追求的效果，他在这种不够真实的世界里寻找着一份可能，寻找着一个答案，寻找这一份希望。

再来谈谈《边城》的结局，《边城》明明是作者描绘的一个区别于现代都市的富有理想色彩的世界，但却以这样悲伤的方式结尾，作者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结局呢？

边城的悲剧是通过一群至善的人和命运的捉弄来构造，茶峒小而静的格局，使得这些人在面临这些事时显得过于顺其自然，不够主动，最终细枝末节的积累造成误解与隔阂，从而悲剧降临。

对于老船夫而言，他经历过自己女儿婚姻的失败并且双亡的悲剧。因而在对待翠翠的婚姻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对傩送或是天保都多次试探，甚至在天保出事后对傩送仍不够坦白，使得傩送有些误解，也正是这种为孙女极其着想的善，成为了这件事一拖再拖的原因。

翠翠在小说通篇过程中对待自己的爱情都表达出一种懵懂的向往，但她对于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无法大胆确认，她的纯朴和善良使她在面对自己的爱情时显得过于小女儿家的姿态，没有努力的去追求过甚至每当祖父问起时都难以启齿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使得后来意外不断。

傩送在哥哥的死上显得过于偏执，他无法释怀甚至觉得哥哥的死与老船夫有莫大的关系。在天保死后，对于翠翠的追求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最终对于哥哥的死怀有愧疚对翠翠的追求似乎也没有有效的进展，出走便成为一种选择。

天保的死为这个悲剧奠定了基调，傩送与老船夫在一系列的接触后，有些误解出现。最终老船夫过世，傩送出走。

但作者并没有将结局一笔掐死，仍留下了美好的愿景，傩送仍有可能回来。《边城》里的悲剧没有落入“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俗套，而是选择写一个世外桃源里一群至纯至真的人逃不脱宿命的捉弄，这也正是它非常伟大的原因。

美和悲并不冲突，王国维说过：”美学的特征是壮美与崇高，它的审美价值是教化与解脱”。

结局的悲更给人心灵的震撼， 不落窠臼。边城最终的悲剧，更能揭示人物命运的神秘让读者体会爱的哀乐，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就是一种人生的形式。

很多人认为，《边城》因悲剧而美，也因悲剧而深刻，但这种悲伤中尚蕴藏着一种微弱的希望，这种悲伤无法因为人性的美而消解，这是人类永恒的、逃不开的命运。

沈从文也许是用这样的结局在逼问人何以为人，以及人存在的意义。当然，这背后还有不可忽略的哲学意蕴，真正洞悉生活与生存的荒谬本质后，洞悉命运的无常后，向死而生，以韧性的承受力，直面生活与生命困境，在美学上，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以悲为美”、“以忧郁为美”的审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