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漫谈之一——印章简史

      印章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著录的三枚类似铜玺的器物（图1）, 出土于安阳，是目前发现较早的“玺印”，形象接近青铜器图徽，初步断定为商代作品，但尚缺乏科学根据。如果印章起源按商代算起，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毋庸置疑，印章的产生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它是在商品交换日益频繁的情况下，需要有一种信用凭证，以保证货物安全转徙或存放而被创造出来的，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周礼·司市》中便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以及“货贿用玺节”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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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印章的使用日益广泛和频繁，印章也经历了由起初以实用为主到如今几乎完全艺术化的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自春秋后期，印章的使用已由经济方面推广到政治方面，成为权利的象征。我们习惯上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称之为战国古玺（图2–3)，古玺主要用于抑印封泥，以封缄文书和物品，后来还出现了器物记名印、金币专用、标准量器专用印以及专门佩带赏玩的吉语印、肖形印。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纷争不断，语言文字也纷繁芜杂，致使玺印种类也异常繁多，差别极大，我们通常把战国古玺分为齐、燕、晋、楚、秦五大体系。总体来说，战国古玺形状、大小均无定制，风格多样，或规整典雅、或粗犷豪放，展现出极高的创造力和艺术价值；秦汉时期，印章使用更加普遍和广泛，特别是汉代印章以其体制完备、数量巨大、形制丰富、制作精良、风格雍容端庄，成为印章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基本延续汉官印的体制与风格，敦厚平正。但由于后来小篆逐渐脱离实用功能，文字体系由隶书向楷书转化，加上纸、绢的普遍使用，封泥时代结束，汉印式微；隋唐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新时代，形成了监印制，官名印变为署印，不再由官员随身佩带，而是交给官署。此时的印章普遍较大，形制多样，线条柔媚圆劲，文字奇趣横生。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书画上开始出现鉴藏印、年号印等，此乃文人用印之滥觞；五代十国时期，官印延续隋唐时期风格，传世不多，但印章使用依然广泛，并出现了隶书、楷书官印，除了官印外，还有皇家收藏印、殉葬用印等；至宋元时期，官印制度基本承袭隋唐，只是字数开始变多，并出现了九叠文入印。宋元代时期，米芾、赵孟頫、吾丘衍、王冕等文人士大夫开始将鉴藏印、斋馆印、闲文印大量使用于书画之上，特别是元末的王冕还自己动手用花乳石（实为青田冻石）刻印，为文人治印大开方便之门。宋元文人这些积极的行为，使得大家开始关注印章的印文内容、艺术形式及个性风格，使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品。宋元时期成为印章史上的觉醒时期，从此也拉开了流派篆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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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印章大都以篆书入印，故又称篆刻。明清篆刻在继宋元开创文人治印先河之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成为篆刻史上另一座高峰。官印方面，明朝是汉族政权，相对来说，印匠们对篆书的研究还算深入，官印中的文字也还算严谨。因此，大多看上去端正工致，法相庄严；清代官印上承明制，但因为清代是满人政权，故印文既有纯满文入印，也有满汉文同时入印，但双文入印又有区别：乾隆以前入印满文多为满文楷书，到乾隆以后，满文书写则多仿制汉文篆体写法。从印章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发现，明清及之后的官印，其中可供篆刻艺术汲取的营养已微乎其微。万物兴歇皆自然，此消彼长，官印没落了，但文人们纯粹的篆刻艺术创作却真正繁荣起来。明代的文彭、何震继王冕之后，继续用青田石刻印，使文人治印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行为。在文、何以及他们弟子的推动下，印坛得以复兴，并逐渐步入正轨；后来的篆刻家如苏宣、程远、甘旸、归昌世等又在不断探索中完善了篆刻艺术的技巧与形式，使篆刻艺术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形成了“三桥派”、“雪渔派”、“泗水派”以及一批独立印人；至清代时，篆刻艺术迅速发展，印人对篆刻中的刀法、字法、章法等方面的探索趋于成熟，印学理论也得以大力发展，最终呈现出流派纷呈的局面，出现了歙派、浙派、皖派等流派，风格面貌各异，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等都是当时篆书、篆刻的集大成者；民国是清代篆刻走向巅峰之后的新时期，出现了赵石、赵时棡、齐白石、王褆，陈巨来、来楚生等一批篆刻名家，他们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特别是王禔、陈巨来及他们的弟子们，把工稳印推向了极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中衰期后，篆刻艺术蓬勃发展，百花齐放，参与篆刻的人不计其数。如今，全国成立了如终南印社、东湖印社、沧海印社等诸多印社，他们定期组织学习、展览活动，各大美术院校也都设有篆刻课程，社会上的篆刻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还有不计其数爱好篆刻的自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