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彭凯平：疫情对年轻一代的伤害，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学人简介：彭凯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心理学系教授。
病毒肆虐，人类顽强地与之共处，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隐匿的风险仿佛可以随时向人类袭来。
疫情往复，导致人们的个体活动、社会活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生而为人，为什么而活”、如何活出自己积极的意义人生？人们囤米囤菜，是不是也该囤一些精神能量？就相关话题，凤凰卫视吴小莉采访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
疫情中，如何提高心理韧性？
“创伤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带来成长的力量，重新关注家庭、亲情、健康。” “坚持做不太顺的事情，意志力会不断提升。”——彭凯平
吴小莉：疫情进入第三年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您都做了哪些研究？
彭凯平：大规模暂停社会活动造成了社会隔离，在一开始我们调查了社会心理的适应情况，做了两个大规模的调查，一个是2021年11月份在新华社帮助下，调查了三十多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心理问题的伤害上升很多，孩子们“四无”——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孩子们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对真实的人和事情没有兴趣；第三，社交无能力；最后，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我们下一代受到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青春三年时光在疫情中度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经历过的一个悲剧，焦虑、抑郁、情绪失控、自杀现象都在上升。
吴小莉：另外一个调查研究呢？
彭凯平：今年2、3、4月份、春节后，我们在几个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做了成人调查，因为疫情的不确定、大规模暂停社会活动和经济的冲击，大家的心情的确不愉快，我们叫“中产阶级不开心”。但是，反过来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变化，比如意义感加强，大家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活着、如何让自己活出积极的生命。总的来讲，社会情绪的低落比较普遍，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叫创伤后成长“PTGD”（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创伤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带来成长的力量，重新关注家庭、亲情、健康。
吴小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如何提议大家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
彭凯平：第一步，教大家如何在遇到打击挫折失落之后迅速恢复。我曾经提出“八正法”，深呼吸、 闻香、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倾诉、写作、运动等等，让我们从负面的体验中超越、超脱；第二步，要有一种坚守的能力。通过体育锻炼、自我挑战提高意志力，从小事开始训练自我控制能力。让自己坚持上课、让自己抬头挺胸、让自己坚持做不太顺的事情，意志力会不断提升。
吴小莉：所以您反对“躺平”吗？
彭凯平：“躺平”没有用，它违背人类进化选择出来的自然的应激机制。人类几千万年经常会遇到风险，老虎追我们，豹子吃我们，这时候人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这个亢奋状态延续时间太长就对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消化系统产生问题。怎么缓和这个亢奋状态呢？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解决。你躺在床上、躲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不出一天你的内分泌消化系统出问题，最后心理状态出问题，这样肯定不行。
如果“躺平”是一种哲学，“我不参与、不跟你们内卷，我超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样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上当”进入心理学，如何找到意义感？
“一个人适应自己的位置，同时在这个位置上不断成长，这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中庸之道。”——彭凯平
吴小莉：您提到说当时本来想学物理， 结果被安排到了心理学。
彭凯平：我本来报的北京大学物理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想成为一个地质物理学家研究地震，但没想到报到的时候让我去心理学系。我问老师心理学是干什么的，招生老师看了半天说“心理学和物理学都是理学，差不多。”结果发现“上当”了，这两个差远了。
当时学心理学的人很少。中国有二十几年时间，心理学被当作伪科学，1978年北京大学刚刚恢复成立心理学系，我成为了第一批学心理学的学生之一。
吴小莉：据说当时您听了周汝昌先生的一个“红学”讲座，受到了感召，才喜欢上了心理学。在大观园里，您看到了什么？
彭凯平：在1979年的冬天，周先生说《红楼梦》，他说中国文化有一个科学规律：“以九为一个轮回”，所以红楼梦每一个“九”是一个故事，然后九九归一，那红楼梦应该是九个故事，九九八十一回。
如此斩钉截铁，如此有规律，一下让我产生一个灵感，以前认为心理学太文科、太自由、太哲学、太没有规律可循，现在发现连《红楼梦》都有规律，那人类的心理活动一定有规律，所以我这个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孩子可以学好心理学。
吴小莉：你为你的生命找到了意义感。
彭凯平：就在这个时刻，我找到了意义感，就是我可以学好、应该学好心理学，在复杂人类的心理活动中，找到一些科学规律，这是我的一个励志。
这就是潘光旦先生说的“位育”，“位”就是定位，“育”就是成长，一个人适应自己的位置，同时在这个位置上不断成长，这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中庸之道。
中国心理学与国际水平差距在哪？
△与密歇根大学社科学院院长交流吴小莉：您出国学习心理学，发现中国有一段时间把心理学当伪科学，所以有滞后，中美之间心理学的发展到底差距有多远？
彭凯平：中国心理学在1952年被禁止，1978年恢复，将近二三十年的空白导致人才断层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和国外心理学的差距，我个人觉得是五到十年，体现在研究水平，也就是我们能否做出领先性的工作，现在研究水平的原创性有所欠缺。
吴小莉：在2008年回来以后，帮助清华大学复建了心理学系，为什么与此同时还在中国引进了积极心理学？
彭凯平：内在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特别快，但我意外发现人民幸福感没有提升；另外，一个外在原因是我当年在清华大学当系主任，正好接待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位访问教授克里斯托弗·彼得森，他来清华演讲积极心理学，我很诧异地说这是什么鬼东西，他说这是最近兴起的一个新思潮，当时几百万中国人都上过“哈佛幸福课”的网课，这说明中国人喜欢、也需要，所以我决定推广积极心理。我们第一次积极心理学大会就来了上千人，没想到一个边缘新兴学科有这么强烈的社会反应。
当时的心理学界很冷漠，我跟中国心理学会打报告，希望他们来支持，但是他们都不理睬，觉得这是心灵鸡汤。但这么热烈的社会反响反映了时代的需求之后，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觉得积极心理学能够对社会有用。
吴小莉：积极心理学有点像钟南山院士在做的“防未病”，这个病在发生之前就进行干预，使得它不发生。
彭凯平：不让你得病、不让你消极、不让你痛苦、不让你抑郁，它有很强烈的预防作用。
吴小莉：您会不会觉得当下推行这个事情有点超前、会有困难？
彭凯平：困难在于学界的敌视、门户之见，所以大部分的不理解、不支持、不信任不是来自于政府，不是来自于民间，是来自于同行，但在去年得到了改变。中国心理学会在去年接受了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这是心理学界的一个大事。
如何抵达幸福的极致状态？
什么是福流？
任何事情，一旦让你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你专注且沉浸其中，物我两忘，知行合一，始终被一种愉悦的力量所推动，去不断地为之奋斗、创造和探索。完成以后，你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喜悦、感动、激励、敬畏和升华，好像因此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体验就是幸福的极致状态——澎湃的福流！
吴小莉：您写了《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提到您在西藏的经验，感觉有点像禅宗里面扫个地，突然之间就悟道了。
彭凯平：对。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这个意义感就是灵机一动，它是禅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讲灵性是福流，是幸福感特别重要的要素。
吴小莉：一般人如何寻找他自己的福流？
彭凯平：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容易产生福流，同时也要稍微有些挑战。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违心的、机械化的事情，很难产生福流。再一个，你得用心体验，“吾心可鉴”就是自己要去感悟和体会，人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找到意义，在这种简单的生活中间发现快乐，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到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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