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统治下的东吴刑罚严酷,张昭、陆逊都觉得太重
在孙权的统治下,东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赋税和兵役像是永不干涸的井,老百姓被折腾得够呛。就连孙权身边的智囊团——张昭、顾雍、陆逊这些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跳出来劝说:“大哥,手下留情啊,这样下去百姓要翻天了。”孙权那边厢一边摆出一副为难的模样,一边解释道:“这年头,不拿出点儿狠的来,那些小人不知天高地厚,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说实在的,如果咱们只守着江东,兵役赋税其实可以宽松点。但光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多没出息啊,所以嘛,提前准备总是好的。”总而言之,他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百姓辛苦,但这都是迫不得已,诸位就别多嘴了。”这就是孙权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的霸道。
老百姓受不了这样的压迫,起义反抗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鄱阳的彭绮,带领数万人民打破县城;他失败后,彭旦又举旗反抗。庐陵的李桓、罗厉等人也是举起了反旗,搞了四年的游击战才被平定。除了这些大的反抗,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起义。
孙权为了防备所谓的“盗贼”,命令各地修建城池、高楼和深沟,赋税和兵役那是一点都不能少。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下令减轻百姓的负担,可能是希望留个好名声吧。但讽刺的是,他的继承人比他还要狠,百姓的苦日子远远没有到头。这就是当时吴国的真实写照,足以让后来的人深思。
当年,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的孙权,接过了孙家大旗。可他并不简单,面对着内外的重重困境,左手拉拢这些外来的士族大佬们,右手又和本地的顾雍、陆逊这些江东名门老字号打好了关系。怎么打的呢?用的是婚姻这张牌——把姐姐们嫁给了顾雍和陆逊,这下吴国的政权算是稳如老狗了。
外来的士族,因为他们漂泊的身份,没啥根基,所以孙权倒是敢于信任他们。但是,随着周瑜、鲁肃、吕蒙三位一线将领相继离世,孙权不得不依靠那些有背景有人脉的本地士族了。政权大权交给了丞相顾雍,军权则交给了陆逊。但是,孙权对任何人都不完全放心,用刑异常严厉,导致不少将领害怕罪责投降了魏国。他还搞出个三次犯重罪才处理的规定,想用这个来稳住人心,但显然没啥用。
孙权还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让边境的将领交出妻子做人质,一旦有人叛逃,连带人质一起处置。还养了一批特务,名叫校事、察战,专门监视大家,稍有风吹草动就加罪杀人。连他的太子孙登劝他都不听,大臣们更是害怕得不敢出声。到了晚年,孙权越来越偏执,杀人越来越多,吴国的统治集团就这样在相互猜忌中度日。
军队原本是国家的柱石,但在吴国,军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起初是战斗队伍,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从事生产的奴隶,甚至沦为私人的生产工具。他们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本色。孙权死后,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官员和将领们让士兵替他们做生意,长江上的商船川流不息,屯田不再重要,许多良田荒废。到了吴国的末年,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纷纷拉拢兵民为私人势力服务,剩下的老弱兵士被剥削得更厉害,以补那些被夺去的利益。这就是吴国末期,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孙权嘴上说着不想只守着江东,实际上却把江东当作了自己的金库和粮仓,为什么呢?原来,招兵买马在他眼里,不过是增加一批能干活的“生产工具”而已。想想看,这种做法多么别出心裁——兵多了,干活的人也就多了。
接着,让我们谈谈孙权派卫温等人带着大军去浮海寻找夷州和亶州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远水远山的去寻找新地呢?因为孙权听说那边住着许多家庭,如果能把他们掳回来,不就能一举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而扩大军队的规模吗?这种思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创新”。
然后是孙权对山越地区的频繁进攻。他之所以对这块地方情有独钟,是因为估计那里的越族人勇猛好战,足有四万之众,正好可以补充自己军队的空缺。等到越人没有办法,只得投降时,孙权就像分糖果一样,把他们一分为三,分给了诸葛恪、顾承和其他将领。这不仅解决了兵力问题,还能让他的将领们忙起来,不至于闲得生根。
为了维持这个以农民和掳掠来的人口组成的军队,孙权不得不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一个兵士因为偷了一百个钱,结果被拖到市场上去斩首示众。这种恐怖的惩罚,无疑是为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让他们知道反抗的下场。
总的来说,孙权这套操作,可以说是既实用又残忍,不仅让他能在江东坐稳,还暗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这样的统治,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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