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统治下的东吴刑罚严酷，张昭、陆逊都觉得太重

在孙权的统治下，东吴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赋税和兵役像是永不干涸的井，老百姓被折腾得够呛。就连孙权身边的智囊团——张昭、顾雍、陆逊这些人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跳出来劝说：“大哥，手下留情啊，这样下去百姓要翻天了。”孙权那边厢一边摆出一副为难的模样，一边解释道：“这年头，不拿出点儿狠的来，那些小人不知天高地厚，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说实在的，如果咱们只守着江东，兵役赋税其实可以宽松点。但光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多没出息啊，所以嘛，提前准备总是好的。”总而言之，他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百姓辛苦，但这都是迫不得已，诸位就别多嘴了。”这就是孙权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的霸道。

老百姓受不了这样的压迫，起义反抗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鄱阳的彭绮，带领数万人民打破县城；他失败后，彭旦又举旗反抗。庐陵的李桓、罗厉等人也是举起了反旗，搞了四年的游击战才被平定。除了这些大的反抗，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起义。

孙权为了防备所谓的“盗贼”，命令各地修建城池、高楼和深沟，赋税和兵役那是一点都不能少。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下令减轻百姓的负担，可能是希望留个好名声吧。但讽刺的是，他的继承人比他还要狠，百姓的苦日子远远没有到头。这就是当时吴国的真实写照，足以让后来的人深思。

当年，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的孙权，接过了孙家大旗。可他并不简单，面对着内外的重重困境，左手拉拢这些外来的士族大佬们，右手又和本地的顾雍、陆逊这些江东名门老字号打好了关系。怎么打的呢？用的是婚姻这张牌——把姐姐们嫁给了顾雍和陆逊，这下吴国的政权算是稳如老狗了。

外来的士族，因为他们漂泊的身份，没啥根基，所以孙权倒是敢于信任他们。但是，随着周瑜、鲁肃、吕蒙三位一线将领相继离世，孙权不得不依靠那些有背景有人脉的本地士族了。政权大权交给了丞相顾雍，军权则交给了陆逊。但是，孙权对任何人都不完全放心，用刑异常严厉，导致不少将领害怕罪责投降了魏国。他还搞出个三次犯重罪才处理的规定，想用这个来稳住人心，但显然没啥用。

孙权还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比如让边境的将领交出妻子做人质，一旦有人叛逃，连带人质一起处置。还养了一批特务，名叫校事、察战，专门监视大家，稍有风吹草动就加罪杀人。连他的太子孙登劝他都不听，大臣们更是害怕得不敢出声。到了晚年，孙权越来越偏执，杀人越来越多，吴国的统治集团就这样在相互猜忌中度日。

军队原本是国家的柱石，但在吴国，军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起初是战斗队伍，后来实际上变成了从事生产的奴隶，甚至沦为私人的生产工具。他们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本色。孙权死后，情况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官员和将领们让士兵替他们做生意，长江上的商船川流不息，屯田不再重要，许多良田荒废。到了吴国的末年，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纷纷拉拢兵民为私人势力服务，剩下的老弱兵士被剥削得更厉害，以补那些被夺去的利益。这就是吴国末期，一幕幕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孙权嘴上说着不想只守着江东，实际上却把江东当作了自己的金库和粮仓，为什么呢？原来，招兵买马在他眼里，不过是增加一批能干活的“生产工具”而已。想想看，这种做法多么别出心裁——兵多了，干活的人也就多了。

接着，让我们谈谈孙权派卫温等人带着大军去浮海寻找夷州和亶州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远水远山的去寻找新地呢？因为孙权听说那边住着许多家庭，如果能把他们掳回来，不就能一举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而扩大军队的规模吗？这种思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创新”。

然后是孙权对山越地区的频繁进攻。他之所以对这块地方情有独钟，是因为估计那里的越族人勇猛好战，足有四万之众，正好可以补充自己军队的空缺。等到越人没有办法，只得投降时，孙权就像分糖果一样，把他们一分为三，分给了诸葛恪、顾承和其他将领。这不仅解决了兵力问题，还能让他的将领们忙起来，不至于闲得生根。

为了维持这个以农民和掳掠来的人口组成的军队，孙权不得不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一个兵士因为偷了一百个钱，结果被拖到市场上去斩首示众。这种恐怖的惩罚，无疑是为了给其他人敲响警钟，让他们知道反抗的下场。

总的来说，孙权这套操作，可以说是既实用又残忍，不仅让他能在江东坐稳，还暗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这样的统治，也让他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