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写作的外婆，在83岁出版了她的第四本书

在厨房的灶台旁，杨本芬放了两张凳子。坐在矮凳上，把白纸放在更高的凳子上，有时候锅里还炖着汤，花甲之年的她就这样开始了写作。

2020年，八十岁的杨本芬，在提笔二十余年后，终于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秋园》，把她普普通通的母亲的一生原原本本讲出来。

之后的两年里，她又陆续出版了《浮木》与《我本芬芳》，继续书写普通女性的婚姻故事、讲述乡亲们的生活日常。这三本女性传记如实记下这些平凡如草芥的人们，诚挚地坦露着女性的勇气、反抗与救赎，被合称“看见女性三重奏”。

杨本芬前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读书，但始终落空。她喜欢听别人的故事，也喜欢给别人讲故事。开始写作后，只要一拿起笔，回忆和故事就涌了出来。

杨本芬

如今已经八十三岁的杨本芬依旧没有停笔，出版了第四本书《豆子芝麻茶》。在这本书里，杨本芬写了中国底层女性“过去的婚姻”，也记录了母亲和哥哥离去时“伤心的极限”。

下文《秦老太》是书中的第一篇，记述了杨本芬与一位捡破烂的老太太的偶遇，由此秦老太一生的故事逐渐清晰——

她大半生没有留过长发，一生都在“逃”，只有“捡破烂”一个爱好。她把纸箱当作自己的至爱，将它们搞得齐齐整整，专注捡拾垃圾时，任何人和事都打扰不了她。

在丈夫去世、孩子长大的老年，秦老太说：如今的生活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再没有人能伤害我了。

下文摘自杨本芬《豆子芝麻茶》，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秦老太

一

遛狗时认识了六十六岁拾荒的秦老太。秦老太一副邋遢模样，脸上沟壑纵横，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穿梭在小区，停留在各个垃圾箱旁翻着垃圾。

认识后，若碰到都会打招呼。早上说声：“好早啊！”若见到她塑料袋鼓鼓的便说：“今天捡了蛮多啊。”这样慢慢熟络起来。

每日遛狗老是和她相遇，她会自得地告诉我她的收获。一日，捡到一只鸡，她对我说：“你看这只鸡弄得几干净，看这小小的脚，还是只土鸡。”有时捡到的是一把泛黄的空心菜或芹菜，她说：“一年四季不买菜也吃不完，垃圾箱里多得是东西。”

我试探着问：“你老伴一个人在家？”

她手一挥：“痴呆了，只会坐着。”

我说：“你蛮辛苦，还要照顾老伴。”

她说不碍事，她晚上还要看书到很晚。我也喜欢看书，一下来了兴致，我说：“想不到你还喜欢看书，把你的书借给我看看好吗？看完就还给你。”

她说：“我明天按你门铃，你下来拿。”

第二天听到门铃响，一看是她，我喜出望外，连忙下楼去拿书。她拿出的书是一本脏兮兮的《故事会》和一本连环画，想来也是垃圾箱里拾来的。这让我大失所望，我说：“我不看小人书了。”

早晨站在阳台边，十有八九能看到秦老太在垃圾箱里扒拉东西。她把垃圾箱里一袋一袋的垃圾拿出来，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打开寻找她需要的什物。夏天，她剪着比许多男人还短的短发，总是穿着花里胡哨很短很短的套头汗衫，一弯腰就露出一截背，一条膝盖以上的花短裤，一双红色塑料拖鞋，两条弯弯的黑腿如划船一般在小区路上匆匆行走。

我从没看过有人和她打招呼或是聊天。她也许把我当成了唯一能跟她说话也愿意听她说话的人。

一日，遇见秦老太，她说：“走，去我工作室看看。”

“你还有工作室？”我大惊！

她的工作室原先是个车库，挺大的。靠墙码着她日积月累捡来的纸壳子，一捆一捆的纸壳子码得如墙壁一般整齐，当中空着的水泥地面扫得一尘不染，那便是她工作的地盘。

“你真了不起，纸壳子能让你码得这般整齐，得花多少气力。”我惊叹不已。

“这是我的至爱，我整天就是和它们打交道，当然得搞得齐齐整整。”

她指着屋子比画道：“原先这里搁了一张大床，这边有把睡椅，墙上挂个电视机，现在好了，这屋子归我一个人用了，够宽敞的。”

我说：“老伴睡楼上了？”

“没有，上月死了。死了好，把我害苦了。他得了那个癌症，阴囊肿得有西瓜大，流脓流血，有时大便搞在身上，我得用手一捧一捧弄掉，臭死人。”她伸出瘦骨嶙峋、青筋爆出的双手，“我只要我的小孩答应我一件事，我死了千万不要和老东西埋在一块。我再也不要和男的一起过日子了，哪个都不要。在阳世算脱了身，在阴间千万莫搞在一起。就让我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谁我都不麻烦。”

工作室看过了，她邀请我去她家里坐坐。家就在车库上方的一楼，没有装修，水泥地面拖洗得泛着青光。她说房子有六十多平方米，是老伴厂里分的，写的是老伴的名字。老伴病重时，儿子们虎视眈眈地盯着这房子。

她没和儿子们商量，把房子改到了自己名下。

家倒不似工作室那般整洁，两室一厅，客厅有一张沙发，上面胡乱堆着被子。沙发对面一个年代久远的柜子上，放了台一看也是年代久远的电视机。

跟着她穿过客厅到了阳台上，阳台不大，扫得一尘不染。前面没有房子挡着，太阳铺开在地面上，白得透明的阳光几乎能用手捧起来。阳台前方是一片空地，栽着柚子树和桂花树，树叶在一方云天之下簇簇拥拥。

树叶深处看不见的地方，传来鸟雀细碎的啁啾。

“别人都封闭阳台，我才不封，敞开着好晒太阳，补钙。”秦老太面色自得地说着。接下来的举动却把我惊呆了：当着我的面，她脱掉上衣，让整个上身裸露在阳光下，扁扁的两只乳房毫无精神地挂在胸前。

“我经常这样搓澡，真正的日光浴。”她双手搓着胸部，满脸笑意地说，搓得鲜红的胸部有极少的泥垢在皮肤上蠕动。

我担心地看看两边：“会有人看到你吗？”

“不会。”

“我泡杯龙井茶你喝。”她一边穿回上衣，一边起身。

“不要，真不要，我带了水。”我从包里拿出保温杯。

“我说，你的口音蛮好懂的，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我的话呀，南腔北调，让别人能听懂就行了。我今天情绪不好，找你聊天算找对人了。”

“你还情绪不好？你那么好的条件。”

“因为膝盖疼老折磨我，我总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老都老了，还意义呢。能活着就不错了。我觉得我现在活得好，很自由。如今的生活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再没有人伤害我了。如果伤害可以记载，从出生到现在，我的心早就千疮百孔了。”

我如梦初醒般看着她，才发现她不仅仅是个整天转悠在小区、翻看每个垃圾箱的老太。她说出的这番话让我刮目相看。

“我是个很高傲的人，没有朋友。别人不理我，我也不理别人，你是个例外，我把你当成初交的朋友。”

“那我很荣幸啊。”

话匣子这就打开了，下面便是秦老太对我讲的故事。

二

我老家是浙江嘉兴。父亲兄妹四个，父亲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爷爷有两个老婆，父亲是二房生的，大房没孩子。二房原先是爷爷的丫鬟，让我爷爷搞大了肚子，收为二房的。浙江人重男轻女，大姑二姑都没读多少书，父亲读了大学，毕业分到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教书。

他长得黑，但很帅，教音乐，很有女人缘。他的女同事和女学生，很多都喜欢他。

母亲原来是父亲的学生，和父亲结婚时，肚子里已有了我。因为怀孕和生我，母亲不能投考艺术学校，她这一生都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说是我害她误了前程，她不认我这个女儿。

她恨我，从我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恨。她出生在大户人家，还算是个大家闺秀呢，可是你不知道她对我的那种恶毒……可是并不是我要出生的，我是无辜的呀。

我出生没多久，母亲就把我送到她姐姐那儿，几年后才接回来。我没吃过她的奶，也从没感受过什么“母亲温暖的怀抱”。

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他们的婚姻早已不和谐了。母亲和父亲吵架打架，父亲也渐渐不让步，彼此的厌恶一天天积淀，随时都会爆发。

我懂事起就整天听到父母吵架。一吵了架，母亲就把气撒在我身上，我不惹她她都要打骂我。“你这个灾星，害了我一辈子。你这个害人精怎么不死，要害我到几时？！”这是她常常声嘶力竭冲我叫骂的话。

母亲吵闹，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放心父亲。父亲回家晩一点，她就吵，咄咄逼人，非要刨根问底他干什么去了。父亲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就是不告诉母亲。

一次吵架，母亲提着装有开水的热水瓶砸向父亲。那篾壳热水瓶嘭的一声掉在地上，亮亮的瓶胆碎片摊开一地。倒霉的还是我，要把这些玻璃打扫干净。幸亏是冬天，穿得厚，父亲没伤着。

他们吵架打架都无视我的存在，我已看惯了，也不害怕，看着他们打，如看斗鸡一般，好像他们打架根本不关我的事一样。

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

母亲长得还算好看，但没有工作，人又懒，觉得自己会画点画，很了不得。我八九岁起就要做所有的家务，还被嫌弃做得不够好。我要上学，好多家务事做不完，母亲就毒打我，掐我的脸和手，用脚踢我踹我。

一次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和她吵，问她自己怎么不做事。母亲说她在家里是最小的，从来不做事，十指不沾阳春水。“怎么样，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父亲气得不行，两人吵到要离婚。父亲说：“离就离，这日子没法过了。”那时离个婚不容易，要经过多次调解，“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就在这调解的过程中，父亲被划为右派。

这下婚也就顺利地离了，他们问我跟谁，我选择跟父亲。父亲被下放到安徽定远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十多岁的我和他一起到了乡下。

白天父亲出工，我上学。我成绩很好，喜欢看书，是个好学生。只是我很孤独，言语不通，远远地望着人群，却无法接近，嘴里就像含着个苦栗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更苦涩的是，爸爸脾气变得很坏。在外面对人点头哈腰，回到屋里关上门，他不是阴沉着脸，就是对我发一顿狂躁的怒火。我怕他。

我们住在两间废弃的屋子里，屋子里有一个陈旧的木楼梯，通向阁楼。阁楼屋顶有两片明瓦，有太阳的日子，便有两道宽宽的光柱穿过明瓦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扬，如同正下着毛毛细雨。

我经常躺在楼板上，躺在光的毛毛细雨里，双手枕着后脑勺想心事。我想自己长得漂亮。我想有个喜欢我的父亲，用慈爱的眼睛看着我。我想像别的女孩一样能牵着父亲的手，仰着头娇娇地看着父亲，絮叨着，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天天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明白，母亲怎么会一生下来就不要我？我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乡下面对一个暴戾的父亲？

楼梯十分陈旧，每踏上一步便发出吱呀一声。也许是我太寂寞，我喜欢这声音，它伴随我上上下下，如一个玩伴一样和我不离不弃。更何况上得楼来便有一种安全感，避免父亲无来由的打骂。

一次我又急急忙忙上楼去做我的白日梦，一不小心从楼梯上一头栽到楼下，不偏不倚，正倒栽在楼梯下的水缸里。幸亏缸里水不多，又有两片缸盖挡了一下，我很快爬了出来，毫发无损。

我换上干衣服，双手托着脸坐在楼梯上想：“要不要告诉爸爸呢？爸爸知道了肯定是对我一顿毒打。”

还没拿定主意，父亲就回来了，我的心几乎吓得要跳出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他。看着父亲去缸里舀水煮饭，我怯怯地走到他面前，又怯怯地对他说：“爸爸，这水不能煮饭，我刚才掉进水缸里了，这水很脏。”

父亲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一边说：“怎么没淹死你？怎么没淹死你？你这个讨债鬼！”这一阵撞击让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我强忍着，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哭。

那晚我没吃饭，拿着一把剪刀上了楼。我痛啊，气啊，气父亲下手太重，手一摸头就痛，还鼓起两个大包。我把气撒在头发上，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一阵乱绞，感觉没法抓住才放手。

从此以后，我一直没留过长头发，一辈子男不男女不女。

那年冬天出奇的冷，冷风细流般地往屋子里吹，绵长、锋利。我无法躲在楼上了，风无孔不入，我如同坐在一个冰窟里。我走到外面，看到一堆稻草。我太想烤火了，就返回屋里点了一支蜡烛，又抓了一小把稻草点燃，想把自己烤烤暖和。

万万没想到那火顺着风势，瞬间就把那堆稻草烧着了，真的太快了。我慌慌张张跑回家里，爬到楼上，吓得全身像筛糠一般。

那个寂静冬天的黄昏，我把队上的一小堆稻草烧得精光。

终于听到队干部上门来了，他们质问父亲为什么教唆孩子放火，批评他一个“右派”不老实改造，反而做着反对政府的坏事。父亲像个罪犯，低头站在那里，连连说着：“我没教育好孩子，对不起党，对不起政府，对不起领导，今后一定改，一定改。”

我也像个罪犯一样从楼上下来，低头站在队干部面前，解释自己实在太冷了，想烤烤火，其实只抓了一小把稻草，风太大，一下把那堆稻草烧燃了，不关父亲的事。

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

父亲突然飞起一脚，直朝我的后腰踹来。这一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一下趴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的尾骨断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床上，我就像一堆被霜打的野草一样，奄奄一息地趴在那里。

我痛得呼天喊地，茶饭不思，连厕所都上不了。几天下来，痛得不成人形。我想我要死了，这次死定了，死定了。我用头撞墙，想快点死。

慢慢地，我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痛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父亲这才请求队上准假，把我送到了二姑家。

是二姑救了我。去看医生时才发现，脓都流到脊椎骨里了。我天天吃药、打消炎针，半年里一直趴着睡，半年后才能慢慢站起来。你不相信吧？

三

“听着你讲的这些，我的心都在颤抖，怎么会不相信呢？”

她欠起身子，褪下裤腰，要我看她的尾骨。我又望望四周，她说：“放心，没人。”

她尾骨那里凹下去一个洞，呈青白色，还有两条皱纹，这凹下去的地方能放半个乒乓球。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身体，触目惊心。我很害怕地轻轻摸了摸那个洞，生怕弄痛它。当我抬起头来，眼睛居然被泪水蒙住了。

她若无其事地说：“你还伤心，我都不伤心了。”

“真不知你是怎样过过来的，那么小的年纪，遭受这样的苦痛。”

她手一挥，说：“也过过来了，还活着。”

“你再看我的脖子。”她把脖子凑过来让我看。她的脖子像是动过大手术，留下了一圈疤痕。

“脖子动过手术？”

“没有。”

秦老太继续讲她的故事。

四

我在二姑家住了半年。二姑有五个孩子，负担太重，一大家子人就够二姑和姑父对付了。我便写信要父亲接我回去。

回到父亲身边，我的尾骨和脊椎还没完全好，脖子上又生了好多疖子，围着脖子一个接一个。疖子到了一定时候会穿孔，里面流出像洗米水一般混浊的东西，又腥又臭。

那苍蝇啊围着我飞，我到哪里，它们就飞到哪里。我拿着一把烂蒲扇不停地拍打，赶走了又飞回来，赶走了又飞回来。这病有个俗称，叫老鼠打洞，是个人见人嫌的病。那时候我大概有点像济公。

我又回到二姑那里。二姑每天上山釆一把草药，用石头砸烂，敷在我脖子上，再用布包好。每天一次，不到两个月，脖子好了，洗净草药，留下了这些疤痕。

自从尾骨受伤后，脊椎也受了伤，书也没读了，更做不了重活，我就只在家帮父亲做饭洗衣，也没挨过打了。

我十六岁那年还没来月经。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隔三岔五地找父亲。这人长得精瘦，尖嘴猴腮，小眼睛贼溜溜地转。见到父亲，两人就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

一天，父亲忽然问我：“你多少岁了？”

我说：“满十六岁了。”

“十六岁在农村可以结婚生子了，我已替你找好了一户人家，过几天有人来接你。”

“我不结婚，你看我这个样子，人家还以为是个男的。我还小，不想结婚。背和尾骨还痛，到了别人家里不能不做事，要我走也得让我身体完全恢复好。”

爸爸烦躁地说：“这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人家日子都看好了，我不能出尔反尔。”

“我知道你想尽早摆脱我。爸爸，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疼惜？我是你的女儿啊，你要看着我往火坑里跳？”

“这怎么叫让你往火坑里跳？人家成分好又有劳力，比跟着个‘右派’父亲会好得多。我这是为你好。”

“不要讲得那么好听。你那一脚差点让我成了残废，难道你一点点都不内疚？现在身体还没好，你就要把我赶走。”

“我顶着个‘右派’帽子，不那样做能行吗？”

“至少能轻点。你是想踢死我，只是没如你愿，没踢到头，踢到头我也许就死了。”

“不要讲这些有的没的，不去也要去，去也要去。”

话讲得如此决绝，我和爸爸的情分也到此为止了。

过了几天，那个瘦老头子来了，他和父亲打过招呼，说：“可以走了吗？”父亲点点头，跟他说：“拜托了。”又转身对我说：“带着你的东西跟伯伯去，他是个好人，不会害你。”

跟着这人大概走了四十几里路，一路上我横竖不开口，没和他讲一句话。七弯八拐总算到屋了，一堂屋的人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我害怕得要命，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

瘦老头子叫我：“小秦，这就是我给你找的对象家，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要听话，手脚勤快些，好好做事。”

我茶都没喝一口，也没搞清哪个男子是我的对象，人群中就有个中年妇女对我喂了一声：“还站着，去做饭呀！”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一个男的——就是我对象，他倒起了怜悯之心——走过来，让我跟他去灶屋。

背后传来了他们的谈话声，只听一个女的说：“要得要得。”灶屋里堆满了红薯，锅碗瓢盆乱七八糟地堆在灶上案板上，我不知该干什么。

那男的拿了些红薯给我，说：“洗干净，煮熟。”又指着一碗饭说：“这碗饭是父母吃的，把它热热。以后每餐就煮这么多红薯。妈拿米给你，你就煮点饭，饭是父母吃的，没我们的份。菜在门前地里，自己去摘。”

我把这些听在心里。吃饭时，我才偷偷注意到，挨着我所谓的丈夫站着的，还有六个弟弟妹妹，各人手里擎着一碗红薯，就那样站着吃。一碗酸菜摆在桌上，是他父母的下饭莱。

红薯润肠通便，长时间吃红薯，饭碗一放，一伙人第一件事就是冲进茅坑去解决问题。这让我忍俊不禁。

太阳沉到山那边去了，天变成灰灰的一片，暗了下来。阴历的九月，天黑得早了，终于要上床了。

我跪倒在床上，像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哭啊哭啊。也不知道是哭自己还是哭他，心里一片空白，只是想哭。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哭居然有个人听。我想，有一个陌生人听我哭，也很知足。

最终我还是躺下了。他向我身上爬来，我步步退缩，退无可退了，他压上了我。我的背和尾椎一阵剧痛，痛得我一声惨叫。

这惨叫是本能发出的，撕心裂肺地痛啊！他吓得不轻，滚到一边，喘息着，连连说：“我没碰你啊！我没碰你啊！”

我同样喘息着说：“我是因为痛！”我们就像打了一大架，彼此打累了，需要片刻的歇息。

不知过了多久，我好不容易爬下床（我总觉得那木床特别高），点了灯，上床坐好，望着他。那张扁平的脸虽不讨我喜欢，但显然不至于恶毒，我要把我的苦楚和盘托出，求得他的谅解。

“我不知我父亲是怎样对你讲的，我的伤势很重，不知哪天才能好。请你把我退回去吧。”

他说：“家里弟妺多，穷，我二十九岁了才结到这个婚。这次媒人那里还花了不少钱，退是不会退的。”

一日三餐的红薯，我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一吃过饭就要冲向厕所。粪池很大很深，上面搁着几块板子，踩上去还会软一下。这一软总能把我吓得汗毛倒竖，想着要是断了，就要掉进那成坨的大便和成堆的蛆蛹中。那茅坑没有隔板，能彼此看到裸露的屁股。

有时碰到那人的父亲，我羞得掉头就跑。可那润肠通便的红薯由不得你，大便该出来就要出来，好几次我只好跑到附近山上去解决。

其实那男的对我还好。就是一年有半年吃红薯，还吃不饱，要这么吃一辈子，想想都怕。上厕所也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受不了。

我一直没放弃逃跑的念头，整天想着怎么逃跑。

十八岁那年，我生下了大女儿。女儿三个月大时，我带着她逃了。

那几天，我每天早早起来努力做事，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天早晨，我起来煮了一锅红薯，把装着几件衣服的布包挂在身上，又拿张黄裱纸包了几个熟红薯，就上路了。

三月的早晨依然很冷啊！寒风凛冽，像巴掌一样扇在脸上，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抱着女儿踽踽独行。后来天大亮了，我站在大路上，天又大又空，自己渺小薄脆，前路不晓得在哪里。

生怕他们来找，我加快脚步直奔火车站。我早就悄悄地攒了一点钱。父母对我不好，我早有脱离他们的想法，只想攒钱。

记得十三岁时，我们那里修铁路，铺铁路要很多石头，我就去打石头赚钱，赚来的钱交些给母亲，自己藏些。这些藏起来的钱，现在派上了用场。

几经周折，我回到嘉兴，找到了母亲住的家。我敲门，母亲来开门，一见是我，她飞快地关上了门，连家门都没让我进。

家是回不了了，我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走投无路，想着去镇上住下再想办法。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奶水多，被一家人请去当奶妈。我和女儿便有了栖身的地方。钱是随东家给的，给多少，我就收多少。

走投无路时，有人收留就很知足了。

做了一年奶妈，由镇上的人介绍，我嫁了第二任丈夫。他看上去有点斯文，做事慢慢悠悠，甚至憨态可掬。我觉得这样的人靠得住，浑浑噩噩就结了婚，还打了结婚证（第一个没打结婚证），决定和他过一辈子。

万万没想到他是个性亢奋，一个晚上要六七次，可以整晩趴在我身上不下来，持续作战，通宵不睡，弄得我那地方前所未有地痛啊！一上床心就像战鼓样擂得咚咚地响，我怕啊！我觉得他是个魔鬼。

我对他说：“你这是种病态，不正常，要去看医生。”

他态度生硬地说：“我有什么病，我身强力壮，不就是晚上和你多做了几次吗？这就觉得我有病？真好笑。”

我忍着，后来得了严重的妇科病，三天两头跑医院。医生用异样的眼神看我，以为我是个荡妇。我无地自容。我用了各种消炎药，还打了黄体酮。

结婚两年后，我怀孕了。我决定逃，不逃肯定会死在他手里。

我一生都在逃。

我攒了点钱，买张票坐火车到江西南昌去找二姨。小学时学过一首歌：“江西是个好地方，好呀么好地方，山清水秀好风光，庐山奇秀甲天下，景德镇瓷器美名扬……”印象极深，我想江西一定是个好地方。

二姨因家里成分不好，跟一个在嘉兴做木工的人跑到了南昌。在南昌，二姨没工作，又生了四个男孩，日子过得紧巴巴。我不忍心连累她，很快又嫁了人。

第三任丈夫是二姨邻居介绍的。当时我没任何要求，除了带着一个拖油瓶，肚里还有一个，别人能要我已经很不错了，何况他还有工作。

丈夫是个老实人，没结过婚。我把肚子里有孩子的事告诉他，他也不嫌弃我。他比我大十岁，对我嘘寒问暖，好菜都留给我吃。后来我生下儿子，他视如己出。我为他也生了个儿子。

可是好景不长，我三十一岁那年，丈夫忽然对我若即若离，总是躲着我。我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他有了相好。我偷偷观察他，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他那东西了，那东西的头子烂得像一个开花馒头。如今我一看到开花馒头就会想起那东西，我从来不吃开花馒头。

我带他上医院，医生一看就说，百分之百的阴茎癌，要动手术割掉。他舍不得，事情一拖再拖。

我百般劝他：“命重要还是那东西重要？割掉了，我不会丢下你，你放心。我会陪你一辈子，不管你活到多少岁。”

“割掉了你就要守活寡。你那么年轻，我对不起你。我专心吃药打针，也许会好。”

“我们再去看医生，一切都听医生的。我守空房守活寡都不要紧，只要有你在。”

再去看医生，还是要割掉。手术很成功。三十一岁我就开始守空房，当了个活寡妇。（她笑。）

我们像以往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谁知道癌细胞一直没离开过，居然隐藏在他身上十多年，十多年后又转移到别处。他的阴囊肿起来，如一个葫芦。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阴囊癌，要手术方能保住命。

他没反对，一切都听我的。手术后，曾经的茂密森林变成了一块光秃秃的平地，地上插了一根导尿管，好似平地上长出一根树苗，小便可以从那里排出来。

不知他哪根筋得罪了病魔，即使是这样的身体也觉得宽待了他。平静的生活没过上几年，他又中风痴呆了，卧床不起，基本不能言语。我照顾着他，有时间还去捡废品，这是我的爱好。有时回来，大便弄了一床，我用手一捧一捧捧掉。

我插嘴：“天呀，那有多恶心，你总会戴橡胶手套吧？”

她答：“不戴，我捡一天废品都买不起一双手套。她接着讲述。”

卧床三年后他走了，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生活，捡废品成了我的消遣。

五

有几天没见着秦老太了。从其他老太太那里听说，她拾一块纸板时碰到一个树桩，跌了一跤，不能起床了。

我去她家里看她。按响了防盗门的门铃，等了好一阵才听到她悠悠的声音：“不要急啊，我现在连开个门都不方便了。”

她原来虽然面目显老，但精气神十足。卧床几天，可不再那么劲抖抖了。但让我大惊的是瞥见了她衣服下面若隐若现的臀部。

“你没穿裤子？”

“嗯，我憋不住尿，这样方便。”

“你就不会去买点尿不湿用？你的退休工资够你用的啊，何必那么死省。”

“舍不得买尿不湿。”

“天马上要冷起来了，家里取暖的东西一样没有，你这样冬天怎么过？”

“我对电过敏。”

“鬼才相信。对电过敏，你又怎么能让电灯照，还用电饭煲、电冰箱？”

她先是不语，过一会儿又说：“来，坐，我讲几句话你听，书上看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她继续说：“我再念首诗你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后面两句呀，就是我的心态。”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拾破烂的老太太能懂得诗词。

“你真人不露相。好吧，随你去。你感到寂寞吗？每天怎样打发时间？”

“我不寂寞，早晨睡到几点就几点起来。吃过早饭，有太阳就坐在阳台上晒太阳。阴天或下雨，我就窝在沙发里看电视。吃过午饭又睡上一觉。吃了晩饭，看会儿电视，洗洗上床。

我对生活没太高要求，我快乐地活着，也尽量不麻烦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可惜现在不能出门捡废品了，我就这一个爱好，看样子连这个都要放弃了。腰腿不行，总不能坐个电动轮椅去捡废品吧。”

我起身回家时，她要送我，从椅子上艰难地站起来，步履蹒跚地陪我走到门边。所有动作都那么不容易，但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却依然笑着。我不得不佩服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坚决不麻烦儿女的选择，她依然没有被打倒。

过了些日子，秦老太又能出门了。我每天清晨去遛狗，依然总能碰上她。有了什么收获，她总会让我过目。

一日，她从垃圾袋里提出一块黑不溜秋的腊肉，送到我鼻子边，问：“香吧？足有两三斤，够我吃一个星期的了。”可是我看到的是一块如被烈火熏过的枯木似的东西，散发着焦煳气味。

随即她又拿出一个红色塑料网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你仔细看，没烂吧？”苹果显然放了很久，上面的皱纹如老人的嘴巴。我也只能说：“不错，这星期水果不用买了。”

看着她弯腰和伸腰的艰难，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别捡了吧，看你的身体大不如以前，要是再跌一跤就不得了了。”

“没办法，硬是闲不住，不到小区转转就觉得还有事没做。人总要做点事，我懒不起来。”

又过了些日子，她坐上轮椅了，还是到了这一步。

因为疫情，小区球场三五天就要做一次全民核酸。就近的铁门，她坐的电动轮椅过不去门槛，必须绕很大一圈走到另一处才进得了球场。

做核酸时遇上她，我有意和她一路走回去，讲讲话。

她的爱好未改，碰到有垃圾箱的地方，便拄着拐杖，艰难地下车，走到垃圾箱旁，低头弯腰去捡那些废弃的包装盒和矿泉水瓶子。每个纸盒子，她都熟练地撕下胶带，还原成一块纸板，这样就可以插在轮椅边上。这娴熟的手法让我好生佩服。

但我终是无法和她走在一起，她捡垃圾时的专注把我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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