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03天《法法 第十六》第19～21段

《管子》学习第103天《法法 第十六》第19～21段

原文阅读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矣。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字词注释

[1]公国：公正之国，即君主以公心治理的国家。一民：统一民心。听于世：即服从天下公意的意思。听，从。

[2]直进：以直道求进。

[3]私所爱：私自授予所喜爱的人。

[4]诬能：冒充有才能。诬，以无为有。意谓假冒、谎称、欺骗。干：求取。

[5]济：成就，成功。

[6]臣：自称。尹注曰：臣，管氏自称。《管子》书中仅此一例有自身称臣的字样。何如璋云：“《管子》全书无文内自称臣者。子政校书时有‘臣富参书四十一篇’，文殆富参所著，杂入《管》书者。”郭沫若云：文非管仲固无疑问，然非必即是富参所著耳。“臣”究为何人，尚难定论。度：思量，考虑。

[7]司空：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置，掌管工程。金文作“司工”。

[8]司徒：官名。金文多作“司土”。西周始置，春秋时沿置，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官司籍田，负责征发徒役。

[9]皋陶：舜之名臣。李：同“理”。官名，掌管审判治狱的官。本书《小匡》有请立宾胥无为“大司理”。

[10]田：即田正。官名，指主管农事的官员。

[11]精一德：精通一事。

[12]无以不受：没有给予而不接受的。以，与。下句“无以不从”之“以”，义同。两句都是说“诬能”之官，不自量力，即是“诬”的表现。

[13]三代之相授：尧舜禹的三代时期，人们是以公心来传授天下大权的。三代，尧、舜、禹的时代，传说为夏商周之前的美好时期。

[14]安得二天下而杀之：怎么还会有像两个天下那样的因夺权而相互杀戮呢？ 私心对待权力，即有彼我之分，这就是“二天下”的意思。二，另一个。杀，杀戮，因夺权而起。

[15]古今惑：意谓古往今来令人困惑的问题。

[16]此二者：指废与不废：王念孙则云：“此二者”三字，涉下文“此二者”而衍。

[17]伤国一也：指废兵与不废兵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

[18]资：享用，享有。

[19]制在一人：控制权在一人之手。

[20]民务积：使民众致力于积累。

[21]此所谓擅也：王念孙云：“此所谓擅也”，“谓”字后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则“擅”上不当有“谓”字。擅，专长，此处为可主动掌握之事的意思。

[22]动与静：变化与静止。此处指客观形势方面的或变或止，非主观可把握，所以需要防备。

[23]猛毅：指性格凶猛刚毅。如此性格易流于残酷暴虐。

[24]流：流弊。

[25]道正者：行正道的人。

[26]去亡：离国出走。

[27]情伪：真假，虚实。

[28]重诛：难于诛杀。重，慎重。在此有过于慎重、姑息之意。

[29]革：改。

[30]比周：结党营私。

[31]蔽美扬恶：掩盖君主的好处而宣扬君主的坏处。

[32]戚：亲近。

[33]法爱于民：爱法甚于爱民的意思。

译文参考

        明君治理下的公正之国，统一民心，听从世人的公意；忠心的臣子可以直道求进以获得才能上的公正评价。圣明的君主不肯把爵位俸禄私自相授给所喜爱的人，忠心的臣子则不愿冒充有才能来猎取爵位俸禄。君主不以私心对待国事，大臣不谎称自己有才能，能按这个准则行事的君臣，国家虽暂时未能实现大治，但已合治理民众的常规正道。如今任用冒充有才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心对待国事的君主，这样而能成就功业、建立名声的，从古至今都不曾有。谎称自己是有才能的臣子是很容易识破的。我想起了先代圣王的情况，当舜治理天下的时候，任用禹为司空掌管工业生产，任用契为司徒掌管国土田籍，任用皋陶为司理掌管审判治狱，任用后稷为田正掌管农业生产。这四个人都是天下的贤人，他们也只是各自精通一事来服务君主。如今假冒有才能的人供职任官，都是身兼四个贤人的职能。由此看来，不能成就功业、建立名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所以，位高禄重只要授予就有人敢接受；势大利多的高官职位，只要设立，就有人来追求。这些人供职君主，都是所谓假冒才能、篡夺爵禄的行径。若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明君圣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贤才良士；世上没有能识别贤能的明君圣主，就没有能成就功业的贤能大臣。从前，三代圣王以禅让公开传授天下，哪里会有因视权力为私己之有而相互杀戮的事呢？

        使百姓贫困且耗费国家财力的，莫过于用兵打仗；使国家倾危且令君主忧心的，也没有比起兵作战来得更快的了。这四种祸患的为害作用是很明显的，是从古至今都没法废除的。道理上打仗当废而不能废，自古至今都是令人困惑的问题。打仗是废还是不废，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废而硬要废之，也是一种迷思。废和不废，措施不当，伤害国家是一样的。黄帝、唐尧、虞舜三代圣王的盛世，他们独享有天下，大权操于一人之手。这时，国家的军备兵将都没有废除。现如今，德行还不及上述三代圣帝，天下又不太平，却希求废除军备，这不是太困难了吗？所以，英明的君主知道他该发挥的擅长是什么，也懂得他该忧患的是什么。国家得到治理而民众注重积蓄，这就是他应做的专务之事。外在形势的动静变化，应该是他忧虑的事。因此，圣明的君主总是慎重对待他所专务之事，又充分地防备其所忧虑的事情。

      性情凶猛刚毅的君主，免不了造成外患；性格怯懦的君主，免不了造成内乱。严厉残忍的君主轻易就诛杀他人，而轻杀的流弊，就是使德行端正走正道的人感到不安全。走正道的人感到不安，有才能的臣子就要离国逃亡了。这些出逃的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若为敌国谋取我们，那么外患就从此而生。所以说：凶猛刚毅的君主免不了会造成外患。怯懦的君主诛罚过于慎重流于姑息，姑息的过失，就是使行走邪道的人不思改正；行为邪恶的人长期不思改过，群臣就会勾结朋党、营私舞弊；群臣结党营私，就会隐蔽君主的善举而张扬君主的恶习；隐君善、扬君恶，内乱就会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怯懦的君主，免不了会造成内乱。圣明的君主不会因为至亲而危害他的江山社稷，他知道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关系是要亲过那些亲戚的。他不会为君主个人的私欲而改变法令，他知道尊重法令远重于个人私欲；他不会因为贵重的珠宝而让权力威势分散，他知道权力威势远贵于珠宝之物；他不会为爱民而削弱法度，他知道法度比民众更加值得爱惜。

核心内容解读

    本段内容中提到了“以公治国”的思想，“君不私国，臣不诬能，……正民之经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

      战国中期是君主集权的形成发展时期。在春秋以前宗法分封制下，国事与家事是一回事。国家机构与职能很大一部分寓于血缘宗族关系之中。到了战国，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大部分与君主的宗族关系相分离，国事与君主的私事明显地区分开来。

        从春秋中后期开始，一些思想家逐渐把君主个人与社稷、国家区分开来。“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慎子·佚文》）事情千头万绪，一个人无论多么高明，他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慎到从个人知识的有限性论证了把国家政要系于一人之心是危险的，实在是超群卓识。慎到的尚法贵公思想要求把国家职能规范化，通过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统治阶级的普遍利益。

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是国家观念发展的重大突破。国家不仅与君主分析为二，而且指出国家的利益高于君主个人的私利，君主应该为国家和天下服务。

        这种尚法贵公思想还表明国家职能观念由自发向自觉化又迈进了一步。关于国家职能的观念早就产生了，不过在春秋以前多半以传统习俗为基础，体现在宗法关系之中。尚法贵公的提出，把国家职能的观念上升为理论，并极大地冲击了宗法关系对国家职能的影响。在春秋以前国家职能是从属于天子、君主的，而尚法贵公思想则认为天子、君主应该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

      本篇中还总结归纳了管仲的军政思想：“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既然战争会导致劳民伤财，是国家富强的大敌，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守胜”，也就是以强大的防守威慑敌方，取得不战而胜的效果，其次则是以优势兵力，一战而胜之。圣明君主总是慎重地对待他的专务，又充分地防备他的忧患事。细究管仲的军事策略，只有实用主义的战法，却没有攻城略地的长期战略。所有的备战动机都只试图让齐国（及外围周边）在西部压力之下，保持完整，维护现状。而正是这一保守、防守思路决定了齐国的未来，并对之后所有东周兵（法）家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文中还对不同类型的君主做了分析，“猛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作者认为，真正的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不为君欲变其令、不为重宝分其威、不为爱民亏其法。这里反复论证和强调法令的重要性，不因君主的私欲、至亲的关系、外在的财宝，甚至不因出于爱民之心而使法令有变动或实施不畅。尽管依然以君主权力集中为出发点，但对于法的优先性的强调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中各派政治思想的融合性（节选）

        《管子》一书是一部论文汇编，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说是齐稷下学宫学者之作，可备参考。稷下学宫初建于田齐桓公，昌盛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终于齐亡。齐国对稷下学士给予了优厚的待遇，稷下学士最多时达“数百千人”。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孟轲、荀卿等，都到稷下学宫进行过教学与研究。稷下学士专门从事精神生产，不负责实际政务，司马迁概括为“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把治与议论分开，任议论自由开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极大地推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稷下学宫的成果不限于《管子》，但《管子》肯定是稷下学宫的重要收获之一。

      《管子》一书是当时各种思潮作品的总汇，法家的作品居多，另外还有道家的、阴阳家的、儒家的、名家的、兵家的，以及杂家的。《管子》一书具有极高的价值，不仅思想极为宏富，而且广泛地记录了社会的风貌。

      《管子》虽不是一个学派之作（有的学者认为可称之为“管子学派”），但收入《管子》中各派各家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融合性。各派在吸收其他派别的观念时，一般都经过消化，作为养分吸收到自己的机体中来。融合性越明显，自己派别的极端性就越少，派别之间的排斥性、对立性也大大弱化。有些篇因融合性突出，很难判断派别的归属。

      法家派的著作在《管子》中居多，但各篇的风格、气质不尽一致。多数篇论述问题比较平和，理论上程度不同地与道、儒相融。一些篇把法与道视为一体。《法法》说：“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君臣上》说：“明君之重道法。”有些篇把儒家的最主要的东西拿过来，使之成为法的一部分，或并行而不悖。《任法》说：“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又说：“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君臣下》说：“礼孝弟，则奸伪止。”《版法解》既吸收了儒，又吸收墨，作者从“兼爱”出发，说：“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显然，把墨子与孔子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了。

        道家的著作在《管子》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些著作舍弃了道家中极端自然主义的东西，积极主治，把道与法、礼、义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属于道家著作的《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又说：“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礼、义也是符合“道”的。《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把道家的性与主静同儒家的诗、礼、乐、敬融合为一体。

        儒家的著作收入《管子》的为数较少，从仅有的几篇看，也有明显的法家、道家的成分。《管子》中阴阳家的著作兼采儒、法、道。

      《轻重》诸篇是一批特殊的文字，学者多把这些篇收入法家。有的人认为应视为独立的一派，称之为“轻重”派。这派中心讲国家垄断商业，以商治国。其中比较多地吸收了法家的东西，但又有儒家的影响。

        兵家的著作在《管子》中有《七法》《地图》《小问》《兵法》《参患》《制分》《势》《九变》等篇，同样具有明显的融合性。

      在《管子》中还有一些篇，很难说清属于哪一派。从内容上看，既没有一个统贯全篇的理论元点，又很驳杂，兼收诸家之说，真可谓之“杂家”。比如第一篇《牧民》，就很难断定它的派别归属。有人认为属儒家，因为文中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是文中法家的东西也很突出，如“严刑罚”“禁文巧”等，所以有人把它列入法家之作。文中还讲“明鬼”，无疑受墨家影响。又讲“无私者可置以为政”，显然有道家的烙印。《正》篇把治国之要概括为如下五个字：刑、政、法、德、道。《五辅》杂儒、法，作者治国的五字箴言为：德、义、礼、法、权。《八观》杂法、儒。这些篇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元点，因此也不大讲理论逻辑，而是以政治实用为目的。只要有利于实用的，便采撷入文。

    有的篇章把诸子之说融合到了杂而无主的地步。应该说，这是诸子融合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之一。从学术宗派的观念看，是折衷主义；从实际政治看，折衷主义的东西常常更有实用价值。善于折衷是政治智慧发展的标志之一。这些文章有许多精粹而高明的论断，足以垂千古。

参考资料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刘泽华 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