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诸卿及军制 —— 3.1 关于“军行”：相对固化的鲁国

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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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晋国的“军行”与“卿制”之间关系的变化，象征了其由汾水流域一隅的方国逐步转型为整个北方霸主的变化历程，那么鲁国的“军行”之地位和体制是否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呢？

    首先从整体来看，鲁国的疆域、人口从春秋初期到后期始终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变化。首先我们看看诗经名篇《鲁颂·閟宫》中所描述的：

    ……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奚斯所作，孔曼且硕……(诗经.鲁颂. 閟宫)

    这里面提到的“庄公之子”即指鲁僖公，“奚斯所作”即指作者就是曾经为仲庆父求情的公子奚斯（当为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很有可能是庆父的同母弟），而“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即鲁僖公在位期间鲁国总体的动员上限在千乘的水平。当然并不是说鲁国任何一次出兵就能有这么多，因为鲁国的周边形势腹背受敌。北有强齐，东有莒，南有邾，起码需要留下一半兵力守备，所以鲁国每次出兵通常也就三百至五百乘。

    关于这个战车与士兵的配比问题，多年来众说纷纭。这里面大概搞混了几个概念：首先，《司马法》是战国时期追论古时兵法的著作，里面所谓“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与《经》、《传》均不能对照，当更多地反映成书时代的状况。而《左传》里面关于车、兵比例的记述主要如下：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也就是说在比较严肃地践行“周礼”的场合下，存在一个兵车比甲兵为一比十的配比。再看另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从《诗经》所述的鲁僖公中期到一百一十多年之后的春秋后期（前534），鲁国的动员水平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左传.昭公八年)

    也就是说动员鲁国全境的战车与鲁僖公时代的“公车千乘”相同，仍然是一千乘。从昭公五年（前537）“舍中军”重新划分征兵义务时候可知，其中季氏大约控制其中的一半兵力：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

    到了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爆发的这一年（前484）：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左传.哀公十一年)

    可见季氏的势力通过五十年的膨胀，从大约五百乘扩张到甲士七千，也就是说五百乘大约对应五千甲士，而“季氏之甲七千”大概对应的就是七百乘战车。此于“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向周天子献楚俘时候的车、兵对应比例一致，都是一比十。

    至于《閟宫》之中所谓“公徒三万”当指全体动员的时候，除了一千乘战车配备一万名甲兵以外，每乘战车还得另外配备二十名随军辅助人员，大概包括负责所有战车维护、马匹饲养、粮草运输、修桥铺路、营地施工等等一系列后勤、工程人员，真正的甲兵不会超过三分之一，此与现代机械化战争条件下战斗力量与后勤辅助人员的配比类似。

    综上，春秋时期的动员能力当指所有随军人员的总计，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为直接参与战斗的“甲兵”，而战车数量又相当于“甲兵”数量的十分之一，也即“一乘”战车上有三人乘车作战，另有七人披甲徒步作战。

    从僖公在位时期到春秋末期，鲁国疆域的变化可能首先在于僖公元年曾经封予季氏的“汶阳之田”的丧失，直到孔子作为司寇相鲁定公的“夹谷之会”（前500）时，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左传.定公十年)

    不过，鲁国在历次战争中又从邾、莒等国得到了一定补偿，主要包括：

    ……执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左传.襄公十九年)

    此为鲁国参与晋伐齐的“平阴之战”次年（前554）借助晋师从南面的邾国获得了漷水以北的大片土地。

    在东方，鲁国通过不断战争也获得沂水流域的部分土地：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左传.昭公四年)

    此为莒国自从鲁襄公六年（前567）灭鄫二十九年后（前538）由于不能掌控该地而被鲁国占据。此外：

    ……季武子伐莒，取郓……(左传.昭公四年)

    ……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春秋.昭公十年)

    即鲁国在晋国的默许下，分别于前541年至前532年陆续对莒不断作战，攻取了大片土地和附属的人口，此大致补偿了鲁国在北方对齐国的损失。

    综上，鲁国总体来说在整个春秋时期的综合实力变化非常有限，动员能力上限始终维持在千乘左右，其卿制和军制缺乏产生重大变化的内在必要性。因此即便到了春秋末期，鲁国仍然维持了与春秋初期大体一致的军事动员能力，进而是基本相似的“军行”制度。

    当然，具体到微观的实操层面，随着公室逐渐被“三桓”瓜分，君权彻底转入卿大夫手中，鲁国的“军行”制度也必然类似晋国那样与原有的“卿序”产生一定程度的悖行，此我们将在后文中陆续展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