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它

36岁开始，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规律地写日记，一直写到她59岁去世。一个意识流作家的日记，会是杂乱、细腻，充满了特写与碎片吗？并非如此，她的日记简单而诚实地记录思考和心情。

我们可以看到身为女性作家的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写作，如何面对那些对她的赞誉和诋毁；可以看到她的矛盾，有时候她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时又会“搜肠刮肚地在文章和评论中寻找自己的名字”。

她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陷入抑郁症和精神崩溃的历程，坦陈自己在黑暗中的挣扎与求索。然而不论如何，她一直在写，把痛苦、失意与得意如实记录下来，直到生命的尽头。

下文摘选自《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1919年1月20日，星期一

我打算等买到一个本子时，把日记重新抄一遍，所以就不做什么新年的特别装饰了。这一次我不是缺钱，而是缺力气，在床上躺了两周后，我没法去舰队街。我右手的肌肉已经康复，我感觉都能用它做粗活了。可奇怪的是，按理说我现在的精神状态要比一个月前好，但我在写东西时仍觉得吃力。之所以躺在床上两周，是因为我拔了一颗牙，随之而来的头痛——此消彼长，漫长乏味，就像1月的薄雾——使人疲惫不已。接下来的几周，我每天只能写一个小时。

弗吉尼亚·伍尔夫

既然伦纳德出门了，我1月份的进度也落下很多，今天便可以多写一会儿，好把之前积聚的时间用掉。然而，我很清楚记这种日记不算写作，尤其因为我刚刚重读了这一年来的日记，那种肆意和杂乱让我震惊，我写得飞快，晃晃荡荡，有时又戛然而止，让人无法忍受。不过，如果不是写得比最快的打字机还快，如果允许我停下来思考，我就不会再写了。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它能帮我记下一些我在犹疑之际会丢掉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可是灰堆里的钻石。

设想五十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坐下来开始编写她的回忆录，她看着这些本子，却不能顺畅地写出一句话。那么，我只能宽慰并提醒她去壁炉旁，我会允许她把这些本子丢进去痛快地烧掉，烧成许多灰烬。不过，我挺羡慕她的，毕竟她可以执行这项我正在努力准备的任务。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欢喜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宽慰了些。下周六即将迎来的三十七岁生日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为了这位年长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女士（届时她不可能有任何遁词，五十岁就是年长，哪怕她肯定会抗议，哪怕我也赞同她其实并不老），也为了给新的一年做好规划，我打算在这失去自由的一周里利用每个晚上来谈谈我目前的交友情况，并对朋友们的特点做些介绍。我还要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价，预判一下他们未来的作品。这位五十岁的女士将知道我的判断有多准，但是今晚已经写得够久（其实只有十五分钟）。

1919年5月12日，星期一

眼下正值出版旺季，默里、艾略特和我从今天早晨开始，就要任人评判了。也许正因如此，我显然有点打不起精神。我仔细读了一遍《邱园纪事》的样稿，这讨厌的阅读我挨到最后才进行，结果心里惘然。它似乎平平无奇，微不足道。我不理解为什么伦纳德读的时候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这是我所有短篇中最好的。这个评价促使我去读了一遍《墙上的斑点》，并从中挑出了许多毛病。悉尼·沃特洛曾说，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就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这部短篇肯定得不到什么赞誉。这种想法让我有点不舒服。一大早，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

电影《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饰演的伍尔夫

好在沮丧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一旦真的开始写作就心无旁骛了。说真的，外界褒贬无常，一个人的境界该是宠辱不惊。默里和艾略特的书已经有人订购，我的书却还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主要是我的艺术旨趣不同于他人。这迷惘的心情，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它们藏得很深。生活中的大起大落兴许可以解释，但我不清楚得意或失意的根源到底在哪儿。

1919年7月19日，星期六

我想，总得在“和平日”写点什么，尽管我不确定是否必须为此煞费周章地准备一番。我坐在窗前，雨滴几乎是顺着我的额头一滴滴落到树叶上。大约十分钟之后，里士满的游行就要开始了。那些身着盛装的镇议员将在街上阔步前行，但恐怕没什么人会给他们喝彩。我觉得自己像是椅子上的麻布套子，落单了。大家都去了乡下。我感到寂寞冷清，了无生趣，心灰意冷。

我们当然没看到游行，只看到了市郊的垃圾桶。直到半小时前，雨才停。用人们倒是度过了一个精彩的早晨。他们站在沃克斯霍尔大桥上观看了一切。将军、士兵、坦克、护士，还有乐队，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游行。他们夸赞游行的盛况前所未有，可以同齐柏林飞艇空袭相提并论，是博克索尔家族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无法评判，在我看来，这个节日属于用人，是用来安抚和宽慰“大众”的——现在被一场雨给毁了，所以主办方或许得设法为他们提供些额外优待。我想这就是我心灰意冷的缘故吧。这些和平欢庆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沾染了政治色彩，缺少真情实意。再者，这些活动矫揉造作，毫无美感可言，不过就是举着大旗陆陆续续地走过场。

用人们坚持要买些新奇玩意儿，说是要给我们个惊喜，可我觉得他们是想炫耀一番。昨日的伦敦也是这般光景，那些饱食终日且喜欢汗津津凑成一簇的人群，像是被雨打湿的蜜蜂围着特拉法尔加广场打转，他们也在附近的街道上摇来晃去。我只瞥见一处动人的风景，就是那些被系在纳尔逊纪念柱顶上的长条旗帜。它们在徐徐微风而不是什么装饰技巧的作用下飞舞着，好似巨龙的舌头，痴迷地舔着空气，伸出来又卷回去，动作柔缓且婀娜多姿。

此外，剧院和音乐厅里摆满了硕大的玻璃针垫，它们已经在提前闪闪发光了——当然，如果有光照的话效果会更佳。但无论夜晚如何撩人，我们躺下后却有一段时间睡不着，外面的烟火轰隆隆爆炸，随之而来的火光把房间都照亮了。（此刻，下雨的天空是灰褐色的，里士满的钟声响起——但教堂的钟声只会让人联想到婚礼和基督教仪式。）

我承认，如此悲伤地写下去，不免有些刻薄了，因为我们都应持有乐观和入世的信念。所以，遇到庆生的时刻，即使我们遭遇了不顺心之事，也还是要在育婴室假装成幸福快乐的样子。多年以后，人们可以坦白地承认这是个可怕的骗局。如果多年以后，这些驯良的羔羊能自己看破这一点，而且保证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我该更开心吗？我想起了“一九一七俱乐部”的那次晚宴，贝赞特夫人的讲话简直让人扫兴。若说她言语之间留有分寸，她却把姜饼最诱人的金涂层给抹掉了。霍布森对她冷嘲热讽。

电影《时时刻刻》

这位身材高大、闷闷不乐的老妇人，顶着一个布满了白色卷发的大脑袋，一开口就拉郎配，非将灯火辉煌、节日气氛浓厚的伦敦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进行比较。她接着抨击我们在印度问题上有失公允。很明显，她变成了“他们”而不是“我们”。尽管听起来头头是道，俱乐部的成员也都为她拍手称赞，但我认为她的观点有些站不住脚。我听她讲话，就像在听人读稿子，甚至那束被她摇来挥去的鲜花看起来也很做作。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唯一的老实人就是艺术家。这些社会改革者和慈善家伪装得极其仁爱、友善，但其实偏激狭隘，怀有太多令人不齿的欲望，他们自身的问题甚至比他们在我们身上找到的问题还多。但我是否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1920年1月26日，星期一

昨天是我的生日。说真的，三十八岁的我无疑要比二十八岁时快乐得多，今日更胜昨日，而且今天下午我终于想出了新小说的新形式。假如在这部未写的小说中，一个事件可以从另一个事件脱胎而出，演绎出不是 10 页，而是 200 页或更长篇幅，不正好实现了我想要的松散和轻巧，同时又紧扣主题，兼具形式和节奏吗？不就可以包容一切吗？

我不太确定的是：这种形式究竟能包容多少人类情感？我是否对这种形式有足够的把握，以至于可以将其应用到小说中？我想这次的方式一定迥然不同，没什么框架，看不见一块砖，一切都朦朦胧胧，但内心的活动、真实的情感以及人物的整个精神世界，却像薄雾中的烈火一般灿烂、闪耀。然后我会恰当地安置一切内容，它们欢快地跳跃，迈着轻盈兴奋的步子走进我温柔的心田。对这些到底有没有把握，仍是我心里解不开的结，暂且设想是可以的？

设想《墙上的斑点》《邱园纪事》以及这部《未写的小说》，可以凭着某种一致性手挽手地跳起舞来。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有待探索。对我来说，新小说的主题仍是一片空白，但我预见自己两周前误打误撞地发现的这种小说形式一定有远大前程。可我担心太过自我会损害艺术形式，我记得自我主义已经破坏了乔伊斯和理查森作品形式的完美度。我可以做到如此胸襟宽广、张弛有度，给小说提供一堵保护墙，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使小说受到自我的约束而变得狭隘吗？但愿我已经攒下足够的行业经验，现在终于可以应付自如，为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愉悦。不管怎样，我仍需要不断摸索并付诸实践，而今天下午算是看见了一线曙光。真的，我毫不费力地构思了《未写的小说》，这说明肯定有条新路可走。

1920年10月25日，星期一（立冬）

生活为什么充满了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可是怎么会有这种怪念头呢？而且一旦说出口，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火炉在燃烧，我们准备去听《乞丐歌剧》。只是深渊就在脚下，我不能总闭着眼。这是某种无能、无助的感觉。我坐在里士满的土地上，仿佛田野中的一盏灯笼，在黑暗中被点亮。

我写作时，忧郁会减弱些。那为何不写得勤快些呢？是的，是虚荣心阻碍了我。我想显得有些成就，哪怕仅仅是自己眼中的成就。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没有孩子，离群独居，写得不好，饮食开销大，年纪又在一天天增加。我总爱寻根究底，对自己的问题想得太多。我不喜欢时间从身边白白溜走。那好吧，去工作吧！是的，但我又如此快地厌倦了写作——只能看一小会儿书，然后写一个小时。在这儿，没人会进来和我一起愉快地打发时光，要是他们真如此做，我又会很不耐烦。到伦敦去太劳神了。内莎的孩子都大了，不便叫他们一起喝茶聊天，也不能带他们去动物园了。零花钱太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确信这些都是琐事。

有时我想，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过于悲哀了——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某些人的痛苦，触目惊心。今天下午肯定会在报纸上看见麦克斯威尼和爱尔兰起义的新闻，要不就是罢工。到处都是不开心的事，隔墙便是；或者更糟，到处都是蠢事。我还没有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我感觉，重新开始写《雅各的房间》兴许会使我打起精神来。伊夫林那篇文章要交稿了，可我对现在写出来的东西不甚满意。唉，要是能写好它，要是没有如履薄冰地走在深渊旁的感觉，我该多快乐啊。
 

1922年8月16日，星期三

我应该继续读《尤利西斯》，并且谈谈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我目前看了 200 页，三分之一还不到。我觉得前面的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墓地场景之前的内容都很有趣，令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但再往后读，那个焦虑不安的大学生抓挠粉刺的场面让人费解，更让人感到无聊、烦躁和失望。还有汤姆，了不起的汤姆，他怎么能认为此书可与《战争与和平》媲美！在我眼里，此书的作者似乎没经过语言训练，缺乏足够的品位，倒像个自学成才的工人。

我们都知道这种人郁郁寡欢，固执自大，性格粗鲁，言行不当，最后不可避免地讨人厌。明明可以吃熟肉，为什么偏要生食呢？只有汤姆那种患有贫血症的人，才会觉得有血性的作品是值得称赞的。我很正常，这本书不合我胃口，所以我准备继续读经典作品。之后我的观点也许会改变，但如上评价是我的批评箴言。我在书里夹了枚书签，作为看完 200 页的标记。就我自己的写作而言，我正费劲地为《达洛维夫人》挖空心思，却一无所获。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写得太快了，应该压缩一下。我十天写了4000字的读书札记，破了纪录，但现在来看，它只是我阅读帕斯顿的速记。现在根据我的快速转换原理，我要稍作中断，接着写《达洛维夫人》（这位夫人肯定会带出一帮人，我现在有预感了）。然后要读乔叟，预计在 9 月初读完第一章。到那时，或者再考虑读读希腊文学作品，将来的安排就这样定下了。

电影《时时刻刻》

如果《雅各的房间》在美国不受欢迎，在英国也备受冷落，到时我就沉浸在自己的乐园里深耕。我看到乡间到处是割麦的场面，便想到了这种说法，希望还算恰当。不过，既然我现在不再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评论，便无须担心用词恰当与否。我以后还会为这些报刊写评论吗？

1925年4月8日，星期三

此刻我正沉浸在刹那间的感受中，那种感觉很复杂。我从法国南部回到了辽阔又雾气迷蒙、不受干扰的宁静之地——伦敦（至少昨晚感觉如此）。与此印象对比鲜明的是我今早目睹的一场车祸——一个妇女在哭泣，气若游丝，她被撞到了隔离带上，压在一辆车下。那个声音一整天都回荡在我耳边。我没上前帮她。不过，所有面包师与卖花女都簇拥过去帮她。我觉得这个世界残酷且毫无人性，这种感觉深深缠绕着我。这个妇女穿着棕色衣服在人行道上行走，一辆红色跑车猛然间翻了个身，压住了她，然后只听到“噢、噢、噢”的叫声。

那时我正要去内莎的新居拜访，在广场上碰到了邓肯。可他什么也没有瞧见，自然完全无法体会我的感受。内莎也不能体会，虽然她试图将车祸与安杰莉卡去年春天遭遇的那场事故联系起来。但我向她保证，那仅仅关乎一名路过的穿棕色衣服的妇女，然后我俩就镇静自若地观摩起了新房子。在我忙着写作的这段日子，也就是近几个月，雅克·雷夫拉特去世了。

他一直求死，终于如愿以偿。此前，他托人送来一封信，是关于《达洛维夫人》的，所以那天成了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之一。这段时间我是否有了新的进展？好吧，与普鲁斯特相比，我的成绩简直不值一提。最近我正读他的书，如痴如醉。

普氏的特点在于将极度的敏感与极度的执着结合起来，他甚至能注意到蝴蝶翅膀颜色的微妙渐变。他像羊肠线那样坚韧，又像振翅的蝴蝶那样短命。我想，他既能感染我，又能影响我，让我嫌弃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句子。就像我说的，雅克死了；此刻我突然闹起了情绪。听到这个噩耗时，我正和大家聚在一起——克莱夫、比·豪、朱莉娅·斯特雷奇和达迪耶都在座。

尽管如此，我不再想向死神脱帽致敬。我喜欢走出房间时滔滔不绝，嘴上挂着半句不着边的话。这就是死亡对我的影响——不告别，不屈服，不过是某个人步入了黑暗之中。但是，它带来的噩梦相当恐怖。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轻松面对死神，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越来越喜欢重复自己的蒙田箴言，那就是“生命本可贵”。我正等着发现卡西斯小镇最终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那儿有岩石。我们早饭后常常走到户外，坐在岩石上，沐浴在阳光下。

伦纳德喜欢不戴帽子坐在那儿，垫着膝盖写些东西。一天早上，他发现了一只海胆——轻轻晃动的鲜红色穗状物。我们常在午后出去散步，一直爬到山坡上，走进树林里。有一次，我们在那儿听到了汽车的声音，发现山脚下有条公路是通往拉西约塔港口的。这条路上岩石林立，山石陡峭，很吸引人。还有一次，我们听到了一阵疑似鸟儿啁啾的声音，我却想到了蛙鸣。

错落有致的红色郁金香漫山遍野地怒放着，所有田地都是人工开垦出来的梯田，上面长满了藤蔓植物；漫山红色中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长满花苞的果树，点缀出一丝玫瑰色和紫色。我们不时看到一幢幢漆成白色、黄色或蓝色的尖角房屋，所有百叶窗都紧闭着，房子周围道路平坦，偶尔看到有人家屋前堆着层层叠叠的岩石。一切都无比洁净与真切。

电影《时时刻刻》

在拉西约塔港口，可以看到硕大的橘黄色船只漂在蔚蓝色的水面上。所有这些港湾皆呈环形，沿着港湾挤满了色彩黯淡的石灰房子。房子很高，窗户紧闭，显得东搭西建的，墙皮有些脱落，偶尔有屋顶上放着盆花，透出一抹绿色；有时，上面晾晒着衣服；有时是位老迈的妇人正向外张望。山上岩石遍地，如沙漠一般寸草不生，渔网晾在那儿。街上男孩与女孩们交头接耳地说着闲话，他们戴着亮丽的头巾，穿着棉布衣裙，四处闲逛。

此时，男人们正在中央场地挖土，想要修建一个大广场。辛德瑞拉旅馆是幢白色的建筑，地上铺着红色瓷砖，可以同时容纳八位客人。整个旅馆的氛围令我产生了许多联想。哦，如此冷色调，气氛淡然，客套且讲究，人际关系显得很奇怪，仿佛人类的本性沦为一种规范，而人类发明规范是为了满足不时之需。比如在这儿，素昧平生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要求作为同一群体的成员而享有某些权利。

事实上，大伙之间都有些接触，可我们的内心深处还从未被人冒犯。但正如他们说的，要是此刻去死，伦纳德和我实在再幸福不过了。再没有人可以说我从未品尝过快乐的滋味。但很少有人能确切地指出他们生活中快乐的瞬间，或说出快乐的原因所在。甚至我自己偶尔沉浸在快乐之中时，也只能说：这就是我需要的呀，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了。我有点迷信地以为，神灵们在制造快乐的同时必定也心存妒忌。不过，倘若你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它，那感觉肯定大不一样。

1926年3月20日，星期六

昨天我问自己，这些日记日后会被如何处理。如果我死了，伦纳德会怎么处理它们？他定不愿烧掉，但又不能出版它们。我想，他应该用它们编一本书，然后把原本烧掉。若把这些零星的记事和谈论稍微整理一下，我敢说我的日记可以构成一本小书。不过，也说不准。这取决于一种轻微的抑郁症，这种症状现在偶尔会出现在我身上，使我觉得自己又老又丑。我又在唠叨了。但在我看来，身为作家的我，只有此刻才能真正地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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