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认我为“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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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作家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托友人卖车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在一段时期内，彼得·海斯勒曾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题材的写作中去。在他看来，在中国成为一名作家，完全是因为现实的牵引，是他的经历和材料的一种召唤。

作为一名深入中国的观察者与写作者，彼得·海斯勒曾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国际读者介绍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内陆小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因彼得·海斯勒而改变。

2017年2月，青年作家、《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在准备硕士论文时，与身在埃及的彼得·海斯勒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过一次访谈，回顾了他早期在中国写作的经历，完整地呈现了一批海外的中国题材写作者的群体画像。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吴越老师的这篇采访稿，节选自《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

 

他们只认我为“何伟”

撰文丨 吴越

本文为节选，来自《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

与彼得·海斯勒回顾他的中国写作
2017年2月，计划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当下语境中美国驻华记者非虚构写作新动向——以彼得·海斯勒等为例》中的一部分，我与身在埃及的彼得·海斯勒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访谈，以下为对话实录 *。
（*何伟的回复用英文书写，由笔者翻译成中文，并得到何伟的发表授权。）
吴越：你从一个新闻门外汉到驻京记者，成为一个专业观察者与写作者，这个路径并不寻常。似乎与以往欧美主流媒体从本土派出已有职业资质的记者驻华的路径恰好是相逆的，并且你的报道从取材到视角都不同于以往的西方驻华新闻记者。就你所知，这个职业路径是一个仅有的特例，还是代表了报纸挑选驻华记者的一个策略性的趋势？

何伟：我想这对于麦尔、罗伯和我这三个“和平队”队员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和平队的那些岁月深刻地塑造了我们。那些经历非常深入又特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中国内陆小城市里很少见到外国人。因为有两年的服务合约，所以我们得以打下很好的语言基础。又因为工资很少，所以我们生活得很平凡。周围几乎没有同类外国人，所以我们得和学生、同事和其他的当地人发展比较深入的联系。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当时对中国毫无准备。在来中国之前，罗伯、麦尔和我都没学过中文，也没涉及过中国历史与政治。我想我们在大学里都没有修过关于中国的课程。所以我们不带成见。我们随遇而安。和其他在华外国人比起来，我们被条条框框影响的程度更低。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的国度来说，我们这种空白的状态反而很有帮助。中国正在变得和从前很不一样，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着。

正是由于职业路径的不同，我们全都看到了自己与其他新闻记者的区别。我们的本科里没有学过中文，我们的第一份工作也不是记者。我们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麦尔和我原本都准备在大学里当老师，我学习的是虚构和创意写作。这些都使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事业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就像是我的经历和材料的一种召唤。我原本是想成为一位小说家，一个教授英语文学的教师。但是在涪陵生活过之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被描写的地方。这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曾听说过的地方，但我相信它很重要。中国内陆居民的生活应该被世界了解。这就是我动笔的原因。在写了《江城》之后，我决定要在一个时期内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题材的写作中去。当我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从没对中国有过什么念头，也绝不会想到我会在中国成为一名作家。完全是现实牵引了这一切。

 

何伟
吴越：重读《江城》时，我不断地感觉到它的气息、节奏和叙述风格，委实是一部真正的小说（我确实想起了赛珍珠）。其主题，也就是叙事的动力来源，是一个美国人带着自己的写作愿望，生活在中国小地方的压力、自我认识、融入、改变和告别等诸多戏剧元素。它的魅力固然在于所用的素材（我相信）几乎全部是真实的，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真实存在的，事情也都是确实发生过的，但真正的动人之处还是在于它是一部进入文学范畴的优秀的叙述作品。在这其中，我发现你两次提到了自己的某种“分裂”，一个是“何伟”，一个是“海斯勒”，前者笨拙，乐于自称“洋鬼子”，后者敏感精密，带着所有精英教育的训练，记录着“何伟”看到想到的一切；第二次注意到是你写到自己和梅尔惠（亚当）的“中文人格”。联想到你收入《奇石》的《去西部》那篇文章中，接电话和长跑第一名的都是被你戏拟为“彼得·张”的人。而你本人介入颇深的写作风格，让我多多少少想起中国十八至二十世纪初，赴华传教士们寄回国的那些书信。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到“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一种回归。

你对我的这些观点怎么看？

何伟：我不是理论家，所以我对于“东方主义”和类似的东西总是有点警惕的。有时这些想法可能会使情况变得过于复杂，或者过于过分地将作者和他的人物分类。但是很明显，这个理论也有它一定的道理，我可以谈论一下为什么我在《江城》里用了“何伟”这个名字。

对我来说，一部分原因是，两年时间里我奇妙地被改变的这个事实，当我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应该使用寻常的法子。一般西方观察者是一个被设置好的瞭望点——他或她是不会改变的。他或她是一个稳定的框架，不稳定的是中国的情况，或者中国人的情况——这些都是模糊的，易变化的，西方人则占据上风，观察和评论着这一切。

我的处境是有意思的，不一样的。当然，我的身边充斥着变化，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翻腾的阶段。与此同时，我的自身也在经历变革。我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且学着去尊敬和欣赏中国式的观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和我中文老师的关系。最初我们经常争论，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们都学会了尊敬对方，尊敬我们之间的不同和那些我们达成共识的东西。我们都被对方改变了。

我想传达这个过程，我想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这一切的应该是“何伟”。这不是简单的障眼法，而是确确实实的，“何伟”成为在涪陵的我的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极少数说英文的人，大部分在那儿的人只认我为“何伟”。所以探索这个角色是适当的。

还有一个要点：不要低估了地域的重要性。我们会被西方和亚洲、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问题搞得心烦意乱，但涪陵并不是完整的中国，涪陵就是涪陵。这个地方是独特的，比你在中国其他地方感受到的不同还要不同。我作为局外人的过程就是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小城市结缘，和这片独一无二的景观结缘，和这群独一无二的人结缘。在某种意义上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层面的事，涪陵是一个单独、个体的地方，而我也不是一个被概括成美国人的人，我是一个单独、个体的人。

 

吴越：你是否意识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因你而发生或者改变？曾有人告诉过你吗，自2012年《江城》和《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至今，中国的新闻特稿写作、非虚构作品的发表与出版都产生了巨大发展，“译文纪实”系列推出，国家级和省级文学刊物大部分设立了“非虚构”栏目，一批“正午”“网易人间”“谷雨计划”“中国三明治”等非虚构写作平台活跃于网站和手机微信......你认为，中国新闻与文学写作者对你的致敬和效仿将如何导向较好的结果？
何伟：过奖了。我希望我的书可以帮助启发人们去思考写作和选题。与此同时，你得看清楚，很多因素在推动着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兴起。最主要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书，而是这二十年来中国正在经历着经济和教育的纷繁变化，这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进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看透的。人们辛劳工作了二十年，不断努力去配合大局，他们不可能对所有发生了的变化有太多工夫去琢磨。现在他们的境况不一样了，能够去反思了。所以非虚构写作的一种新的价值被发现了，那就是仔细地描刻这个社会。

也有经济的原因。今天的中国社会，整体文学素养提高了，文化活动比以往要频繁得多。写作迎来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当然，这个市场还不尽成熟，但它在发展、推动着潮流。新闻未及之处，或许是非虚构文学将至之所。它不是一时风向下的产物，它的间接性使得写作者更能拓展创造性和深度，它的多元和广泛更能够赢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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