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与王荣:曾经的政界两颗明星
仇和、王荣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个人都是江苏滨海人,仇和出生于1957年一个农民家庭,王荣出生于1958年一个市民家庭。1978年两人同一年参加高考,仇和高中毕业后当了生产队长和村干部,然后参加高考;王荣被下放到农场当知青,也一起参加了高考。两人同年考进了同一所大学——南京农业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仇和考进了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王荣考进了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两人都曾在江苏省农科院工作过,并都从江苏农科院走向政界。
仇和、王荣也有所不同,仇和老与边穷打交道,在江苏穷地区宿迁任过市委书记,后为云南这个边疆省份的昆明市委书记。王荣总是在富裕地区工作,先后任无锡市委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后到了深圳任职市委书记。两个人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和工作地点 的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思路与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因为仇和在美国学习培训半年,而王荣在荷兰学习近一年时间,两个人都深受西方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等思想的影响,其发展的方向还是一致的。仇和性格开朗,大胆敢言,做事雷厉风行。而王荣则个性谦和。2006年,南农大举办农业经济研究生教育60周年国际研讨会,王荣应邀出席。但他的身份是“学生代表”,只被安排在主席台的最边上就座,而且最后一个发言。王荣以副省级高官的身份,毫不介意地接受了这一安排。“每次到南京,只要不是特别忙,他两总会到南农大来看看我们这些的老头子”,顾焕章说,“王荣学生时代就善于与人相融,在无锡当书记就和搭档市长蒋定之(现任银监会副主席)的私交很好,所以有王荣在的地方,领导班子都特别团结。”一次,顾焕章受仇和之邀前往昆明办讲座,他将对王荣说过的一句话告诉仇和,“你们两人都很稳重,爱思考,想得远,不受惯性思维约束;你(仇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开拓性、胆子大;他(王荣)在经济发达地区,细腻谨慎。”两人听后的反应都一样——笑了笑。
大刀阔斧般伤筋动骨的改革与小桥流水间的转型探索:仇和是穷苦农民出身,又一直在贫穷落后的地方工作,穷则思变,心情急切,恨不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发生巨大变化,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这种心态就必然导致他工作雷厉风行,大胆创新。从1996年任宿迁市副市长兼沭阳县委书记开始,至2007年12月仇和离开江苏省赴云南昆明工作为止。从外表看,仇和所施行的政策,开始时必定弄的那个地方鸡飞狗跳,同时出现了许多负面新闻。但在这些负面新闻背后隐藏的是他以极其坚定的态度,雷厉风行的作风推进改革,探索出了落后地区如何成功地实现“后发快进”的新路子。王荣出身市民,又总在发达地区工作,决定了他工作的细腻谨慎。苏州履新后,王荣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探索更为执着和系统。“苏州从来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上面,我们始终在探索、创新,这是多年来我们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法宝。”他让世人10年后再回首。王荣反复告诫苏州官员,在科学发展时代,苏州没有骄傲的资本,全国都处于一条起跑线上。“30年来我们听到的赞美声太多了,我们不能沉浸在已有的成绩之中,否则就是影响苏州发展的‘罪人’。必须反骄破满,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从2004年开始,苏州市委市府连续三年的“一号文件”,清晰地展示了苏州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思考——2004年是《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腾飞的决定》,直指“富财政,穷民间”的短板。为解决“老苏州人”与“新苏州人”之间的“差距感”,苏州市财政投入巨资,解决“新苏州人”的子女入学难问题。为致富民间,王荣不断鼓励苏州人创业,“苏州过去缺乏创业文化,工商气氛不如无锡,”他说,“今后我希望300多万外来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来创业的,而不光是就业。”2005年,苏州出台《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政策意见》,率先提出“优二保三”。这早于江苏提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在这年出访新加坡归来后,王荣向同僚们传递了他的新思路:苏州要重点发展两个方向:一是加快以信息科技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制订的“四大行动计划”被王荣天天带在包里。王荣推动产业升级的另一措施是对苏州文化的发掘。“苏州博物馆就是他顶住各方面压力建起来的。” 苏州同里原党委书记严品华说,眼下,江苏即将召开文化产业创新大会。而在苏州,这早已实践。
从落后的宿迁到边疆昆明,从追赶深圳到执政深圳。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在昆明市召开的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睡觉,被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严厉批评。随后呈贡县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这位副局长被勒令辞职,该局局长负直接责任作深刻检查。这是昆明市公布《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以来受到处理的首起案例。2008年2月15日,在软环境建设动员大会之后第二天,昆明就召开招商引资动员大会。仇和不仅把招商引资定为“一把手工程”,还从各部门抽调人员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发达城市招商,并且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是第一政绩。没有大招商,就没有大发展。”在仇和看来,招商引资是昆明加速工业化进程最根本、最实在的举措。然而,这种大张旗鼓的招商政策,很快让人们联想起他在宿迁时“连教师都有招商任务”的激进做法,各种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二环路贯通昆明市中心城区,承担了市区一半的车流量,是昆明最为拥挤的城市道路。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资金和拆迁量大等困难,该计划一度搁浅。动用高强度行政手段和资源谋求迅速“突围”,是仇和铁腕执政的最大特点。为早日缓解拥堵之痛,仇和不仅强力推进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二环路建设,还将工期从三年缩短至一年。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乎陷入瘫痪。昆明人戏称为“休克疗法”,其中的阵痛和争议可想而知。长痛不如短痛”。一年后,二環路准时建成通车,不仅创造了“昆明速度”,更为仇和的“昆明新政”树立了样板。
产业升级转型的共同命题,使得苏州与深圳这两个分属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有一种奇妙的关联。主政苏州时的王荣一直紧盯深圳,研究深圳,把深圳作为追赶目标。2007年,苏州市GDP为5596亿,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五,和排第四的深圳相比,总量相差约1000亿。“这1000亿当中,金融业占500亿”——2008年5月苏州首届金融会议上,王荣对分管金融服务业的班子和银行、证券、保险巨头指出——“各位要负一半的责任”。眼下,苏州风投基金全省第一,超过了其他12个市的总和。苏州与深圳的差距在哪里?王荣一言以蔽之:“活力不够,发展方式落后”,最为突出的是科技创新驱动力不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量物质投入。苏州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7%,与深圳相差一倍。王荣对此思考的结果是:如果不是自觉地利用资本市场,如果没有良好的创业投资环境,深圳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2008年2月,广东省代表团考察江苏,在苏州举行两省座谈会。会上,王荣脱稿发言说:“我们去深圳参观过一个企业,大众激光,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老师南下创业所办的。深圳是创业的好地方!”他说,很多人去深圳发展,是带有冒险甚至投机的心理,而选择到苏州来落户,大都是把风险看透了、想明白了才来的,“这说明我们的创业氛围还不够,风险意识还不够,我们要努力,把苏州从打工者首选变成人才创新创业的首选。”如今,戏剧性的安排发生,王荣来到他多年追赶的深圳执政。两地共同关注的转型课题,前期对深圳模式的深入研究,无疑成为他履新的有利条件所在。“苏州与深圳的探索模式是全国学习的典范。”一位学者评价说,王荣带着“苏州模式”空降深圳,代表中国发展最前沿的两种模式可望在未来得到融合,引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
结局:身陷囹圄和政协主席:仇和以前民间名气更大,他于1996年中就到宿迁任副市长了,一时成为改革的先锋人物。王荣那时还在南农任副校长。但王荣比仇和早一年多进入副省级序列,拥有更高的学历,还是博导,学者从政的典型代表。 仇和于2007年底调往云南,出任云南省委常委兼任昆明市委书记。王荣2009年中调往深圳,出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代”字没有去掉就接替副部职年龄到点的刘玉浦成为深圳市委书记。 应该说,王荣、仇和调出江苏都是被重用。仇和到昆明是当云南省城的一把手,一把手履历对政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通常标志着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而且,中国城市化率正在大幅提高,省城党委书记岗位更加重要,省城党委书记还是成为正省级的重要通道,不少人从省城党委书记岗位上晋级到省长。王荣到深圳被重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十分显赫。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2016年12月1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副书记仇和受贿案,对被告人仇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也是2015年,王荣不再任职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任职广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8年1月27日,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大会选举,选举产生十二届省政协领导。王荣当选十二届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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