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影片的现象学研究

第二篇 刍议叙事性的现象学（中）

是封闭性段落，也是时间性段落：因此，任何叙事都是一段表述（反之则未必；许多表述不是叙述：比如抒情诗、教学影片等等）。

一段表述独立于外部世界，同时与"现实的"世界相对立，这是因为必然有一个人去表述（表述不是语言）；反之，世界的特性之一就是它不是由任何人说出来的。

按照雅各布逊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表述，作为一个陈述句或一组陈述句，必然涉及一个陈述的主体。但是不必急于谈论作者；因为作者概念只是远为普泛的受到文化限制和约束的语源形式之一，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更乐于把它命名为"叙述源"。确实，在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十分精巧的叙述中，陈述的主体往往是作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神话，有民间故事，有在产业化或作坊式生产过程中经过一道道工序的供日常消费的许多叙事影片，有草台班子（或是有组织的"集体"，或是散兵游勇）拼凑的许多广播或电视节目，等等，总之，至少就作者这个字眼对于人文主义"高雅文化"传统具有的完整意义而言，这都是些无作者的叙述。

无作者的叙述，绝非无讲述主体的叙述。有人在说的印象与一名确切的讲述者（或熟悉或陌生）的具体存在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与叙述的消费者对于他正在消费的客体的语言属性的直接感知密切相关：因为这是在说，必须有人在说。阿尔贝．拉费在《影片逻辑学》中谈到影片叙述时证明了这一点：观众感知到的影像已经从视觉上经过选择（也许会选择另一批影像）.经过明显安排（也许会是另一种顺序）：他仿佛在翻阅一本编排好的相簿，不用他去翻页，但是必然有一名"司仪"或"大画师"翻页，这位"大画师"（在一部作者影片被承认有个作者之前，以及在没有任何作者的其他情况下）始终首先是作为语言客体的影片本身（因为观众毕竟知道他看到的是一部影片），或者更确切些说，"大画师"好似位于影片背后一隅的"语言学虚拟焦点"，代表着影片可以存在的出发点。"这就是这种叙述源的电影形式，它在任何叙述中都必然存在和必然被感知。

是封闭性段落，是时间性段落，也是表述：于是，感知叙述如同感知现实（即实实在在作为一段叙述）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讲述的事物非现实化。

我们无意详谈特意为之的想象性叙述（神怪故事、传奇等）：这种叙述远非与叙事活动密切相关的非现实化过程的可信实例，它们会误导注意力去关注绝非必然的、与初级非现实化截然不同的次级非现实化。被讲述的事件，无论是服从一个非人化逻辑（南瓜变成四轮豪华马车等等），还是服从日常生活逻辑（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叙述），就在它被感知为一种叙述时，它就已经是非现实化的。况且，众所周知，现实主义未必现实，没人期待在街上会遇见笔触细腻的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现实主义涉及内容的组织，而不涉及叙述性法则，它是一个感知层次，对于感知而言，爱玛·包法利夫人和童话中的女巫师一样，都是想象性的。

但是，还应做进一步探讨。因为在写实故事（无人相信这些故事真正"发生过"）之外，还有真实故事：叙述历史事件（马拉遇刺）、叙述日常生活（向朋友讲述我在昨晚做的事）、叙述自我（等于我追述自己的记忆）、构成电影、广播和报刊的时事新闻的叙述，等等。然而，这些"真实"叙述，一如其他叙述，仍然具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非真实性形式、历史书的读者知道，刺客不是在他面前正在暗杀马拉；我给朋友讲述我的生活，而朋友明白，那不是我眼下的生活（或者更确切些说，如果这个叙事活动也是我生活的另一部分，那么，我给他讲述的那部分生活，在我给他讲述时已不复存在）；电视新闻的观众不会认为自己是影像告诉我们的那个事件的现场目击者。

真实以在场为前提，对于空间与时间两个参数而言，在场是一个优先的地位；唯有"当场和即刻"才是完全现实的。而叙述以自己的身影挡住了"即刻"（当下生活的叙述），或挡住了"当场"（电视"直播")，而且往往同时挡住两者（新闻纪录片、历史叙述等）。

只要有极小的罅隙把叙述和完整的"当场和即刻"分离开来，一段叙述就始终被感知为叙述。一些不真实成分极小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人们常常提到一边游行一边提着收音机收听现场报道的游行示威者的悖谬状况。但是，人们没有足够指出（也许因为高估了"视听"特性而往往模糊了更普遍的真理）对于示威游行者兼听众而言，这种新闻广播报道仍完全是叙述：因为在他们收听新闻报道的那一刻，他们没有再示威（或者至少不是作为示威者去收听），而且，只有从引入二次信息（在所述实例中，示威者是否拥有这份信息并不重要）的实证论观点看，他们正在收听的被讲述的游行才能够与他们参加的游行相混淆。当然，这两种游行之间的差别，不同于一次在5月15日举行的游行和另一次在5月16日举行的游行之间的差别；但是，这类差别不是唯一可能的差别，如同这里所说的情况，唯独实质性的游行可以符合两个现象性的游行：一是携收音机的人知道他参加的游行，是他排在队列中分分秒秒时刻经历的游行（如同奔赴滑铁卢的法布里斯，他永远控制不了这场游行），二是他收听到有关叙述的游行，这只是一次元游行的非现实化，非现实化源于在一次元游行中明显缺席的播音员的介人，也源于这个讲述者的闯入必然造成的时空差距（在我们的实例中已减至最低限度）:携收音机的人唯独真正能掌控的就是这二次元游行，这就如同维克多．雨果的《滑铁卢》(Waterloo）的读者（A．朱利恩·格雷马斯认为，携收音机的人分属两个行动元：游行者行动元和收听者行动元）。

我们由此就呼应了自从让﹣保罗·萨特对于想象的研究后经常阐发的并不新鲜的一个概念：现实从不说故事；记忆，因为是一段叙述，就完全是想象性的；事件应当大致结束在前，叙事才能够开始。我们的补充是，在电视直播允许的严格同步的叙述情况下，空间差距（即影像事实本身）足以接替时间差距（传统叙述中的主导因素），从而独自确保叙事非现实化的正确运行（否则，如何解释电视观众明显缺少任何精神巨震？)：直播新闻讲述的事件是现实的，但是它是发生在别处的现实；在银幕上，它是非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