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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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来，父亲一生平淡，温和知足。

    因黄河发大水，爷爷一担箩筐将家从河南挑到了山西，外乡逃难人，无房无地，刚一落脚，父亲便出生在村西破烂的土地庙。奶奶生下父亲后，只能靠爷爷乞讨得来的豆腐渣窝头果腹。贫困交加中父亲磕磕绊绊长大成人，后参军转业，与同村的母亲结婚，精打细算、辛苦经营，养育了我们三个孩子。

    至今仍清晰记得寒冷冬日的夜晚，给父亲卷烟卷的情景。晚饭后母亲迅速将碗筷收拾干净，先用湿抹布把小饭桌的桌面擦两遍，又用干抹布擦两遍，再用一小块白纸使劲在桌面上蹭几下，拿起来看看后满意地说：“这下干净了！”火炉里蓝色的火苗摇曳着、跳动着，散发出温暖的气息，昏黄的灯光下，我们三个与母亲围坐在小饭桌前。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张白帘纸，轻提纸边，对折、按压，再对折、按压……白帘纸发出沙沙的声音，折好后以刀片、细棉线将其裁剪为窄且整齐的纸条，用筷子圆头的一侧一卷，将另一头开口处的纸边轻轻捻在一起，空烟卷便做好了，装烟丝的工作是母亲和姐姐负责，睡觉前，自然少不了互相比较谁卷的多，卷的好，而后带着笑意进入梦乡。

    小学毕业之前，父亲在我眼里非常高大。

    八十年代初，能吃饱肚子外，村里还谈不上富裕。父亲是为数不多的在外工作吃公粮的人，加上母亲的勤劳和精打细算，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每年夏收时，父亲请了假回家的当晚，自行车上总载着满当当的一个绿帆布挎包。知道父亲要回来，下午四五点开始我们姐弟三个便守在院里，竖起耳朵，只要听见宅门一响，立即冲到门口，姐姐接过父亲的自行车，我和弟弟迫不急待抬下那挎包，兴奋小心地送到母亲跟前，善解人意的母亲碰到我们热切的眼神，便会立即发话：“洗根黄瓜三个人分了吧！”我们姐弟三个便雀跃起来。那时候，父亲的回家意味着美味、趣事和母亲的好心情。

    再一件事便是家里盖房子。那是父亲退休之前在家里呆得最久的一次。在农村，盖房是大事，对父亲这个从河南逃荒来的外来户，意义更是非比寻常。虽然是“全包工”，可父母亲依然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既要保证工期进展，又不能耽误满地的农活。工地上父亲是小工，收工后父亲是厨子，缺了钱和东西时父亲又成了去亲戚邻居家转一圈就能解决问题的人……

    那时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天天长大，眼中的父亲却变得“越来越怂”。

    一九八五年我上了初中，父亲工作的饮食服务公司开始了个人承包经营潮，饭店、副食品店、租车房（自行车），很多父亲的老同事自己做老板，愈来愈神气，而父亲依然是一个恪守本分的厨师。改革开放的大潮下，街面上的大小饭店越开越多，父亲所在公司旗下的饭店不断没落，终至关门歇业。在公司统一安排下，父亲那一批人成了公司服装批发市场上的管理人员，说是管理，不过是做些维持秩序的活儿罢了。我的心中却有一点点窃喜，与同学谈论时再也不必说“我爸是个做饭的了”。

    后来，父亲又回到公司做了保安，再后来，父亲到自己一个老同事承包的饭店里又做了厨子。一次去看望父亲，发现住的宿舍不过是个小小的杂物间，回家后气哼哼地对母亲说“我爸真没本事，看那住的地方，人家李叔现在都是公司的副总了，我爸……”母亲的一瞪打断了我。

    还记得高考后，看着成绩不理想的我每天不言不语，父亲和母亲凑了两千元钱，托人到省城打听消息。与父亲一起去找那人时，父亲努力挤出满脸讨好的笑，又是递烟，又是点火，心里愈发瞧不起父亲。后来，自己凭成绩考上了学，父亲为要回那两千元东拼西凑的钱，不知又陪了多少笑脸。

    待到自己人到中年，才慢慢理解了父亲的“怂”。不敢承包饭店，那是贫穷下输不起的谨小慎微的“怂”；转工作为保安，是为了拮据的家庭经济不致断裂委曲求全的“怂”；那满脸讨好的笑是为了儿女有个好前程心甘情愿的“怂”……

    年少不知父亲苦，知道已是两相隔。

    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我们姐弟三人相继成家、买房、生子，父母身上的重担终于渐渐卸下。

    老年的父亲有了自己的爱好，看足球、放风筝、钓鱼。农村的春天耕种事务日渐忙碌，少有人放风筝，更少有人常常放风筝。父亲喜欢到村东的高坡上放自己扎的风筝，那坡上有爷爷奶奶的坟地，母亲常抱怨父亲半天半天的不干农活，像个孩子般对着风筝捣鼓个没完，面对母亲的抱怨，父亲从不辩解，只是一笑了之。夏天一到，父亲便开始忙活着钓鱼，晋南天热，农活只能安排在上午十一点前和下午五点后，中间的六个小时就是父亲每天的节日，推出摩托车，遮阳伞、钓具、水壶、干粮，日复一日，人晒得黝黑。钓得时间久了，父亲对各种鱼饵的不满意日益升级，索性整了两个泡沫箱在家里养蚯蚓，父亲自觉蚯蚓是最好的鱼饵。一次邻居家的狗趁家中无人窜到屋里，弄翻了父亲的泡沫箱，待到母亲回家，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蚯蚓爬了一地，母亲大怒，铁锹、簸箕、扫帚齐上阵，连同箱子一起扔到了村外的垃圾场。一向脾气好的父亲也怒了，老俩口冷战半月有余，直到父亲新养的蚯蚓渐渐长大。入夜，伴母亲入睡的，则常是父亲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的背影。

    二0一五年公历二月，农历春节前夕，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体检时突然查出肺癌且已多处转移，六个月后便离世了。相对富足闲适的日子，父亲过了不足五年，在他七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仅占百分之七。每想至此，泪水不禁又溢满眼眶。

    父亲走的前一周我回去探望，竟在从小长大的村子里迷了路，下车后站在自家的院墙外，怎么也找不到该往哪里走，送我回家的同学见状后调侃：“怎么找不到家了，我带你回去。”离开前，每次都催我返家的父亲流泪央求母亲：“让玲玲住上四五天陪陪我吧，想让她陪陪我”，那时父亲的状态看上去尚可，母亲安慰说：“她也一大家子人，还要上班，让她回吧，现在动车这么方便，她不是每周都来吗？你看今天是星期七，她下星期六上午来，中间才五天。”父亲抹了泪，再未要求。想是冥冥之中，父亲已知自己时日无多，已知我就要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迷路的孩子……

    父亲一九四五年生人，享年七十岁。

    清明时节雨纷纷，坟头柳棍已成荫，我没有爸爸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