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青游春，赏玩山水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山水成为这一理想的寄托。登山临水，是古代士人观照宇宙世界的方式，也是归返自我本心的方式。

自然山水使主观的个体与客观的世界相遇和联结，山水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人既可在山水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又能田园牧歌式地生活，悠游自在地安顿人生。

山水游赏是对心性的陶染，追求精神愉悦和德性完满的乐游。孔子问弟子志向。曾点侃侃而谈：“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志在自然山水中沐浴、吹风、歌咏，显示出超然、清远、乐道、指高的心性，“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高度赞赏这种将日常山水化入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在乐游山水中洞彻天道、开阔心志。

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的上巳节，大地复苏，春光日暖，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祈福祛邪，是为修禊。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赏景听琴，品茗饮酒，吟诗作赋，是为雅集。会稽山阴的兰亭，四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天地澄澈，一如王羲之心境澄明。风和日丽，风物闲美。大家列坐溪水两侧，觞置于溪中，顺流而下。依约定，觞停于面前，就得赋诗，否则罚酒三杯。于是，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

《兰亭集序》的前半篇，堪称一幅绝好的山水画卷，“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勾勒出的环境清幽极了，我们现在读到这十六个字的时候，尽管时隔一千多年，仍然心向往之。兰亭雅集的现场，虽然没有“丝竹管弦”的音乐，但是暮春时节，正是鸟语花香。更何况，还有大家最喜欢的饮酒赋诗活动，所以“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而且这一天的天气也好，“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对于与会之人来说，可谓畅快。此时，正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的这一刻，万物与我为一，“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

“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登东坳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正是在自然山水中，以一种逍遥游式人生态度，陶渊明体验到“心远”的超凡脱俗之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在山水天地间，可使人的精神超脱现世的纷扰，洞察人世和政治的幽微，得到内在的宁静和睿见。

柳宗元于山水别有深情，一种熔铸了整个生命的深情，他将自己悲苦的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完全融入到了笔下的山水中。永州的山水之美让柳宗元一见倾心，如逢知己。在著名的《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把它们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同时也是要以此来映衬朝政的恶浊，显示自己高洁的人格和不甘沉沦的灵魂。

苏轼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遭遇什么、被贬往何地，都能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发现美并享受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稳健，是苏轼一生的形象写照，充分体现了他乐观自信的性格、健朗自如的心态与热烈充沛的生命激情。

郦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及《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古代山水文学最有成就的三座高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感情深挚，忘我投入，让山水与生命共振，审美主体与对象完全融合，从而获得一种忘怀一切的自由感，一种奇妙的精神愉悦——心物交融、心与物游。

长期浸润在山水之间的人，会将山水内化于人的自然本性。山水的滋养更容易使人形成和谐、内敛、温厚的心性，建立起稳定的精神秩序。人们可以不时重返自然山水，通过山水的滋养、浸润，使自己复原如初，从劳作的艰辛、各种物欲和人造的娱乐中解脱出来。在真实山水中不断陶染，人能恢复自然的苦乐感，形成良好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