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四（8）【776】2024-4-7

曾国藩奏折四（8）【776】2024-4-7

曾氏对大乱将至的国家局势已洞若观火。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在笔者（唐浩明先生）看来，这首要的原因是，曾氏来自于穷困乡村，出身社会的最底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熟知国情。曾氏虽然做了十一二年的京官，但近三十年的乡村岁月已为他一生的许多方面定了型，况且他在京师期间与家中联系密切，家乡的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中，家乡的近况也通过家书和诸弟的来京面唔而得知。曾氏曾于一封给诸弟的信中，在列举好多位的贫困处境后说“诸弟生我十年之后，见诸族戚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于我家同盛者。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他从自家戚族生存状况的前后对比中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用我们现在习惯的语言来说，曾氏是善于解剖麻雀的人。一个负有指导全局责任的人，对全局的基本状况是否心中有数，是否具备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的眼光，已经是否能把典型事例分析精当，从中找出影响全局的价值之所在，这是衡量其人领导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曾氏对国家局势的清醒洞察，还源于他的职责心。曾氏写这道奏折时，已做了七个月的刑部左侍郎。清代尚左。左侍郎是排名右侍郎之前的，虽然一个部有两个满侍郎两个汉侍郎，但清末的满员在学问才干方面普遍不如汉员，所以，曾氏就成了事实上的刑部的常务副部长。刑部职掌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事情具体烦琐，且责任重大，不能容许草率马虎。《曾国藩年谱》上说他“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可见刑部侍郎这个官职令他大为劳累。但是，也就是凭着这种敬业态度，让他深入看到了国家当前在治安何司法两方面的严峻现实。面对现状的求实态度和对皇家朝廷的忠诚之心，使他能赞赏将一己的宠辱得失丢在一边，甘冒风险道出实情，为民情愿。鲁迅先生在谈到在谈到中国人的脊梁时，曾特别举出“为民请命”的人，把他们列入“脊梁”之中。的确，以管理民众事务为指责的政府官员，“为民请愿”是其分内之事，但是这话说起来正气凛然，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民之命运之所以要向最高当局恳请，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命，也就意味着要与这些麻烦纠缠。有的麻烦来自于法律制度，有的麻烦来自于势力很强的敌对方。某些时候，这个敌对方还会千丝万缕地牵连到最高当局。于是，这些麻烦便不好对付，甚至有可能民之好命没有请到，请命者自己却丢了乌纱帽丢了性命。所以，为命请命者历来受到民众的敬重，被历史所铭记。

认真地说，曾氏的这次为民请命曾有一些风险，但不至于很大。一则因为它所呈奏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或某个集团某个人。二则新皇帝登基不久，造成这些民间疾苦的过程，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已死去的父亲，他也没有必要为亡父之过背上拒谏的恶名。果然，此折呈上一个月后，曾氏又奉新命：兼署吏部左侍郎。这说明了咸丰皇帝及中枢领导机构对曾氏的信任。另外，清代官员的兼职是连带薪俸的，也就是说，曾氏又增加了一份侍郎的工资。曾氏为官清廉，且家庭负担重，这份增加的收入对他也是重要的。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元年两年时间里，曾氏给咸丰帝呈上十一道奏折，其中除开一道谢恩疏、一道复命折为例行公事外，其他九道均为建言疏。这九疏中又有五疏非比寻常，除前面所评点的《应诏陈言疏》外，还有两篇为《议汰兵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疏都是针对时政而言，且切中时弊，并有相当的预见性。

我们知道，曾氏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脱去布衣，成为官场中的一员。做官，惯有很多做法。贪官坏官姑且不论，通常的官员都以政务无误迁升顺利为目标，少数官员也能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当地民众做点好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是好官了。历朝历代都只有极少数的官员，把为官当做一番事业来看待，把做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机制有所贡献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曾氏进京之初，便“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至志”，可见他为自己所悬的为官目标，从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七年的翰林院生涯，为他在担当大任之前铺垫了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学问和人格。

在学问上，他能从应试诗文中走出来，致力于经济实学，并能在对“盈虚消息”的领悟中感受天人合一的绝大智慧，实现求知领域中的质的飞跃。在人格上，他遵循“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将所认识的道理运用在自身的培育修炼中，从而在人格的锻造上同样获得质的飞跃。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氏在出任礼部侍郎肩负重担时，已经完成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之前的诸多准备，接下来的应该是在国事管理中施展身手的时候了。实任礼部侍郎一年，兼署兵部侍郎四个月后，道光帝以六十七岁的帝王中之高龄升天，于是他对国事的一些思考便只能向咸丰帝来陈述了。因而便有了这一批内容结实的奏疏。

这些奏疏，在道光末年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政坛上，的确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引起朝野内外的注目和议论。它的作用，更多的不在奏折本身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而是让国事关心者感受到一股迥异以往的新气氛，看到朝廷中出现了一个可寄予希望的新人物。曾氏的奏疏抄件传到湖南后，被人广为传抄争阅。刘蓉为此赋诗：“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是来自士林的尊敬。一年后，朝廷决定江南兴办团练，原太常寺卿唐鉴向咸丰帝立荐曾氏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并预言他一定可成事。唐为何这样相信他？除过去有学问上的接触外，这一批奏疏也无疑让这位阅世甚深的老牌官员看出了内中的机奥。这可以视为来自官场的器重。正是有着如此的背景，才会有曾氏日后的故事。

熟谙史册长于思考的曾氏，说不定早就想打了这一层，这段时期之所以接连呈递奏疏，其背后深藏的目的，或许更主要的是在新主子和世人面前表现自己！

写作简析

从百姓众多苦难中拣出三个最大的苦难来上报，这既需要眼力，更需要胆量；至于能否打动 人主之心，则还要看事例充不充足，若要让他心惊肉跳，那便要仪仗文笔了。关于这两点，此折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要言妙道

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子，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