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00斯坦福监狱实验：内心潜藏的“恶意”有多大？

划重点
1.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是人的两种本能欲望之一。这也许是内心的恶的来源。
2. 通过对这些实验的复盘，心理学家们发现，想要防止恶意转化成真实的行动，最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就在于，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人”。
3. 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对自己警觉一些，犯错的概率才会小一些。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从众效应。群体的力量可能改变个体的判断和行为。这一讲，我们进一步介绍从众带来的后果。

我们都体验过从众带来的“身不由己”，因为害怕被群体孤立，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违心之举。聚餐的时候别人都在举杯喝酒，你虽然并不想喝，但还是不得不应酬一杯。

这种事情有一些不愉快，但还在我们的底线之内。但假如有些事完全突破人的底线呢？比如，有人要你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你会因为从众就接受这样的要求吗？你肯定会说，这不可能，这种事违背了我们根本的道德观。

但是先不要这么确定。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很好奇，研究的结果让他们自己也大吃一惊：社会压力不仅会让人做出小小的违心之举，也可能颠覆根本的道德，甚至把人变成野兽。

这节课，我们就从这些“打破底线”的实验讲起。之所以讲这些实验，是希望你了解人性的弱点，从而对自己更加警觉。因为我们的洞察能力，就是对抗这些恶意的武器。

电击实验

我先讲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做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这个实验证明了人在权威的要求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突破道德底线，做出对他人来说构成伤害的残忍行为。这是 1965 年，由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实验的剧本是这样的：研究者先解释，这个实验是为了探究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每组两个人共同参与实验，一个扮演老师，另一个扮演学生，角色抽签分配。学生的任务是记单词，回答错了，老师就要对他进行惩罚。所谓惩罚，就是给他越来越强烈的电击。但实际上呢，角色并不是随机分配的。真实的被试抽到的永远都是“老师”，抽到“学生”角色的，其实是一个演员。研究者在这个“学生”的手腕上绑好电极，请“老师”——也就是被试——在隔壁房间，操作这样一台机器：上面有30 个开关，对应着不同强度的电压。老师按下开关，就是对学生实施一次相应强度的电击。电压从 15 伏开始，一直升到 450 伏。根据生活常识，450 伏已经远远超出安全电压的程度。

不过，这一切都是扮演的。当老师在房间里按按钮的时候，隔壁传来的声音实际上只是录音，对方并不会受到任何真实的电击。但老师并不知道，他们遵照研究者的要求，只要学生一出错，就提高电击的强度。前几次是轻微电击，当电压升级到 75 伏之后，老师听到隔壁传来呻吟声，但他不能手软，还要继续升级。120 伏时，他会听到学生求饶：“太疼了！” 150 伏的时候，学生开始大喊：“我要出去！我不参加这个鬼实验了！”老师转头看研究者，研究者面无表情地说：“回答错误，电击。”

老师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升级到 270 伏，就会听到隔壁的抗议变成了痛苦的惨叫，但研究者毫不留情，他告诉老师，只要对方没有背单词，就要继续升级电压。升级到 330 伏之后，隔壁房间就再也没有传出任何声音了。这时候，老师还打算继续惩罚吗？要升级到什么程度才会收手呢？

这里，你可以先问问自己：假如你不知道真相的话，会坚持到哪一步？米尔格拉姆也问过一些人，大家普遍觉得，100伏以上的电击，就已经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自己不可能再服从，一定会立刻退出研究，说不定还会报警。

米尔格拉姆又请他们预测，其他参加实验的人可能会坚持到多少伏？大家对别人的估计普遍悲观一些，他们猜想，也许有人会升级到 300 伏？但这也是极限了。只有一位精神病学家认为，一千个人当中恐怕会有一个极端病态的人，会升级到最高强度的电压，也就是 450 伏。

但精神病学家的这个预测也过于保守了。事实上，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请了 40 个被试，有 26 个人一路升级到了 450 伏，占据了全部被试的 65%。后来米尔格莱姆又重复了一次，这次他让录音的惨叫声变得更惨烈，但结果并没有太大变化，40 个被试当中有 25 个人，会坚持把电压升级到最大，占总人数的 62.5%。

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让人非常震撼了，但这只是证明了人们比想象当中更容易服从权威。就像前面讲过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自我辩护：我只是遵从了别人的指令。

假如没有权威的指令呢？有心理学家对人类最后这块遮羞布做出了挑战。他就是米尔格拉姆的高中同学，菲利普·津巴多，大名鼎鼎的《心理学与生活》的作者。他设计了一个研究，叫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了在没有权威指令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因为群体关系激发出恶意。

1971 年夏天，津巴多和同事们用斯坦福大学的一间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他们征集了 24 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完成 14 天的实验。他们被随机分成两组，12 个人扮演狱警，另外 12 个人扮演囚犯。就像真实的监狱一样，囚犯们被“警车”押送到监狱，搜身，清洗，右脚戴上脚镣。扮演囚犯的志愿者不能自由行动，而且每个人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而扮演狱警的志愿者被告知，他们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

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种“过家家”的游戏吗？囚犯并不是真的囚犯，狱警们也用不着如临大敌。他们只会在模拟的监狱里相安无事地度过两周。但是，事实真的如我们所想吗？

实验第一天晚上，狱警们就开始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们在半夜吹起床哨，让囚犯起来排队。囚犯要是不服从，狱警就会用关禁闭、做俯卧撑的方式进行惩罚，还会在囚犯俯卧撑时骑在他们身上增加重量。这时候，他们的状态已经不再是角色扮演的大学生，双方都越来越像是“玩真的”。囚犯开始反抗，但这换来了更残酷的“管理”：狱警用灭火器喷射囚犯，不允许他们休息，不让他们洗澡，强迫他们在房间里如厕，等等。

情况越来越失控，实验到第六天就不得不提前终止。当时，地下室里充斥着难闻的气味，“犯人”们被戴着脚镣连在一起，脑袋上套着袋子，被“狱警”吆喝着跑来跑去。只看这一幕，你会觉得这就是发生在真实监狱里的虐囚事件。这个故事在 2015 年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就叫《斯坦福监狱实验》，你有兴趣可以看看。

你看，扮演狱警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道德边界。一些人折磨另一些人，没有必然的理由，只因为他们刚好处在“有权力”折磨别人的位置上。这个实验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不加遏制的权力有多么可怕。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人的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际环境的影响，甚至不需要具体到某个人，只要分配一个抽象的角色，人就会一步一步变成这个角色要求的样子。

如何阻止恶意转化为行动

无论是电击实验，还是斯坦福监狱实验，似乎都在证明人们内心潜藏着某种“恶意”。与其说这些实验是为了批判人性，倒不如说是为了警醒：这是人类共通的恶意，实验参与者能做出来的事，其他人也有可能那么做。

这种恶意从哪里来呢？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也许可以提供某种解释。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是人的两种本能欲望之一，只是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欲望被超我压抑住了，我们心里有个声音会说：“我这样做了，就是一个坏人。”而群体似乎提供了一种免责的机制，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理化的辩解，比如“研究者要求我电击”，或者“我的犯人不服管，我只能维持秩序”。他们有了借口去释放内心的“恶”。

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只是探索这种恶意，还要去探究，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这种恶意转化成真实的行动。通过对这些实验的复盘，心理学家们发现，最重要的保护性因素就在于，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人”。

你看，在电击实验中，老师只是在按机器上的按钮，虽然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的声音，但对于对方究竟在经历怎样的痛苦，并不能感同身受。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有囚犯的扮演者都不再用之前的姓名，而是用一串数字编号取代。当人变成一串数字代号，就成为了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这种情况下进行残酷的操作，狱警就会减少一些心理负担。

只有当你近距离地接触另一个真实的人，盯着他的眼睛，感受到他的痛苦，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这时候，系统 1被激活了，你可以感同身受地理解他的处境；如果隔着一定的距离，把对方当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就会启动理智的系统2，你会更愿意讲道理而不是讲人性，即使你的行为造成了伤害，你也没那么敏感。

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网络暴力。残酷的网暴往往发生在抽象的空间中：一个人只是在键盘上打字，说：“你怎么不去死”，但他没有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可能认为这些话是在维护正义。但他已经不知不觉突破了道德的边界。这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么愚蠢或是邪恶，恰恰是因为他很正常。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才不会像他们那么蠢。越自信的人，反而越容易犯错而不自知。我们看到人性的弱点，对自己警觉一些，犯错的概率才会小一些。

好了，这节课的主题有点沉重，我们介绍了电击实验和斯坦福实验，证明了人们有多么容易在群体的影响下释放内心的恶意。但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从另一个角度警醒自己。

期待你分享对这两个实验的思考，也可以把这一讲分享给自己的朋友。说到网暴，它的成因除了在社会群体中更安全地释放恶念，还有责任分散机制。这个部分，我们在下节课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