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27 乌台诗案 牢狱之灾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宋神宗几番折腾之后，朝廷庸吏众多，像苏轼这样的官员，虽文名遍天，却报国无门。苏轼不同于历代其他受贬谪的诗人，不是抑郁难守，便是放荡颓废。他的乐观与自在，哪怕是在最难守的煎熬之中，也能见到世间的美好。

正如苏夫人教导孩子们所说：“你们父亲看似最吃亏的是那不加遮拦的嘴，但实际上，你们要学习父亲的豁达乐观，不论境遇如何，只要心怀阳光，生活终究过得去。试看看我们苏家这几十年，父慈子孝，一团和气，遇事有友相帮，有亲人相随，这便是苏家最重要的传承了。”（苏夫人的理解很到位，也是苏轼面对现实无奈逃避的一种内心解读。）

苏轼这一生，豁达与失意如影随形。便是在这豁达与达观里，他成了千古唯一的苏轼。

十几年的宦游生涯，没能磨去苏轼的脾性，反而因为时时在百姓之间，看遍了处处荒凉，让他更为心疼天下百姓。与那些高高在上的京师高官相比，苏轼更接地气，也更难改掉为民直言，不顾自身的脾性。

这些年苏轼辗转贬谪各地，诗情勃发，诗文中充满了丰沛的情感，有悲愤，有痛苦，有迷茫，有失落。拆开去看，苏轼的那些句子诗词不过是偶然的诗情而已。但诗为心声，心里如何想，便会在诗词中体现出来。（以上原文部分由于比较啰嗦，且叙事逻辑不顺畅，做了调整与删减）

苏轼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他写了百姓们所吃的食物。伴着山而居住的山民们饭食里的竹笋很好吃，但仔细一尝，里面居然没有咸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为何无盐，苏轼心里怎么会不知道?看到这首诗的苏辙也看得见，朝廷的食盐垄断政策扼杀了整个盐业.。

比如说苏轼写过这样一首诗，他当时正以官员之身行使监督之职，那时被征调的百姓获命挖通运河以通盐船。

艳阳如火，土地如铁，汗出如浆，却无人怜惜。衣衫褴褛的百姓们身上被汗水浸湿了一遍又一遍，痛苦不堪。每天黎明之时，工人们便闻号声而聚集开工。（这段想起伏尔加河的前夫，确实只要统治者能力不够，就容易被封闭听觉和视觉，苦的是老百姓。）

“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苏轼十个字，写法平实，工人们的艰辛如在眼前令人身如其境。难怪弟弟苏辙也说过这句诗“虽寥寥几字，却令人看了心酸难抑”。

再有一次，苏轼在杭州西南的富阳游览之时，风清如水，叶色新新，处处都是天刚放晴之时的喜悦，当下赋诗云：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俺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苏轼的文字中，处处是世间百态。百姓爱他的直抒胸臆，更爱他的直爽自在。有一次苏轼北游到太湖地区去拜访好友孙觉。这位孙觉，身材高大，面有长须，作得一手好字画。那一次的聚会里，正是孙觉写了一本书法帖，要各位好友在上面题字。

苏轼一声长笑，挥笔而就：“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跳闹豁达之余，内心荒凉可见一斑。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还有一次，苏轼去吴中，写下一首诗：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吴中田妇叹》)

辛苦劳作，最后还不如跳河自杀，这样的现实生活，怎么不叫人心灰意冷?苏轼每出一首诗，人人争相传阅，过不了几日便处处传诵。

苏轼曾以为，自己已经被逐出了朝堂之外，外放为官，写诗不过是直抒胸臆，其他不足为虑。正如他的父亲苏洵所说：“吾儿，不论境遇如何，保持初心为要。习字学文是为坚守仁义道德，如若是为荣华富贵，不如早做商贾，莫污了斯文二字。”

（苏洵的三观很正，对苏轼的影响很大。但是苏轼其实不如老苏通透，试想苏轼如果不做官去做书院先生应该能过得更幸福。但是苏轼还是很有抱负的，一心为国效力，但是他官场走不动，越做越颓废。相比之下，苏辙则随了苏洵，知道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本分，同时也清楚自己所求，踏实稳重，在官场上找到了一定的位置）

但也正是这些让苏轼可以舒怀的诗，在后来给他带来了不小的祸患。

那一日，苏轼正随着周邠游历岭南，事有凑巧。正好碰到一位故人，这位故人面色惨淡，神色却是疏朗，他和苏轼说：“我被夜鸮逐回矣。”

苏轼讶然：“夜鸮?这是什么意思?”

苏轼的这位故人本来是岭南的太守，他为官勤俭，为民请命。

这一次是因为上表一篇请求简化免役税征收而获罪的。他说：“我那次呈文到京师，人人都不愿意看。最后没办法，我豁出去了，把我写的那篇上表给了一名税吏。本来以为至少能有一点反应，哪知道没多久便被两名武装侍卫押送出城，一直没能等到陛下回复，我就被贬了。”

苏轼很奇怪，要来那篇上表一看，逻辑清晰，建议详当，如果能实施必将有所助益。那位岭南太守说：“夜鸮这事，我给你慢慢说，你就明白了。燕子和蝙蝠讨论一个问题。燕子说一天是由日出开始的，而蝙蝠却说一天是由日落开始的。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决定去找凤凰作裁判。谁知道在去找凤凰的路上，一直找不到，鸟儿们都说好久没看见凤凰了，有些鸟儿说凤凰睡着了，有些说凤凰请假了。后来遇见一只鸟，那只鸟一听他们的来意，直接就说凤凰被一只夜鸮（猫头鹰）给代替了。你们这个时候去问，问了有什么用?”

（这段有点儿意思，放在很多时代都适应。）

苏轼听完，恍然大悟，于是便有了一首诗：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学道恨日浅，问禅惭听莹。

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铺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

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节选)

这样的诗越来越多，苏轼不知道的是他所写的诗，都被那些当权的人收集了起来。虽然诗里根本没有问题，但这些最现实的民生现状，是庸吏不愿见到的真相。他们惧怕这样的诗流入了皇帝眼中，只要能粉饰天下太平，便是这些当权派的享乐盛世。

自欧阳修去世之后，才华卓著的苏轼众望所归地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者，文人们以拜苏轼为师为荣。当时的苏门四学士里，以黄庭坚居长，人们把苏黄相提并论，但黄庭坚始终一直认为自己比不上苏轼。特别是在九月底黄楼的一次大聚会上，苏轼开朗风趣，毫无心机的态度丝毫不同于其他的官场文人，赢得了在场文人们一致的尊敬。

如他自己所说：“我如果遇到不平的事情，真的就像是苍蝇在嘴里，不吐不快。”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被调往湖州(今属浙江)。按照以往的惯例，此时的苏轼要上表谢恩，对于过去那些不利于民的措施，苏轼不敢直接表露，但他又不吐不快，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把谏言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久而久之，苏轼的诗里描写百姓困苦的内容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对新法危害的描写。

苏辙最先感觉到危险，他提醒苏轼：“哥，莫要高调，无人维护之时，自身难保。”

（祸从口出，官场的黑有时候压过战场。显然，苏轼还是少年秉性，当然他的秉性，如果不说出来，恐怕会寝食难安。苏轼确实）

苏轼却没有意识到，他在自己的谢表里提到了李定和舒亶。这两位曾经都是王安石门下的得势之人，自王安石败落之后，他们因为再一次讨好了新的掌权者，重新掌握了权力。

对于这样见风使舵的小人，苏轼居然把他们写进了自己的诗歌里，明文嘲讽揭发他们。

神宗一直很欣赏苏轼的文采，只是由于一些人的阻拦，他一直未曾得见苏轼那些描写人间疾苦的诗歌，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才华横溢的层面。

弄权小人对他一直很忌惮，唯恐他得到皇帝的青睐。果然，苏轼的谢表呈上去之后，那些掌权的小人无比惊慌，其中最着急的莫过于李定与舒亶。这两人被苏轼点名了。万一苏轼在朝堂之上被皇帝一召见，那自己不就难逃厄运了吗?

掌权者因为担心苏轼得势，就干脆阻止苏轼入京见皇帝。他们上欺下瞒，最后苏轼果然未能见到皇帝。不仅如此，他们还想了各种后续手段用来对付苏轼。

元丰二年六月，才到湖州不久的苏轼被一位御史告了。这位心机不正的御史摘了苏轼谢恩表里的四句话，无中生有，说他不忠于君。

几天后舒亶、李定也先后状告苏轼，说他的诗词作品中有不忠于朝廷之处。舒亶更是费尽心机地把苏轼原来所写的对于青苗法的诗句全部翻了出来，给苏轼扣了个不忠于朝廷的罪名。

定下这样的罪名很容易，因为青苗法危害太多。写这些诗的时候，苏轼就是想揭发这些。但在李定他们眼里，写青苗法的弊处，就是反对朝廷。

李定等人希望皇帝下旨处死苏轼，可神宗并不想杀苏轼，他认为既然正式提出案情，就应该让御史们详细调查。

朝廷派出的官差皇甫遵为了讨好当权派，一到湖州，二话不说就把苏轼给拿下了。苏轼家里乱成一团，苏夫人着急慌乱间只记得把孩子聚在一团，让他们不要多话。这种时刻情况不明，万一多句嘴添乱可了不得。

皇甫遵威风赫赫，大嘴一张：“苏大人是吗?你已经被就地免职了，现遵陛下旨意，押你去京师审问。无关的人都给我闪开，别挡道!”

苏轼听到他的话，哪里会不明白这等情形?但要他向这样的小人开口，那根本是污了自己的嘴!于是他选择缄默不语，以沉默相抗。按例，苏轼有一点时间与家人道别，几番商量之后，决定由长子苏迈陪他进京。

得到消息的百姓们自发排成长队，泪眼迷离地送别了苏太守。

在一路哭声里，只有皇甫遵一人得意扬扬、不可一世。苏轼被押走后，他的家人们决定进京。抵达安徽宿县，御史又派差官去搜拿苏轼的诗篇、信函和其他文件。许多士兵围住苏轼家人的小船，翻箱倒柜，把东西随处乱丢。

家里的女眷为了避免官差们搜到更多的诗稿编排罪名，趁夜大烧文稿。后来死里逃生的苏轼查点文件时发现，自己三分之二的文稿都被烧掉了。

从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到八月十八日关入御史台监牢，苏轼之后接受了近两个月的审讯。

在坐监的日子里，儿子苏迈天天去给父亲送饭。监牢湿冷，苏迈与父亲小声约定：“父亲，你放心，我会在外一直打探消息。如果外面的风声没事，送的饭里就会有菜与肉。万一有坏消息，饭里就会有鱼。”

“此法甚好，免得狱卒干涉。”苏轼应允，表示明白。

但有一次苏迈手中钱粮吃紧，没办法，他只能出京去借钱。他怕父亲吃不上饭，专门拜托了一位朋友去帮父亲送饭。只是事情仓促，苏迈忘记告诉朋友不要送鱼过去，哪知道这位朋友偏偏就送了鱼。

苏轼在监牢中度日如年，每天最大的期望就是看看今天有没有坏消息。及到朋友把饭送到，一打开，是一条鱼。苏轼默默咽着泪，食不知味地把饭吃完了。

以为自己命不久矣的苏轼，写了两首诗，委托弟弟照顾自己的家人，还感谢皇帝对自己的恩情。狱卒正愁找不到罪证，马上把这两首诗上交给了朝廷。

对苏轼的审讯在十月初终结了，证人们的证言被呈到了皇帝手中。皇帝一看，这一次牵连的人太多了，其中尤以驸马王说牵涉最深。因为在这一次的审讯中，朝廷发现他和苏轼曾交换过许多礼物。不久，皇帝下令，所有与苏轼有诗信来往的人都要把手边的诗文交予调查。

就在此时，后宫也出了一件大事。一向支持苏轼的仁宗太后生命垂危。

这位贤德一生的太后，临终前不说其他事情，却对皇帝说：“我现在都还记得，苏轼兄弟中了进士那天，仁宗先皇高兴地说，他那天为子孙得到两个相才。现在苏轼因写诗而获罪，在我看来，这是小人的陷害。他们在苏轼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只能钻空子用他的诗来定罪。”

因为气息急促，太后一时只能停下说话。陛下连忙命宫女为太后调整好靠枕，早有伶俐的宫女上前喂水。但太后却轻轻地推开，继续说：“只希望你认真处理这件事，千万不能中了小人的奸计，那样老天爷会动怒的。”

皇帝一时之间心绪难平，默默点头，记下了这些话。

因恰逢太后殡葬，苏轼的案子被搁置了很久。十月三十日审问的官员们做了一份案情摘要，呈给皇帝。狱卒把苏轼写的两首诗一上交，皇帝看完，大受感动。苏轼将死之际，依然记挂着自己所受的恩情，无半句抱怨推责，反而是感恩陛下对他的赏识。

“苏轼其人，赤忱一片，你们哪里懂得他。”

因为这份感动，哪怕御史再施高压，给苏轼制造各种不利局面，最终皇帝仍释放了苏轼。而这起所谓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监牢的代称，纯粹就是对苏轼赤裸裸的构陷。

（苏轼的天纵才华让他走上仕途，后来又因为才华让小人忌惮以至于遭到杀身之祸。不过，苏轼算幸运的，足够有名可以上达天听保住一命。）

苏轼是一名小官都会因为这样的构陷而沦落至此，更何况那些无力反抗的百姓呢?幸得有文名，幸得皇上惜才，才捡回了一条命的苏轼，不仅没有因为这次的遭遇而变得乖顺，反而似看透了一般，变得更为自由自在了。

正如后人所说，《湖州谢表》本是一件简单的例行公事，但在苏轼诗人的笔下即使是写官样文章，也有丰富的个人色彩。谢表里写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简单的话却被蓄谋已久的新党抓了辫子，朝野上下新党一派众口一词地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时因调任湖州知州所写的《湖州谢表》本是例行公事，引起的这次牢狱之灾却影响了苏轼的仕途。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