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邛崃的邛竹说起】||狼烟诗影||
从邛崃的邛竹说起
文/狼烟诗影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文献上都记载，四川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丝绸之路到底运的是什么呢？当然不只是丝绸，还有川内其它货物，比如茶叶、盐、铁、青铜、蜀布、邛竹等。官方的“丝绸之路”，四川人称“茶马古道”。那么，这个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的历史有多长呢？起点在哪里？起初，国家把长安定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后来在一片质疑声中收场。首先，长安就是西安，在西安，没有茶叶种植，没有酒的酿造基地，更没有桑树的种植和养蚕织布，就连瓷器都不是西安烧造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历史的每一个学者，为什么秦都汉唐繁华的大都市，这些货物完全是别的省份供应过去的？在一片争论不休中没有了定案。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真正的丝绸之路就在四川，四川是丝绸的生产地；邛陶的生产地；邛酒的出产地；邛竹的出产地；邛茶的出产地，青铜器、和古镇制品，四川都有，天府之国，哪样都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四川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历史调查。
根据多年的田野调查，茶马古道的形成在三皇五帝之前，为什么会推的那么远呢？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根据的。因为四川有古籍文献记载，和《中国文献通考》比如《中国文献通考•黄帝》篇就这样介绍：“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周人逐步将祖先的时代提前，最终以黄帝为祖。[37]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华夏族的祖先”。
这样看起来，百濮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百濮又来自于四川邛崃，两条濮水河孕育了黄皮肤黑头发人种。在邛崃有仠濮水和布濮水，有古濮国和古濮人的存在，都是有史有证记载的。所以，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之前时期，至夏、商、周 。比如，《华阳国志•蜀志》中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遮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这一段话我们这样来释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意思是“蜀”是一个国家，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家的呢？是三皇五帝时期，三皇五帝中有一个皇帝，叫“人皇”，蜀和巴都接受“人皇”是共同的“王”；这里的“囿”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囿”指的是有大型部落的人居住的地方。到大禹开启夏朝之后，把“囿”更改成“洲”。“洲”，意思是有两条江水合流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一个大型部落，有三十万人以上的古城堡国家。“囿”也就是说，城墙围着的里面，居住着人，就生活在城堡里一样。所以，三皇五帝时期，黄帝、颛顼他们统治着“九囿”，就是九个“囿”。也就是夏朝所更改成的“九个洲”。“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遮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黄帝就是“天皇、地皇中的“人皇”，“人皇”居中，管着巴和蜀。也就是四川盆地是“人皇”黄帝管辖地。
黄帝的儿子叫昌意，他是蜀中的人，他的第二个叫昌意的儿子，娶了蜀中蜀山氏之女为妻，生了个儿子叫“高阳”，后来高阳成为了皇帝，讳称“颛顼”，就是历史上说的颛顼大帝。以后，颛顼的子子孙孙都是“候、伯”的官衔。这个意思就说了，黄帝是四川人，他的儿子也是四川人，他的儿子昌意娶的蜀山氏之女也是四川人，昌意生的儿颛顼也是四川人，这样，问题清楚了。在文献记载中，逻辑上推理，三皇五帝时期就应该在四川。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当皇帝的都是黄帝的子子孙孙，一直到“周”，周武王打败商纣王，才又一次到中原统一了全国。那么武王克商，“商”这个国家在哪里呢？原来，《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和蜀的朝代就“夏、殷、周”。这就是说从黄帝到周武王伐纣前的“殷”和“商”是同一个时期国家，合称殷商，商应该是殷的诸侯国，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印历史书不好分，去掉“殷”，直接写成夏、商、周。故，在《中国文献通考》中称夏、商、周。在《华阳国志•蜀志•巴志》中称夏、殷，周。《司马迁初写的《太史公序传》中也是夏、殷，周，三国以后，特别是东晋到隋唐时期，通过十五次以上的删减和修改司马迁的《太史公序传》，才成了我们今天读的《史记》。
从《尚书禹贡•牧誓》中，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不是周武王攻打河南商丘的商纣王，而是攻打四川蜀中的殷纣王。在《牧誓》中，从“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来看，周武王的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邀请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都是四川的古国部落来看，参加这一场战争就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就是说战车是三百辆，一辆马车按甲骨文描述商朝战争，最大的战争都只有一千多人来算，一辆车三个人，才九百人。加上拿兵器“虎贲”的三百个士兵，才一千二百人，这里面包括了邀请来的四川八个国家部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的车辆和士兵。加上周武王的全部家人周武王的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不足一百人，就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的战争。《牧誓》中的这一句话“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意思是说周武王在黎明时分的时候，先去商纣王的都城外面侦察了一下，发现一切正常，才回盟津领兵前往商纣王的都城的。这个就说明周武王的都城“盟津”，离商纣王的都城不远。而这些邀请号称八百诸侯，只是虚张声势，而这八部落都是四川的古国部落，这说明，这一场战争发生在四川成都平原。《华阳国志•巴志》中明确介绍了这一场，也只是一千多人的战争，巴国的人走在战争队伍的前面，而且是以“前歌后舞”的形式去的，就是现在说的唱歌跳舞接近商纣王都城的。巴人走在最前面，本来想战争开始的时候，巴人就把吹的“琴瑟”和防射箭的“板楯”当武器”。这说明牧野之战，走在前面的吧巴人，是以乐器和木板当防射箭武器的。而且离商纣王只有五六步的距离，这说明商纣王已经出城是以迎接的方式出床城的。没有防备，不知道周武王是去攻打他的。在互相对骂和互相指责之后，商纣王退到鹿台，放火把自己烧死了，后面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周武王同意让他继续做“商”这个国家的王，但是已经不是皇帝了，而是成为周武王的一个诸侯国而存在。这就说明周武王和商纣王并没有发生战争，而是通过商量，商纣王自己去鹿台，放火把自己烧死，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可以继续当“王”，但是只能是周武王封的诸侯国的“王”。后来，周武王用同样的方式，把大部分的中国统一了，只剩下东夷人还没有统一。四年后，周武王死了，他的儿子尚小，就周武王的兄弟周公旦的扶助，并用周武王同样的方式，打败了东夷，统一的全中国，这个历史是有记载周公旦统一东夷，建立了真正的周朝的。
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还有一句话：“秦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蔚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从司马错和中蔚田真黄说“蜀有桀、纣之乱”。我们就知道，“桀”指“夏桀”，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纣”，指“商纣王”，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那么问题来了？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夏朝和商朝应该都在四川。因为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乱政，被“商汤”商朝的开国皇帝“汤”灭掉。而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商纣王又被周武王灭掉的。这些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都在四川，是西周的周幽王乱政，让西周人民民不聊生，民穷财尽，很多部落都迁徙到远方去了，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很可能周平王就是从四川三星堆这个地方迁徙去李煜的。今天我们看三星堆的掩埋坑不像是战争留下的掩埋坑，而看上去是这个国家的人或政府机构统一迁徙走了，才自己毁了宗庙里的青铜器和其它祭祀礼器，而且掩埋还特别有序，每一层放的都是井井有条的摆放。
有时，古籍难以理解，由于没有标点符号，不知道怎样去每一句话的指向。如《西南夷例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现在我们来打上标点符号看看：“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注释的意思应该是：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来到西域的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通过历史调查，汉时期的阿富汗不叫大夏）看有蜀中产的“蜀布、邛竹杖在商铺中出售。（蜀布：蜀锦）张骞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这里的，商铺老板说来自于阿富汗东南身毒国（身毒国：今天的印度）。是有做生意的商贩从印度运过来卖的。张骞大声说：“大夏在汉西南”。意思是说：“大夏国在汉的西南方，因为中国商贩经常被匈奴抢劫，所以不用这个通道，而是从蜀去印度更便利，路程又近，有利而又无害也”。
问题来了，前面说张骞出使西域，到一个叫大夏国的地方，见四川贩运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这后面又说“大夏国又在汉之西南方？”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不太好理解了？这是古人写传记时犯的错？还是后人更改过司马迁写过的《史记》？弄得很难去理解前后关于这个“大夏国”到底是今天的阿富汗？还是说，蜀中的邛崃就是大夏国？”所以今天我们这翻译古文时，就存在很多争议。
另一篇《太史公序》记载的一段话。（太史公序：就是我们今天喊的《史记》。史记本名叫《太史公序传》因为司马迁当时在汉景帝时期为汉的“史官”，司马迁故称“太史公”。现在我们来看看当年司马迁写的一段话：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这一段话有出现了“关于邛崃的“邛竹”。司马迁说：在西南夷之端，就是在今天的广州那些地方，我见到了枸酱卖，还有来自于大夏国的“大夏杖”大夏杖就是邛竹。
问题来了，在邛崃地区出产的“邛竹”，到底在四川之外的地区叫“邛竹”还是叫“大夏杖“呢？如果在印度或者阿富汗都叫“邛竹”，应该叫“邛竹杖”是合适的。为什么司马迁在原写的《太史公序》中说是“大夏杖”呢？这里的“大夏”指的是的“大夏王王朝”吗？还是指的是“邛竹杖“运到一个叫“大夏国”的地方以后，称为了“大夏杖”吗？还是说，四川在古代就是“夏朝“的政治中心地位而称“大夏国”呢？这里有个细节，就是从周文王起，到周的后期，周开始衰败了，到秦，秦始皇灭了很多诸侯国，但是，唯一楚王和滇王还在，没有被灭掉。也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楚和滇王一直没有被灭亡。到汉时期的汉武帝时，汉武帝又灭了许多西南夷的小国，但汉武帝还宠着“滇王”这一个人，没有灭他。所以，在西南夷的最南方还可以见到“大夏杖。”还专门打了一个顿号来表明，大夏杖就是邛竹杖。
问题就是这两本古籍记录的“大夏”指的是大夏国阿富汗？还是邛崃上古时期，邛崃就是夏朝的政治中心呢？邛崃的“邛竹”《太史公序》中称“大夏杖”，又把“蜀布“叫“大夏布”等。
问题又来了，两个古籍记载都把古临邛说成“大夏国”是误写？还是后人在印《太史公序》书籍时时候，更改过什么文字？那么，《史记》在流传两千年的过程中，有没有被很多人删减和更改过《历记》呢？答案是，肯定有修改和更改的。读了《史记》的序，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读的《史记》是不真实的，是已经修改和删减过的司马迁撰写的《太史公序》。
那么？夏朝是不是在四川？在古蜀？在邛崃？我们从秦惠文王和群臣司马错讨论攻打古蜀国时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秦惠文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蔚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
《华阳国志•蜀志》里就有这样一句话“蜀有桀、纣之乱”。大家都知道，“桀”，指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纣”指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这就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就在四川。所以，文献记载孔子修改记录上古历史的《易》《诗》《书》《礼》《乐》等六经是有根据的。
《太史公序》经过十五家之多的印刷厂，就慢慢地把《太史公序》更改成了《史记》，而真正《太史公序》的内容被删剪了至十个目录。内容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那么，为什么那些人要删除司马迁《太史公序》中十个以上的目录文章呢？今天的官方解释是《太史公序》里涉及宫庭秘密而删除的？这种解释不太正确。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当时中原一带的印书厂家为了得到中国历史人物和中国历史地名家乡化，就进行删除和修改。在《史记》里面是提到这个事情的 。所以，修改和删除过的《史记》内容和《太史公序》的内容名称是有差别的。就如《太史公序》说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夏竹”，而《史记》说张骞在西域见的是“邛竹杖”。在《太史公序》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张骞见商贩在卖“大夏竹”和“大夏布”，称这些东西来自于“大夏”，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夏朝”就在四川，印度和中东人故称四川的蜀地为“大夏”，还专门在“大夏竹”中解释，“大夏竹”就是“邛竹”。还说张骞去了大夏的邛西去“身毒国”二千里。证明了夏朝就在四川蜀地，包括邛崃。
作者/狼烟诗影，四川邛崃市人。曾用多个笔名著有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数百篇，古体诗，填词两千多首。笔名有:狼烟诗影，田子，哥哥在写诗，温柔一剑，老大，风中孤影，风中流浪……等。作者真实姓名暂时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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