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灰色地带》｜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道精致的灰（part3:第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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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灰色地带？

顾名思义，灰色地带就是处于黑色与白色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么，什么是传播学的灰色地带呢？书所言的"灰色地带"不仅仅是黑与白、是与非的中间地带，而是在传播研究史中往往被忽略的人和事。

以往的传播学研究总是一种宏大的、单一的叙事逻辑，似乎有些理论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去重访这些灰色地带，可以让我们从过往的断裂中找到连续，并为传播学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当一个个学者、学派变成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我们容易忽略其自身复杂性、矛盾性，将鲜活的思想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本书对于传播史的观察持批判主义的态度，仿佛一位冷静的学术史旁观者，为读者们将学术故事娓娓道来。

因此本书并非简单告知我了这些历史，而是告诉我在今后学习中如何去思考，让我们一起走进传播学的“灰色地带”。

主题推导

第二章：超越有限理论效果—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第三章：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

第二三章思维导图

哥伦比亚学派的贡献与批评

一、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实际上“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许将之成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更加贴切。

从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普林斯顿的广播研究所开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淡出传播研究领域，他及其同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调查广播剧为何导致社会恐慌的《火星人入侵》；探讨选民投票决策的《人民的选择》；研究人际影响和大众传播效果关系的《人际影响》；柯拉帕总结性地提出“有限效果论”的《大众传播的效果》等。此外哥伦比亚学派还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以【功能主义】为理论指导，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方法基础，以管理研究为运营方式的研究体制。具体来讲，这种范式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收到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研究更加注重“建设性”，即通过发现规律为现实立法，给社会管理阶层提供操作性建议和措施。

这种传播研究范式的优越性：

①制造了不少操作程序简单、易于上手、评价标准明确的研究工具；

②经过对研究规范的强调，研究成果摆脱了早期数据的堆砌，通过文献综述和寻找对数据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逐渐在形式上避免了研究的抽象性。

③确立了一种可以批量高效地进行学术生产的模式，满足了高速成长的传媒产业的需求。

与此同时，几乎每位从事批判或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都曾把哥伦比亚学派作为靶子阐明自己对传播研究现状的不满。eg.阿多诺vs.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vs.拉扎斯菲尔德；吉特林vs.卡兹、拉扎斯菲尔德；詹姆斯凯瑞反对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凯瑞将传播研究追根溯源到芝加哥学派，对哥伦比亚学派作为传播研究源头的正当性提出质疑。然而，这些哥伦比亚学派的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将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为了树立靶子忽略了该学派的重要贡献

二、哥伦比亚学派＝有限效果？

在人们印象中，哥伦比亚学派最大的贡献（对批评者来说也是最大的问题）是提出了有限效果理论。但是我们首先应该问的是，哥伦比亚学派是否能与有限效果论画上等号？

事实上，该学派的许多重要文本中经常能够看到与这一被普遍接受的常识相左的观点。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大众传播三功能说：“社会地位赋予、社会规范强制、麻醉负作用。”这三个概念都强调了大众传播的强大效果。

被认为是确立了有限效果论的《人民的选择》和《人际影响》中我们也看不到明显的有限效果的判断。如在《人民的选择》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大众传播“强化”既有政治倾向的概念，却没有说过“强化”等于无影响。《人际影响》的成书过程也反映了上述矛盾。这个研究中的悖论就是证据：当证明人际传播的效果大于大众传播时，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大众传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人际影响所传递的意见正是大众传播的内容。

三、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方法的多样主义？

在哥伦比亚学派内部，并非是实证主义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如赫佐格的广播剧妇女听众研究就采用了深度访谈的方式，默顿等人从中提炼出了“焦点小组访谈法”的研究方法，在此后被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哥伦比亚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论证的逻辑上。如果说拉扎斯菲尔德坚持的是形式逻辑的话，阿多诺更欣赏的是辩证法。后者是主观性较强的思维方法。哥伦比亚学派对于传播效果的定义并不狭窄，它不排斥批判学派的视角，只是更强调论证的经验性和逻辑性。

两级传播证明人际传播的影响大于大众传播？意见领袖的观点仍来自大众媒体，不能简单地对比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影响的大小，因为作为社会体制或社会权力的大众传播无法跟自发性的人际传播相对比。
让哥伦比亚学派与有限效果论划等号的可能是自身对传播历史的建构，卡茨首先划分了两个时期，竖起了魔弹论的稻草人。经由以下过程：建构并不存在的敌人来反衬自己研究的创新型，克拉帕的总结，施拉姆的确认。
拉扎斯菲尔德划出的手中研究领域，受众研究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个人行为是外界环境的影响，还是能动的选择？结构性与能动性的问题。此类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站在传播研究之外观察传播研究，而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一种从传播学内部反思传播研究的视角。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重新审视灰色地带，对于解放传播学的想象力是多么重要。

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的联系

一、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詹姆斯凯瑞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接续薪火，将其发扬光大。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学派崛起的辉煌描述，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却避而不谈。

二、为什么是帕克？

提到芝加哥学派，多数人能想到的重点人物是：杜威、米德、库利、帕克。

四人关系：库利和帕克是杜威的学生，米德是杜威的同事。杜威在关系网中处于中心地位。

而帕克的位置颇为特殊。杜威、米德、库利都未有过媒体从业经历，主要从哲学、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讨论传播问题，强调传播在自我形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而帕克不同，他拥有十一年的报纸从业经验。他的传播和新闻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质化材料和实际调查。

然而在提及芝加哥学派的时候，帕克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詹姆斯凯瑞在介绍芝加哥学派的时候，提及最多的是杜威的传播民主论、传播仪式观，米德的象征性互动理论以及库利的镜中我、初级群体等观念，关于帕克的学术贡献和观点却语焉不详。詹姆斯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忽略帕克的原因：在帕克身上具有许多与凯瑞眼中的芝加哥学派迥异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传播研究向着凯瑞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三、连续中的断裂

帕克与其他三人相比，主要兴趣在于运用经验性材料，探讨在现代城市中如何消除不同文化社群之间的冲突，实现文化与身份的整合。正如胡翼青教授评论的那样，帕克“摒弃了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学术立场，将学术与日常生活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位典型的专家型知识分子。”

帕克对于移民报刊的研究是为了服务于他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这正是詹姆斯凯瑞要反对的。然而，帕克毕竟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政府的智囊，他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不能受到研究者本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

四、断裂中的连续

为什么詹姆斯凯瑞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被降格为配角？——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凯瑞想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而帕克身上的太多特质与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不符。凯瑞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堕落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作二者之间的关键性过度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

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着不少共识。

五、传播研究与知识社会学

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大师中，只有帕克有新闻实战经验。他借用了威廉詹姆斯的划分，将知识分为“正式的知识”和“非正式的知识”。前者是理性的、系统的、需要通过学习行为习得的知识，而后者是了解的知识，是通过个人的和对周围世界的亲身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是非正式的和下意识获得的常识。

帕克认为，在知识的光谱中，新闻位于正式的知识与非正式的知识之间。新闻是日常事件，对它的记录和描述属于非正式知识，但是新闻不限于普通人的街谈巷议，它又有理性的一面。詹姆斯凯瑞希望通过接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将传播研究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歧途上重新引回人文主义的大道，但是他忽略了帕克的“作为知识的新闻”正式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道理。在解构凯瑞的芝加哥学派神话的同时，也可重新接续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