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39-《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
本书为“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中的一本，作者为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汉学家杜润德，原版著作出版于1995年。
通过《史记》文本来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情感脉络，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全书有五章，每一章都可以看作是独立成篇的论文。全书的主要观点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表达的——司马迁的写作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他对历史素材的选择与改写上，表现在他对同一事同一人在不同部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不同叙事上。之所以如此，则要归结于司马迁生命际遇中的矛盾与挫折。司马迁的写作“不可避免地会被他自己（在那个期间）的经历所塑造，他的那些经历要求他为生存和表达提供最强有力的可以接受的理由”（页28）。通过《史记》这面“朦胧的镜子”，映照出司马迁自己经历与思想的“影子”。
第一章《孔子二世的挫折》。杜润德给了司马迁一个“绰号”——孔子二世，分析、阐释了司马迁作为写作者的使命以及《史记》中大多数人物的命运基调。用来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卷130《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卷61《伯夷列传》。
《史记》是一个巨大的不同文本和相互矛盾的叙事体的集合。司马迁有时会改编比较久远的文本，使它们与他自己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大体一致，而对其他文本则是以一种有点草率的方式进行编辑，还有一些则是逐字逐句引用。（页27）
在司马迁看来，文学力量来自于一种巨大的失意，它使得约束和控制成为不可能。。。根据这个理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来自极端的生存环境，如遭受排斥、监禁、挫折、迫害及死亡的痛苦。因此，文学是一种能量的转移。。。失意的作者变成“文本式”的萨满，在后世为死者说话。当学者-历史学家把不朽赋予他人时，他自己也获得了同样珍贵的礼物。（页35）
第二章《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关键词是“圣人”“不用”。对于孔子为什么进入“世家”，杜润德采用了廖平的观点：“权力”是进入“本纪”的基本条件，“持久”是进入“世家”的基本条件。杜润德把“世家”理解为“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家族（或学派）”。他把司马迁对孔子生平的描述概括为任职、（被诽谤而）离开故土、游走（磨难）和回归四个主题。司马迁在描述孟子和他自己的经历中，都提到“受困”的磨难。司马迁写的是孔子，映射的是自己——“孔子二世”。
司马迁写孔子时或许是在安慰自己，他对过去那些伟大人物遭受诽谤的描写，对历代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中国文人是一种慰藉，他们自视清高，却得不到重用。（页71）
“至圣”的伟大贡献是通过编辑和写作完成的（页79）。
第三章《司马迁、六艺和<春秋>》。继续对司马迁笔下关于“六艺”、《春秋》和孔子的记述进行阐释，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作《春秋》。而司马迁之于《史记》就如孔子之于《春秋》。
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来说，《史记》是用来反映它之前一切的镜子。与《春秋》中孔子的含蓄不同，司马迁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史记》中充满激情、自由放任的叙述部分，他是最强大的。
第四章《亡父和活着的记忆》。以《伍子胥列传》为例，看司马迁是如何“使用和塑造史料” （页121）的。有研究说《史记》中提到了81种文献，也有说是88种的（页114）。这一章中，作者罗列并对比了《左传》8条、《国语》相对于《左传》增加或不同的5处、《吕氏春秋》中相关的4段材料，而后针对《史记》中涉及伍子胥的篇目（包括卷66《伍子胥列传》，之前的卷31《吴太伯世家》、卷40《楚世家》、卷41《越王勾践世家》，以及之后的卷86《刺客列传》），进行相应的对比与分析，指出司马迁对材料的使用（增删、详略）是服务于各卷的“传主”，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其“中心论述”的考虑。《伍子胥列传》的叙事结构和重点正如该章标题所述，是关于“亡父和活着的记忆”，而这何尝不是司马迁自己的境遇？
《伍子胥列传》的“太史公曰”，与其说是在描述伍子胥，不如说是他在描述自己的境遇。（页147）
第五章《名垂青史》。有学者统计，《史记》中涉及战国这段不到250年历史的内容占到38%（页150）。而司马迁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其主要依据是后来写入《战国策》中的史料。这一章重点分析了卷86《刺客列传》和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这两卷中，司马迁偏离了史料，以文学手段进行了细节上的处理。同样的主题在这两个列传中得到体现：于《刺客列传》，包括“未被认可的才能，对父母的责任，对真正了解并欣赏自己能力的人的忠诚，以及牺牲的勇气”（页159），于《鲁仲连邹阳列传》则是“关于耻辱、不可能的选择和与死亡最直接的对抗”（页164）。其中特别提到《刺客列传》中聂政姐姐的“有名字”和《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燕将的“没名字”。该章还分析了“与《战国策》史料无关”（页171）、“就像一部小说”（页173）的《魏公子列传》。“成为一个因赏识他人而被别人赏识的人，是信陵君走过的道路，也是聂政姐姐所走过的道路，只是方式完全不同而已”（页178）。
《史记》中，人群的声音，或第三方的声音，通常暗示对事件的“正确”反应，引导读者产生适当的反应。（页162）
孔子曾经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他似乎甘于为了彰显别人的美德而一生默默无闻。“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是另一个孔子说的话，追求一种只有被别人认识和欣赏才能实现的不朽。（页178）
第六章《思想者或讲述者》用以分析和对比的是卷7《项羽本纪》和卷8《高祖本纪》。司马迁的叙事中关于项羽和刘邦的对比主要有三处：一是年少时看到秦始皇时的反应（项羽“彼可取而代也” / 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二是“两首歌”（项羽败时唱“力拔山兮气盖世” / 刘邦胜时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三是太史公曰（直接评论项羽 / 不直接评论而转至王朝更替）。该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司马迁）是一个既写历史又写故事的文学天才。
项羽和李将军是两位以悲剧收场的戏剧性人物，但正是这类人物激发了司马迁的想象力；而刘邦、卫青和霍去病是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一贯缺乏能激发司马迁创作美文的魅力和“奇”。（页192）
司马迁的评论体现了他史学中相互关联和批判的两个方面：第一，他自己过去的回忆不断萦绕在他关于历史的叙述中；第二，他既情绪化又理智地投入了自己的故事中。
《史记》是司马迁的“镜子”，既照见历史，也照见他自己。那些人物和故事，是历史的映射，也是司马迁周遭经历的映射。
（P．S.译文中有些句子不够通顺，读起来不是很流畅）
202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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